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保"6"这一话题，中国经济学界掀起了久违的大讨论。12月18日下午，社科院世经所组织召开的研讨会上，野村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挺、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副院长王勇、武汉大学经济学博导管涛、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殷剑峰、中银国际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徐高、恒大研究院首席宏观研究员罗志恒等多位经济学家围绕保“6”展开了和而不同但立场鲜明的争辩，余永定就有关问题作了回应。

继新京报12月11日刊发的《保“6”之辩》专题后，新京报梳理此次会议争辩的话题，并针对外界关注的问题做了补充采访，试图再次通过争鸣与思辨努力寻求中国宏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出路。

陆挺：在投资率较为稳定的情况下，不断下行的经济增速反射出资本回报率的持续下降

对于基建投资，我们要面对一个问题——不断下行的投资回报率。可以通过模型估算，使用各种各样的投资回报率，中国现在的投资回报率确实还比较高，尤其是考虑外部整体效应。但客观上要看，过去几年中国确实面临一个问题：投资回报率在下行。过去十年我国的固定投资占GDP的比例（投资率）稳定在43%到48%之间，实际和名义GDP增速却不断下滑。在投资率较为稳定的情况下，不断下行的经济增速反射出资本回报率的持续下降。

资本回报率下行带来以下几方面的影响。首先是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潜在经济增长下降；其次金融资产尤其是银行资产质量的下跌，以宽松货币政策为基础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所带来的刺激效果减弱，并可能增加系统性金融风险，缩小了下一轮政府扩张性政策的空间；最后是导致经常项目恶化，间接增加金融风险，也会缩小未来政策空间。

王勇：在A（人工智能）B（区块链）C（云计算）D（大数据）等新兴产业上还有很大的基础设施投资空间

估算投资回报率我们需要突破单部门模型的思维，既有回报率低的产业和项目，也有回报率高的产业和项目。即使是基础设施投资，我们在不少方面依旧存在短板。为什么我们一想到基础设施投资仍然只是“铁公基”？中国的基建投资不仅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铁公基”，在A（人工智能）B（区块链）C（云计算）D（大数据）等新兴产业上依然还有很大的基础设施投资空间。

比如，随着创新重要性的提高和老龄化的到来，中国需要大力提升人力资本投资。但我们现在好的学校足够了吗、医院足够了吗、养老机构足够了吗、健康产业发展好了吗？与教育、健康、创新等人力资本相关的产业还存在巨大的不足。

实际上，随着旧的产业被淘汰，新的产业会不断出现，而且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很多新的产业并非需要自己创新，而是承接发达国家的产业，这其中包含着巨大的投资需求。

当然，我们确实需要考虑防止浪费性基建的问题，需要有一套合理的机制保证在事前论证，事中监督和事后评估的流程尽量规范化、实质化、专业化。尽量减少低效率投资。正确估算基础设施投资的回报率，因为涉及公共品、耐用品、社会效益以及一般均衡效应，是一件极具挑战性的工作。很难，但别无他法，不能因噎废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