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讯(记者 张一川)1月10日,公益组织北京上学路上公益促进中心(以下简称“上学路上”)2019年度《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发布会,在北京市第一所农民工子女中学蒲公英中学的新址举行。来自五所科研院所六个调研团队的研究报告组成了白皮书的主体。


超9成受访儿童遭受过精神暴力


在此次调查的样本中,北京师范大学传播与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李亦菲介绍,留守儿童占比超过60%,缺父留守儿童和缺双亲留守儿童分别占比32.8%和26.8%。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黄晓燕介绍,基于江西、安徽、云南三省的调查数据,研究团队发现调查样本中儿童遭受精神暴力的发生率为91.3%,躯体暴力的发生率为65.1%,有3成和4成的儿童分别遭受过性暴力和忽视。


这是“上学路上”连续第5年发布《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目前我们已经积累有二十七八个省份的调查数据。”“上学路上”秘书长郭熠说。


遭受四重暴力的儿童占比达到13.7%


2019年度的调查中,黄晓燕关注的是儿童遭受暴力的情况。“整体来看,在调查地区,严重暴力的发生率低,但低强度的普通暴力行为仍普遍存在,呈现低强度、高广度的特点。”黄晓燕说。


学者简要介绍研究成果。左一为黄晓燕。新京报记者 张一川 摄


针对3成左右儿童遭受过性暴力,黄晓燕解释,这可能是因为问卷设计时把“被要求看色情图片”作为一种“视觉性暴力”也纳入了其中,“但这确实是一种性暴力,需要关注。”


报告显示,遭受过二重或三重暴力的儿童占比都超过了3成,遭受过四重暴力的儿童占比也达到13.7%。“在各类型暴力中,躯体—精神型暴力占比最高,表明对孩子的体罚通常伴随着辱骂等情感暴力。”报告称。


遭受暴力可能会对儿童的自尊、抗逆力、情绪力和社交力产生负面影响,但黄晓燕的研究发现,精神暴力、忽视和性暴力却有可能促进儿童的性别平等意识建构。“这是一个比较反常识的数据,但也说得通,”黄晓燕表示,比如长期遭受基于性别的辱骂和忽视,可能使女童的性别意识得以觉醒,“但这只是我的推测,还需要进一步的数据来进行研究。”


黄晓燕进一步分析了儿童遭受暴力的原因,发现儿童学习成绩和行为表现、家庭照料模式、亲子关系、夫妻关系、父母工作状况及饮酒状况是儿童遭受暴力的重要预测因素。“我的报告中没有区分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因为两者的差异并不明显。”黄晓燕说。


其他学者做了有关留守儿童的学习成长情况、心理健康问题等分析报告。学者们发现,在很多学习状态的指标上,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存在显著性差异;父母外出会对留守儿童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与父母的联系程度及父母的教养方式对于心理健康状况的改善有不同的影响。


“调查都是在‘上学路上’帮扶的学校中展开的,每个学者拿到的是不同地区、不同学校的数据。”郭熠表示,在抽取样本时,会考虑该地区留守儿童在全国留守儿童中所占的比例,进而确定每个地区抽样的数量。


学者提醒,受抽样所限,此次报告仅能说明受访儿童的情况,不宜做推论全国情况的解读。


留守儿童问题根源上是计划经济造成的城乡二元分割


2015年起,“上学路上”开始对留守儿童进行心理状况调查,并持续发布年度白皮书。“我们发起‘上学路上’时,公益界对于留守儿童问题还没有共识。我们经常被‘想象’推动着,‘想象’他们的需求,用‘想象’去勾画公益行动。”“上学路上”发起人刘新宇表示,因此他们希望通过这样的公益研究,以达到公益行动上的“有的放矢”。


北京上学路上公益促进中心发起人刘新宇致辞。新京报记者 张一川 摄


作为资助方代表,国际计划首席代表海德·沃斯姆·雅各布在发言中认同刘新宇的意见。他认为这些公益研究的意义在于帮助公益组织“做正确的事情和正确地做事情”。雅各布表示,留守儿童问题是中国这四十年发展中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某种意义上也是发展的代价,他很高兴看到很多社会力量和角色在思考并试图解决这一问题。


发布会上,著名学者雷颐在主题演讲中表示,留守儿童问题根源上是计划经济造成的城乡二元分割,“农民”作为一种身份而非职业存在,“农民工、农民企业家的称呼说明职业变了,但身份并没有变。”雷颐认为,在计划经济中,农民就永远留在土地上,家庭和他留守在一起;而真正的市场经济中,人都是自由流动,家庭都可以带在身边。恰恰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过渡阶段,形成了留守儿童现象,“留守儿童问题是社会体制的整体性表现。”


著名学者秦晖在主题演讲中指出,包括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在内的“三留守”问题,本质上是农民是否拥有在城市中过家庭生活的权利的问题。秦晖称,南非在种族隔离时期也有过类似的问题,男性黑人可以进城打工,但他的家庭却只能留在当地,白人不愿意在城市中给予黑人平等的权利,而采取改造、提升黑人家乡的做法,希望借由这种方式达到社会稳定。一些发展中国家城市中的贫民窟中,“贫民”们虽然过的是一种低成本的家庭生活,却能够享受到平等的医疗权和受教育权。相较而言,中国在这方面的权利保护有所缺位。


秦晖认为,留守儿童问题的解决首先必须要确立一种观念:“人们不仅应该有打工的自由,也应该有过家庭生活的自由。不能把打工者在城里过家庭生活的门槛起的太高。”


新京报记者 张一川

编辑 穆祥桐 校对 李项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