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保"6"这一话题，中国经济学界掀起了久违的大讨论。12月18日下午，社科院世经所组织召开的研讨会上，野村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挺、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副院长王勇、武汉大学经济学博导管涛、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殷剑峰、中银国际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徐高、恒大研究院首席宏观研究员罗志恒等多位经济学家围绕保“6”展开了和而不同但立场鲜明的争辩，余永定就有关问题作了回应。

继新京报12月11日刊发的《保“6”之辩》专题后，新京报梳理此次会议争辩的话题，并针对外界关注的问题做了补充采访，试图再次通过争鸣与思辨努力寻求中国宏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出路。

管涛：提振企业家信心的关键是任何政府的政策不要反复无常、变来变去

我认为，提振企业家信心的关键并不在于政府是否实行刺激政策，更重要的是，任何政府的政策不要反复无常、变来变去，不要一会儿热一会儿冷。比如，在中国经济要稳增长的时候，政府机构一哄而上，抢着给企业送温暖。但一说要收缩调控政策，开始对企业实行“一刀切”。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猪肉价格问题都是这方面的典型表现。

对于当下的经济形势采取的政策同样如此。中央提出，鉴于风险点、不确定性较多，要做好动态评估和预案。面对当下经济形势，要采取什么政策、要得到什么政策目标、要做哪些牺牲？——要随时评估这个过程，并随之调整政策力度，这样的话才能保持政策内在逻辑的一致性，才能保持自己的战略定力。如果政策老是变来变去，肯定也是不行的。

罗志恒：当前亟须加强政策的可预期性同时避免摆动太大

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重要原因是民营企业家精神和地方政府企业家精神受到抑制，尤其是企业家信心的下降。近年来，去杠杆、去产能、加强环保等改革和政策的大方向都是好的，初衷也是好的，但是执行中却误伤了民企，出现了信用分层、融资歧视等情况，使得企业家的信心和预期不稳，不愿意扩大投资。2018年上半年政策相对较紧，下半年提出“六稳”，政策转松，2019年一季度经济短暂企稳后政策转为偏紧，年中开始政策又宽松。总之，我们当前亟须加强政策的可预期性同时避免摆动太大、强化政府的法治与契约精神、落实所有制中性，真正让民企安心，提振其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