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丨余雅琴
近年来，随着视频网站的普及和一些爆款纪录片登上院线。作为特殊的影像形式，纪录片越来越走进大众的视野。在各种官方或非官方的影展和展映活动上，也不难发现纪录片的身影。
究竟什么是好的纪录片？一直以来有很多争议，核心议题之一是纪录片的真实性问题。究竟什么是真实？如何在个人表达和真实事件之间做一个平衡，考验着每一位纪录片作者。
近期，歌德学院举办了一场以“真相属于谁”为议题的圆桌论坛，十来位纪录片的研究者、工作者和爱好者相聚一堂，共同讨论这个问题。这些内容包括：真实是被构建的吗？我们所见是否就是真相？纪录片的第一原则是真实吗？针对这些问题，德国莱比锡纪录片和动画电影节（DOK LEIPZIG）节目策划，同时也是德国的电影学者拉尔夫·欧厄作为论坛的主持分享了一些富有洞见的观点。
借此机会，《新京报》采访了拉尔夫·欧厄。在访谈中，他分享了西方电影节对中国电影认识上的陌生和事实上的渴望，以及莱比锡电影节作为欧洲重要的纪录片电影节的选片标准。
拉尔夫·欧厄（右），作家、译者和策划人，现居柏林。他在马尔堡、巴黎和法兰克福学习日耳曼学、罗曼语和建筑学，并在柏林德国电影电视学院（dffb）和维也纳大学任教。1984年，他担任杂志《电影批评》的编辑。2005年任柏林电影节回顾栏目策划人。他是全球多家文化机构的顾问。现任莱比锡国际纪录片和动画电影节策划。
新京报：每个电影节都有自己不同的选片标准。对莱比锡电影节来说，选片的标准是什么？
拉尔夫·欧厄：我们主要选择的是艺术纪录片。这就决定了我们想要的不仅仅是事实，还有导演想要表达的观点，以及广阔多样的风格和处理特定主题的态度。
除此之外，挑选的标准不在于它的议题性。我们也不排除轻松明快的主题，正如我所说的，我们寻找的是电影制作人的某种态度，他/她如何解释自己的想法。人们对纪录片的偏见之一，就在于认为它应该非常沉重，但我们并不反对电影是轻松的或有趣的。
拉尔夫·欧厄主持展映活动
新京报：莱比锡电影节和中国电影人的合作是怎样的？你同时还是德国重要的电影研究者，那么你对中国的纪录片是否有一个整体性的观察？
拉尔夫·欧厄：实际上，主动来我们这里的中国纪录片电影人并不多，这可能主要是因为我们在话题制定时就没有偏向中国乃至东亚区域。这是双向的，正因为电影节没有关注亚洲的话题，亚洲的导演也很少投给我们。来自其他一些地区的作品，比来自中国的要多得多。
中国电影和纪录片，基本上是我的盲点。整体上，我对中国电影更多是持好奇的学习态度，很多事情我并不知道。这也是为什么这次要来中国，因为我想要弥合这个鸿沟，这种认识上的鸿沟是存在的。
我们当下的工作重点，是先构建起彼此联系的网络。这中间其实存在一些沟通的误解，中国电影是我的盲点，如果我不来中国，也许会想当然以为中国作者对莱比锡电影节也不感兴趣，事实上并非如此。
所以，从现在开始就是一个很好的起点，我们要把相互的网络联系构建起来。我此行不单只是希望了解更多的信息，这段时间我也真正观看和体会到中国纪录片，这些东西逐渐进入到我的脑子以及身体，我期望着能够看到更多作品。
新京报：展映的影片绝大多数都是英文的，电影节是有意识偏向英语世界的创作吗？
拉尔夫·欧厄：并不是这样的。因为现在英语是世界各国人民交流的语言，是一个事实上的世界语，它也是我们电影节主要的工作语言。尽管这么做并不是一个完美的选择，但目前情况就是如此。
在我们选的电影里面，当然大部分都配有英语字幕。但这并不是说片子全都是用英语拍摄的，使用英语更加不是我们遴选的一个标准。我们也知道，字幕会有很多内容上的损失，一些深刻的文化内涵会在翻译的过程中缺失。但是没有办法，我们的团队里没有人懂亚洲语言，所以目前英语字幕就是我们试图理解亚洲电影必须经过的桥梁。
遗憾的是，除去翻译会流失语言的精准之外，在视觉语言的表达和讲故事的方式上，东方跟西方也并不一样。如果我们的团队能有亚洲的力量参与，就能得到很大的帮助。但目前我们也存在经费的问题。尽管这不应是一个借口，但就目前来说，预算的困难也是一个事实。我们意识到了团队多样性的问题，但目前还没有一个真正可行的解决方案。
新京报：对于莱比锡电影节来说，它是怎么样运营和维持每年的活动和放映的？
拉尔夫·欧厄：市场商业的行为基本上是没有的，我们的钱来自于政府的公共资金资助；我们也有一些赞助，但总体而言，我们没有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商业运作。我们会有一些项目帮助纪录片作者，让他们能够被公众知道，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公关，但也不是商业行为。所以说从根上而言，我们不是一个商业性的电影节。
DOK LEIPZIG在1955年于东德成立，是世界上第一个纪录片电影节，1995年增设动画单元。DOK LEIPZIG也是Doc Alliance成员。
新京报：莱比锡电影节在选片上是更注重这种国际化的面，抑或在性别、身份等问题寻找某些平衡，还是只是看片子的质量？在这之外，会不会去做一些别的考虑？
拉尔夫·欧厄：一般情况下，我会说我们只看影片的质量，这当然是我们努力去做的。实际上，我们还是会考虑诸多因素，比如性别平等、区域平等问题。
这些外部的因素有的是次要影响，有的则很重要。我们一直坚持以质量为第一考量，但和一些更大的电影节相比，我们的情况是不错的。比如，有人抱怨说过去两年戛纳电影节和威尼斯电影节缺少女性电影人的身影，可我们一直在努力实现性别平等。从去年的情况看，投递影片的导演的男女比例大概是六比四。在未来的几年，我估计这个比例会维持下去。
新京报：虽然纪录片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但在中国人的理解里面，纪录片更多地需要触及更尖锐的现实，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在德国或者整个欧洲，年轻一代的作者更倾向于拍摄哪一种纪录片呢？
拉尔夫·欧厄：在德国也存在纪录片的主流，也就是所谓的“docu”(音，德语中“纪录片”的简称)，它更加意味着的是一种“纪录电视”或“纪实电视”。尽管我们所理解的纪录片不应该与纪录电视或纪实电视相等同，但这也不可避免，大家对纪录片的主流兴趣其实也都是比较类似的。
这个不是一个代际问题，不是说年轻人更倾向拍摄新锐的东西。事实上，情况比较分裂，有一部分人只是削尖了脑袋想要进入到商业领域，这部分人占了80%；但是也有20%的新晋纪录片电影人把纪录片当作一种个人的表达，我们想要挖掘的就是这部分人。
关于年轻还是年老这个问题，巴勃罗·毕加索曾经说过一句话：“我们需要花很多时间才能变得年轻。”（It takes a long time to become young.）我们想要找的，是一种年轻的纪录片电影。但是，一部具有年轻人气质的表达的电影也很有可能是一位70岁老人拍出来的。
（感谢歌德学院对采访提供的支持）
作者丨余雅琴
听录丨郑汀兰
编辑丨李永博
校对丨翟永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