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1月8日,美伊冲突升级和相关消息汹涌而来,再加上近日美国连续急速向中东增兵,令各国市场参与者几如惊弓之鸟,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然而,仔细审视伊朗此次反击行动,不难发现,这只是一场精雕细刻的反击,伊朗的策略是“最大音量,最小杀伤”,美伊双方的表现表明他们仍然都希望将冲突控制在一定程度之内,并不希望发展成为双方直接正面交手的大规模战争,尤其不希望发展成为大规模地面战。


毫无疑问,伊朗需要对美军“斩首”苏莱曼尼适度还手,否则必然损害国内民心士气。同时,在去年因为民生问题引发国内骚乱之后,伊朗领导层需要通过隆重的苏莱曼尼纪念活动、葬礼和适度还手来重新凝聚国内民心士气。


在驻伊拉克大使馆遭遇攻击之后,美国决策层需要对伊朗适度反应以维持、激励国内民心,以及为今年的总统竞选催票,并在国际上维持威慑。但如果放手大打,除非有十足把握能够速战速决,否则在这个选举年就是十足败招。


有鉴于此,美伊双方合理的选择都是适度反应,但避免大打。


一、美伊未来交锋冲击市场的可能途径


尽管美伊双方的合理选择都是适度反应、避免大打,但这并不等于美伊这一波冲突确定到此为止,而是很有可能在美国时间新一天展开新一个回合。


美伊冲突新回合倘若发生,美方的主动打击将集中于伊朗境内目标,伊朗的出击目标将主要分布在本国境外、中东区域内。而且,除了自己动手之外,伊朗还很有可能通过外国代理人、甚至代理人的代理人来发起行动。在潜在的美伊冲突新回合中,以下领域存在较高风险:


首先是中东区域内油气生产、加工和运输设施。伊朗方面主动率先打击这类设施的动机不强,因为该国国民经济早已因为多年制裁而相当凋敝,倘若率先打击油气设施,等于授人以柄,让美国得以“理直气壮”打击摧毁伊朗油气设施,从而摧残其未来经济重建的基础。但是,美方主动率先打击伊朗油气设施的动机较强,一来这样可以重创伊朗经济命脉,二来伊朗在重重制裁之下油气生产和出口量本来就已经相当小,即使全部停产,对全球油气市场实际供求也不至于产生太大冲击,推高油价的效果持续不了多久。须知,在美国这个“汽车轮子上的国家”,油价对民生的影响堪比猪肉价格之于中国。但美方一旦打击了伊朗的油气设施,伊朗肯定会对区域内竞争对手的油气设施发起打击。作为世界最大原油和天然气进口国,中国对此影响不能不给予足够关注。


其次,伊朗方面已经放言,倘若进入新回合,伊朗将打击阿联酋的迪拜和以色列的海法两座城市。海法与中国的经济往来还不算太大,但迪拜是目前中国在中东区域绝对的商业运营中心,多年来仅常驻迪拜的中国人就在20万人以上。如果伊朗走出这一步,有可能对当地的中国国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以及经商贸易带来损害。


第三,伊朗方面进一步还击的举措可能会影响到对中国具有重要意义的苏伊士运河—红海—非洲之角航道,因为伊朗对也门胡塞武装具有重大影响力,而且这条航道在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杀伤范围之内。这恐怕是最值得中国,乃至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一致警惕防范的风险。因为这条航道是东亚与欧洲、东非、地中海区域贸易的主要通道,全球贸易流量大致14%左右要通过苏伊士运河。


第四,美伊冲突对伊拉克和利比亚冲突的溢出效应。因为伊拉克议会在逊尼派和库尔德人议员全体缺席的情况下表决通过了驱逐外国军队(实际指美军)的决议,根据伊拉克什叶派、逊尼派、库尔德人三大群体之间水火不容的现状,如果伊拉克什叶派议员通过的驱逐美军决议真的付诸实施,结果完全有可能是伊拉克战火全面重燃,该国彻底解体成为3个、甚至更多国家。


同时,在2019年地方选举惨败之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有着强烈动机通过强硬外交路线重振威望,再加上与利比亚现政府海上划界协议给土耳其带来的海上油气资源储量,驱使他在这次美伊冲突升级之前就宣布将出兵利比亚。美伊冲突升级,必然会被土耳其方面视为扩大干预利比亚的良机。事实上,土耳其已经开始这样行动了。


美国重启制裁后的伊朗油气生产出口本来就已经显着减少,美伊冲突即使直接冲击伊朗油气生产出口,对全球能源市场实际影响也不会太大。但鉴于伊拉克和利比亚在国际油气生产出口中的分量,美伊冲突的溢出效应不可低估。


二、冷静坚定维护中国利益


中美伊三边关系并不是非黑即白、非此即彼那样简单,而是存在复杂的多面性,由此决定了中国在考量与美国、伊朗关系的利弊得失时不能不多方思考。就总体而言,中美伊关系的多面性表现在以下方面:中国与美国在经贸文化等各方面联系远远超过与伊朗之间的联系;中美文化兼容性远远高于中伊文化兼容性,且美伊文化渊源远大于中伊文化渊源;中、美、伊政治体制相互之间存在根本性分歧;中国与伊朗在反对美国霸权主义方面存在重大共同利益。


在如此多面、复杂的关系下,面对美伊冲突,要冷静、坚定地维护中国利益,我们需要明确以下原则: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中国是一个独立自主、拥有自己独立利益和独立判断能力的大国,而且是一个已经走出屈辱近代史取得了伟大进步的新兴大国,因此,我们既不应捧美、也不必捧西。


其次,我们必须明确,对待西方、对待美国,我们需要从两个视角审视。其一是竞争对手视角,这一点众所周知,因为美国与我们多年来一直存在竞争关系,因为美国2017年末《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我们列为最大战略竞争对手,因为2018年以来中美之间爆发了史诗级贸易战,并以此为转折点在几乎所有领域的摩擦都急速加剧。在当前和未来相当一段时间里,中国对美关系“以斗争求团结”的目标可能已经无法达成,最多只能“以斗争求共处”。无视这一点,要么是陷入了东郭先生的思维,要么是不战屈服,两者都是不可接受的。


与此同时,我们还需要意识到,看待美国时仅有上述一个视角是错误的,从长远来看,对中国发展更重要的当属另一个视角,即国际经济政治体系候补主导大国的。亦即中国应当从国际经济政治体系主导大国的角度,着眼于可持续地发挥主导作用,设身处地评估美国这个现行国际经济政治体系主导大国作为的得失成败,总结其经验教训,为我所用;这样,一旦历史将国际经济政治体系主导大国的责任放上中国肩头,我们就不至于全无准备,手足无措,从而错失良机,甚至陷入困境。


第三,我们需要明确,即使在2018年以来中美两国在几乎所有领域的摩擦都急速加剧的情况下,对美关系“以斗争求团结”的目标已经无法达成,我们在坚守原则的同时,也要力争“以斗争求共处”。


□梅新育(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编辑 陈莉 校对 何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