采写丨新京报记者 何安安
中国到底有没有哲学？有没有哲学对一种文化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是否只能从“不同于西方”的角度来理解中国哲学的特点？“以中释中”是否可能？什么才是真正的“以中释中”？“中”以及“中国哲学”的特点究竟如何？
20世纪初，中国哲学界有一场激烈的争论，这也就是“中国哲学合法性”论证。不少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只有思想，没有哲学，哲学是“西方舶来品”。按照这种解释，“中国哲学”只是中国被迫进入现代后，按照西方知识形态的一种“塑造”。这场争论至今尚未结束，时至今日依旧有人认为孔孟老庄哲学味不浓；也有人认为，既然认为哲学不是中国的，那我们完全就不必按照哲学的方式对待中国古代思想家，我们要“以中释中”。
近日，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哲学十五讲》的作者杨立华做客北大博雅讲坛，以“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由《中国哲学十五讲》说开去”为主题，在国家图书馆总馆北区一层学津堂，讲述了中国哲学的基本洞见和思考论证，正面回应了“中国哲学为何是哲学”以及“该如何理解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赵金刚则担任了本场活动的主持人。
12月7日，杨立华做客北大博雅讲坛，以“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由《中国哲学十五讲》说开去”为主题展开了论述。图为杨立华（左）和赵金刚。
“中国没有论”是一种无聊的夸张讲法
赵金刚说，熟悉中国思想界状况的人会发现，今天我们无论是谈中国哲学，还是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并不是一件能那么大胆去讲的事情。20世纪初，思想界出现了一场剧烈争论，谈论的核心就是中国哲学的合法性，有很多人质疑中国到底有没有哲学？如果中国有哲学，那么中国的哲学又是什么样的形态？
《中国哲学十五讲》，杨立华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3月版。
赵金刚认为，这场论证至今没有结束，而且这场争论以后，很多人选择了告别中国——既然说中国没有哲学，就选择哲学的方式，抛弃“中国”这两个字。当然，也有很多人选择“中国”而抛弃了哲学。在今天中国的哲学当中，有用经学的方法或者别的方法去诠释中国思想的路线，但赵金刚说，杨立华是个例外，他始终坚持中国哲学的路线。
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到底是什么？我们在哪种意义上既能讲哲学，又能讲中国哲学？杨立华说，谈及中国思想、中国文化，都没有争议。但是，中国思想到底怎么界定，能不能提“中国哲学”这四个字，中国到底有没有哲学，是一个关键的问题，也是一个文明论的问题。杨立华认为，如果回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回到文明论的视野里，有助于理解今天还在争论“中国哲学合法性”到底意味着什么。
在杨立华看来，一百年多年前有人质疑中国有没有哲学可以理解；一百年后的今天，还争论这个问题，其实有点莫名其妙的夸张。中国哲学这个学科确立至今，也已经超过一百年。杨立华说，中国学术界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总是有人诋毁哲学，尤其是中国哲学，认为“哲学”这个词汇是一个舶来品，但很显然，“哲学”二字只是一个翻译的词汇。
那么，真正的问题在哪里？第一点，哲学有没有标准性？第二点，哲学和文明的关系如何。杨立华首先用反问回应质疑，“一个如此悠久的文明，如果没有根本的看待世界、人生的目光，它又如何源远流长地走了这么多年？”
杨立华曾经在上海陆家嘴图书馆做了有关于《中国哲学十五讲》的活动，在这场活动中，他提到，一直以来有所谓“中国没有论”：中国没有宗教，中国没有哲学，中国没有科学等，而最近一个讲法是中国没有创新。在他看来，这些观念都很奇怪，是非常夸张的讲法。杨立华说，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赵汀阳在《惠此中国》中对中国文明有一个非常精到的概括，第一条就讲中国文明是自发生以来从未中断过的文明。回到问题本身，如果中国没有宗教、没有哲学、没有科学，甚至没有创新，中国的几千年历史如何延续至今？因此，他用“无聊”两个字对这种夸张的讲法进行了回应。
《惠此中国：作为一个神性概念的中国》，赵汀阳著，中信出版社2016年6月版。
“中国哲学”这四个字是杨立华一直以来的坚持
杨立华抛出了一个问题：“当你说中国没有哲学的时候，那你告诉我标准的哲学形态是什么？”杨立华非常认同德国古典哲学是西方哲学的巅峰，但这不意味着谢林、黑格尔等就是唯一的哲学形态。杨立华认为，哲学没有标准形态，既然没有唯一的哲学，中国没有哲学的说法也无从说起。什么是哲学？杨立华基于自己多年的积累，给出了一个定义：关于世界、人生根本问题的理性的、成体系的思考，就是哲学。而以这个标准衡量，中国所有的思想者，其实都是哲学家。这其中会涉及三个要素：一是关于世界、人生的根本问题；二是理性地看问题；三是要成体系。杨立华说，自己当然认为中国有哲学，而“中国哲学”这四个字也是他一直以来的坚持。
杨立华说，《中国哲学十五讲》最大的特点，就是他不讲学派思想的传承，重点只在于深入每一个哲学家体系的内部，揭示这一体系的核心和最为关键、最具思想张力的内容。在这里，杨立华突出强调了中国哲学的说理方式，也就是以思辨的、逻辑的、论证的方式来说理。杨立华提到，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陈来的《仁学本体论》中非常明确地讲了论证本身，我们为什么要论证？论证是让我们所说的道理更具说服力，是使道理获得说服力的形态。
《仁学本体论》，陈来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6月版。
