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董牧孜
今天现代国家大多数以经济发展为核心，在全球化的时代，各国的经济和文化之间充满沟通、碰撞与交流，也在跨文化交流中发现很多共性，面临共享的危机和挑战。所有的文化、世界观都在不断地重塑，人的身份也在不断扩大。
在2019年12月的“三亚财经国际论坛——全球格局变化下的应对与抉择”中，由《财经》杂志、财经网、《财经智库》联合主办以及北京中艺艺术基金会特别支持的三亚文化艺术论坛上，来自海内外的学者、专家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中国与世界的大尺度下探讨了如何激发传统文化的现代活力，推动跨文化交流。
我们精选了清华大学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教授任剑涛、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何怀宏、中国戏剧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国家话剧院原副院长罗大军和百老汇战略回报基金创始人、百老汇制片人约翰·约瑟夫的发言，他们分别探讨了中国传统文化及中西交汇的艺术形式话剧的不同方面。
现代社会的传统文化，已经不够“传统”了？
今天我们十分关注传统文化和现代活力的问题，传统文化会与现代社会存在观念冲突，也能给现代社会带来新的思维方式。清华大学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教授任剑涛和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何怀宏就此分享了他们的看法。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教授任剑涛
任剑涛：传统是我们生活的源头活水，但谈回到传统文化，我们要搞清楚1840年以来，中国的传统文化已经够不“传统”了，我们的传统文化遭到了重大冲击。1919年至今整整一百年，我们离传统已经够遥远，够陌生，够不知所措，够不称为“传统的孝子贤孙”了。
美国有两百年的历史，但厉害之处在于，美国自古就对接了罗马希腊的传统。面对古希腊伟大光荣和辉煌的历史，今天希腊的人估计不会喜形于色。同样中国人，我们要回到先秦，又有多少人还有兴趣读先秦呢？极少有兴趣读先秦的人之中，又有多少人能够读懂呢？今天的我们很难对接先秦，那请问我们发展的根基何在？因此，回到传统吧。
1978年以来，我们中国人认识到，软问题必须硬化，硬问题必须软化。我读古代哲学最后发现，还是要富国强兵，软问题没有政经实力就别提了；而我们一旦脱贫，就会发现硬问题需要软化：你有什么样的人生意义追问？你有什么样的人类关怀来促使你解决政经问题。这是方向性的问题，也存在转化的问题。
“低欲望社会”到来？发展的基本动力还在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何怀宏
何怀宏：中国人的第一次价值大转换，是从信仰神灵开始转向人间，下层百姓不再以彼岸、来世为主要的目标。直到一百多年前的近代，我们才有第二次价值大转换，从人文转向富强，考虑现代的小康生活，发财致富。这种对于美好物质生活的欲望相当普遍，甚至是植根于人性的。
中国人的特殊性在于，很早就开始了向世俗化转变，并在三千年里形成了一些配套的德性，比如勤劳、节俭、韧性、忍耐、灵活、重视教育、善于学习等。没有这些配套的观念，仅仅是欲望强烈可能还是不够的。
为什么中国三千年里并没有发展出现代化来？这并不是因为中国人不够聪明，不够勤劳，而是和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有关。中国传统的社会是少数统治的等级社会，社会主导的价值是成为君子，而并非经济高速发展。这种根本的文化动力，过去是被温和地压抑着，但在近代被释放出来了，变成了一个大传统。传统不需要重构，只需要调整，改变它的地位，就可以使它成为现代化发展源源不竭的动力。
