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中国经济学界保“6”之争引发关注，并展开了一系列的讨论：中国经济到底还有多大潜力，是否仍需依靠基建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当前经济形势下财政政策如何取向？新京报就这些问题采访了北京大学中国公共财政研究中心主任、北大国发院教授林双林。

在林双林看来，从劳动、资本、技术这三个经济增长的要素（源泉）看，中国经济仍然有很大潜力。很多问题的解决都要依靠经济的发展来实现，仍要专注发展好经济。

如何将潜力变为现实的经济增速？他认为，中国正处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中，基建投资还有很大的空间，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不必羞羞答答。“投资本无过错，关键是提高投资的效率。”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政府总体债务占GDP的比重已不可小视。另一方面，基础设施投资需大量的政府支出，而财政收入增速在放缓。“财政政策面临着一个两难选择：一方面要避免政府债务的膨胀，另一方面又要利用财政赤字刺激经济增长。因此，我们应该实行谨慎的、可持续的财政政策，不应该进行财政上的过大规模刺激。”林双林表示。

未来减税是否还有空间？林双林不赞成再大幅降低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他认为应该降低企业所得税，但降低企业所得税也会使得政策面临两难或者多难的局面。“可以进行结构性的税制改革，税收有增有减，税收总的规模还有缩小的余地。”林双林说。

新京报：很多人主张慎用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的一个理由是担心政府债务、尤其是地方政府债务的问题，你怎么看待目前政府债务的风险？

林双林：从官方公布的数据看，目前中国政府的债务风险总体可控。与国际上比较，我国政府债务比许多发达国家低，但也比许多发展中国家高。还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我国地方债务增长很快。加上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和负有救助责任的债务，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已经相当大。同时，中央政府及其附属机构也积累了大量的债务。将中央政府（包括中央部门和事业单位）和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加总，加上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的缺口，总体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已不可小视。

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证研究都表明，政府债务过高对经济发展在长期内是不利的。从一些国家的经验看，希腊、意大利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没有控制住自己的政府债务，错过了发展机会，教训惨痛。日本政府债务现在已经大大超过GDP的200%，2014年财政赤字率达到近8%，而增长率很低，日本政府的债务被认为是不可持续的。

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时期，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大，需要地方政府加大财政支出。而从长期来看，我国面临人口老龄化，养老保障、医疗保障、环境、教育、扶贫等也需要大量政府支出，未来政府财政负担将进一步加重。同时，经济增长的放缓、减税措施等使得税收收入増长减缓。因此，我们的财政政策面临着一个两难选择：一方面日益增长的地方政府债务造成风险的不断累积，我们要避免政府债务的膨胀，避免财政危机，另一方面我们又要利用财政赤字刺激经济增长，争取在人口老龄化严重之前使中国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新京报：从当前经济形势和防范政府债务风险的角度看，具体应该实行怎样的财政政策？

林双林：首先，我们应该实行谨慎的、可持续的财政政策，要重视国家的长远发展，不要将过多债务负担转移给子孙后代。所谓可持续的财政政策，就是使政府债务与GDP的比例长期维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上，使其不持续增大。具体而言，政府债务的增长率不大于GDP的增长率，债务率就不会扩大。目前，中央和地方的所有债务加起来大约占GDP的55%左右。粗略地讲，如果经济增长率为6%，而且仅仅把赤字当作新增债务，不考虑旧债利息，那么财政赤字率若在3%以内，债务率就不会增长。如果考虑到旧债利息，或者经济增长率掉到6%以下，那么若要维持目前的债务率，财政赤字就必须更小。欧盟要求其成员国的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不超过60%，财政赤字不超过GDP的3%，也是考虑到了债务的可持续性。因此，在目前的情况下，不应该进行财政上的过大规模刺激，以防止出现政府债务过高从而不利于长期经济发展的局面。

第二，如何防范政府债务风险？一是设置地方政府债务警戒线，不要“一刀切”处理债务问题。超过警戒线的话就少借一点债，如果是在警戒线以下，可以允许借债。二是完善债务偿还机制。要硬化财政约束，明确偿赁责任，“谁举债、谁还债”，打消地方政府依赖中央的幻想。三是提高债务资金使用效率，确保政府财政资源用在关乎国计民生的项目上，并加强对债务资金投资项目收益的管理。四是中央政府承担更多的支出责任，减轻地方政府支出负担。五是给地方政府放权，开拓地方税源，完善地方税收体系。最后需要强调的是，要依靠经济增长来消化债务。经济增长快了，GDP规模大了，债务占GDP的比重就会下降。因此，发展经济是解决债务问题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