论证有不同的传统和方式，其中，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丁耘在《道体学引论》一书中讲到了诠释性论证，通过诠释历代哲学家的思考，通过诠释历代伟大的哲学经典，来获得自己论说的说服力。在一个权威系统完整的情况下，只要回溯到基本权威，所说的道理就获得了足够的说服力，这就是诠释性论证，或者说是整个经学论证的方式。
《道体学引论》，丁耘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8月版。
杨立华举例说明，在一个孔子的权威不受质疑的时代，需要辨析的就是这话是不是孔子说的，以及孔子说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但当权威系统崩解之时，仅仅回溯到某种权威的系统就不再有这样的说服力，这个时代、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就要回到所谓的“自然之理”，回到根本的原理上来，回到基本的普遍理性所能支撑的逻辑和思辨的论证上来。杨立华表示，这也是他在《中国哲学十五讲》中呈现的主要脉络，他所呈现出的几个时代，也是中国哲学最具原创力的时代，因为这几个时代都是从人的普遍理性出发，用逻辑的和思辨的方式提供论证的时代。
中国文明没有创世神话，没有彼岸的假设
杨立华说，现在做中国思想研究，大致有三个路向：一个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路径，始终恪守中国哲学，坚持在哲学这个思路上，坚持概念的分析，坚持进入体系内部；一个是中国经学史的路向；第三是思想史的路向。在这之中，思想史路向内在比较复杂，包括用社会史、人类学各种各样的角度来研究、解读中国思想；包括女性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等，但杨立华认为，经学研究的路向不能替代中国哲学的固有位置。
魏晋时代，经历了从“五经”到“三玄”的变化，为什么“三玄”成为核心？杨立华说，这是因为“五经”已经不具有汉代时候所具有的权威地位。到了两宋，这种情况更加清晰。为什么北宋的儒学不称经学？为什么北宋的儒家哲学称道学或称理学？杨立华说，这其中的原因，就是因为当时已经不能仅靠简单的经典权威的解释来自我辩护了，那个时代的哲学家在很多地方体现出伟大的、超学派的气质，甭管谁的话，只要对就要接受，这就是根本的理性精神，也是整个北宋一代伟大哲学家取得那样的哲学高度的根本原因所在。
那么，如何真正理解中国哲学的特质呢？杨立华想凸显相关联的两点：第一点就是中国文明看待世界的独有的目光，也就是中国文明的此世性的问题，中国哲学、中国文明看待世界的目光是最少假设的目光，不用假设创世，所以我们的文明没有创世神话。在这里，杨立华特别推荐了美国著名汉学家、中国历史学家牟复礼（Frederick W. Mote，1922年-2005年）所著的《中国思想之渊源》，在这本书中，牟复礼开篇就讲到了中国文明没有创世神话，没有彼岸的假设。
《中国思想之渊源》，[美]牟复礼著，王立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版。
杨立华认为，不假设创世，不假设彼岸这两点非常关键，因为这才可以使得我们用最单纯的目光来看待这个世界，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中国哲学呈易简的形态，也就是《易传》里讲的，“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与之相匹配的就是北宋哲学家程颢所说的“百理俱在,平铺放着”。由此引申出来的就是，中国哲学形态是要关注自然之理，一切哲学的根基都在自然之理，而自然之理在中国哲学的根本路向上，还是想强调天道人性的统一，大体说来就是如此。
到了权威缺失的时代如何呢？杨立华以孟、庄为例。孟、庄所处的时代是“百家争鸣”的时代，而“百家争鸣”实际上意味着根本思想发生了歧裂。杨立华说，用最简单的话讲，就是这个时代人们对美好的判断标准出了根本的分歧，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美好的，什么是丑恶的，所有这些东西都发生了根本歧裂。所以在“百家争鸣”这个时代，也就是战国时期，这是中国思想空前混乱的时代。
那么，在这个思想极度混乱的时代，孟子、庄子所走的是怎样的哲学道路？杨立华提到自己最近在创作有关庄子的新书，在写作过程中，他惊讶地发现，庄子在为自己的理论提供最根本的哲学辩护时，居然走的也是主体性哲学的道路，这跟德国古典哲学在某种意义上异曲同工。当然，杨立华也强调，这两者之间有非常大的区别，中国哲学没有目的论，没有创世的观念，而这导致了谢林、黑格尔都和中国哲学形态不一样。
杨立华最后讲到了孟子的哲学论证，他认为，孟子的哲学论证中最伟大的哲学论证是《孟子·尽心上》。《孟子·尽心上》的第一章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杨立华说，这两句话包含了孟子最核心和最关键的论证，而这是真正意义上的论证，甚至我们强化一点可以说是证明，也是主体性哲学。
“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讲的是心，这是孟子非常关键的一段论述，从上下文看，这里讲的是大人、小人的分别。孟子强调了感官和心的不同，“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蔽于物”呈现出耳目的局限性、遮蔽性。
杨立华解释说，任何感官一定有边界，一定有感知的边界，只要有感知的边界就意味着根本的限定，已经天然地限定了感知的范围，感官之知到此为止。感官的第二点是被动性，“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所以“思”的反面是遮蔽性和被动性。杨立华说，“思”的反面是遮蔽性和被动性，那么，反过来“思”就是超越遮蔽的和主动的，而这两者是结合在一块的，这种超越性和主动性互为表里，主动性就体现为不断的超越。
作者丨何安安
编辑丨张婷
校对丨翟永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