近40年中国经济的崛起不是偶然，后面有非常强大的动力，目的因可能是最重要的。有人说，中国会不会走向“低欲望”的社会，不是出现了“佛系青年”吗？但价值观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也不会一朝一夕就改变。虽然可能会有弱化，但基本的动力还在。如果从发展的动力、欲望、价值取向来考虑，我们对于今天的经济形势可能也不需要太悲观。当然，对全面的幸福来说，我们也需要对现代化进行反思。
科技不仅是经济的火车头，科技在我们的时代越来越发挥着决定性作用，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科技的发展来实现的，也形成着我们的文化。今天科技一家独大的局面会产生两个很大的不平衡：我们控制物质的能力不断增长，达到了非常高的程度，但是我们道德和精神自控力却相形见绌，而且越来越不平衡。基因工程、基因编辑婴儿、人工智能、脑机连接、器官更换，还有穿越时空……相比政治、经济的变化，未来几十年或者百年内，科技所带来的巨变不仅是针对某一个国家或某一个文明，而是针对整个人类文明而言的。
技术的本质是一个座驾，人坐在里面万难逃逸。对此，我们没有太多的招儿。海德格尔有句话，“哪里有危险，哪里也生救渡”。作为一个心灵的守望人，我们只是紧紧盯住危险，也许为上帝的出现或者不出现做准备，不至于在它来临的时候大家全睡着了。
西方舶来品话剧如何在中国生根？
今天的话剧、音乐剧等戏剧形式，自身便是20世纪以来中西交流、碰撞及再融合的产物，因应社会文化需求变革而生。戏剧在中国原是小众冷门的文艺项目，近年来则在一线城市大受欢迎，常有一票难求的剧目出现。除了高清放映的戏剧，亦有西方原班人马引进的戏剧，还有不少国外经典戏剧已改编成本土化的中文版本。
罗大军从事话剧工作已经32年了，在112岁的中国话剧面前，他自认为是个年轻人。自2017年从中国国家话剧院退休以来，他依然在从事编剧、导演、戏剧运作、中外戏剧文化交流和戏剧制作等工作。
一部成功的戏剧诞生有很多因素，既要找到资金也要找到观众。美国百老汇制片人约翰·约瑟夫（John Joseph）来到中国之后看了很多节目，观众的反应令他印象深刻，如今他更关注的是如何更有效地讲中国故事，分享跨国故事。
罗大军（中国戏剧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国家话剧院原副院长）
罗大军：话剧对于中国来说是舶来品，和传统戏曲不同。最早，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开始演欧美戏剧，演莎士比亚的剧本。后来出现了曹禺、田汉、老舍、郭沫若等一大批剧作家，也带动了很多小说家写剧本。
戏剧是被公认最难写的艺术。学编剧的话，原创是一方面，首先要学习改编经典名著。在中国最多的是俄苏戏剧、美国戏剧和法国戏剧。只有看到了，才能知道该向别人学些什么以及如何找突破口。西方的戏剧跟小说一样，很个人化。这么多年来，中国的话剧工作者都在尝试让西方戏剧和中国的传统戏剧结合起来，不论是形式对接还是内容对接。
全球化时代的戏剧制作如何展开？
百老汇战略回报基金创始人、百老汇制片人约翰·约瑟夫（John Joseph）。
约翰·约瑟夫：制作人要把艺术和生意的世界融合在一起，他们往往戴着两顶帽子：一顶是艺术家，要讲故事；一顶是做生意，要保证项目最后能够成功。其实制作人内心都是讲故事的人。他们最关注三个问题：一个故事需不需要讲？如果需要讲，这个艺术家是合适讲这个故事的人吗？如果是的话，那这是合适的时机吗？观众已经准备好了来看这个故事吗？三个问题都可以时，这个节目就可以做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因为你都不知道五年后的观众是谁”，约瑟夫说。
百老汇音乐剧的制作周期很长，从创意期到真正开幕大约需要七年。要讲好故事，找最好的人演，花一年的时间筹款，比如筹到2000万美元才能上映。一旦节目的帷幕拉开，制作人又回到了艺术家的一份标签，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流程。如果这七年每一步都做对了，很顺利，观众是能感受到的。当观众有了好的反馈，制作人就知道自己成功了，故事会在很大范围内传播，而同一个故事在不同国家上演时需要对故事进行不同的调整。制片人的工作，就是尽可能把那些更聪明的人聚集在一起，有效地聆听他们的意见。
撰文 | 董牧孜
编辑 | 张婷
校对 | 翟永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