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快讯（记者 姜慧梓）1月15日，北京市十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北京市检察院检察长敬大力作工作报告，其中提及加强对未成年人的教育、感化、挽救，去年全年决定附条件不起诉84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在今年的北京两会上再次引起热议。
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张雪梅建议，应建立分级干预体系，对未达刑事责任年龄但触犯刑法不能“一放了之”，同时发挥专业社工和儿童福利的作用。市人大代表、北京市第十二中学校长李有毅建议，检察院、法院等司法机关可为中小学提供进一步专业支持，帮助学校解决低龄未成年人偏常行为。
未成年人犯罪呈现团伙化、智能化、低龄化
张雪梅介绍，近十年，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犯罪占整体刑事案件的比例持续下降，且下降幅度非常明显，同时呈现团伙化、智能化特征。
未达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触犯刑法，则出现低龄化特点。分析原因，张雪梅认为，这其中有未成年人自身原因，但是更应该从家庭监护、学校教育以及社会和网络环境中寻找问题的根源。
“我们总结发现很多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他们的家庭监护都是有问题的，父母恶意不履行职责或存在某种生活困境，未成年人在家中无法得到关爱，甚至受到暴力虐待”，除家庭环境外，成长过程中还可能受到过性侵，多次遭受校园欺凌等。张雪梅强调，造成未成年人偏常行为的原因是多方面且非常复杂的。
北京市第十二中学校长李有毅也认为，现在的未成年人都是数字原住民，互联网时代拓展了他们的信息边界，同时也带来了暴力、淫秽等负面影响，给未成年人心理造成一定冲击，可能导致出现过激行为，给教育增加了难度。
建议建立分级干预体系
张雪梅建议，建立分级干预体系，设置多样化的矫治措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具体来看，对未成年人的一般偏常行为，比如旷课、夜不归宿等，主要由家长和学校进行教育管教；对已经影响公共治安的严重偏常行为，比如聚众斗殴、多次辱骂他人等，学校无力教育的，建议进入专门学校进行行为矫治等。
“未达刑事责任年龄则无法承担刑事责任，但也不能一放了之，仍然需要被纳入法律范畴进行监管。”我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正在经历修订，张雪梅建议，增加一章“强制教育”或“强制矫正”制度内容，形成上下贯通、分级分层、多种干预的矫治措施。
对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犯罪，张雪梅则建议修法时坚持恢复性司法理念，即判罚的同时充分考虑未成年人回归社会、融入生活等问题，并在司法程序中设置专门的司法评估，针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问题等给予考查、帮教和专业矫治，帮助未成年人更好回归社会。
建议将社工等专业力量介入矫治写入法律，儿童福利应提供保障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不仅要有法律的约束，还要有专业的帮助”，张雪梅建议，教育和矫治的过程中需要专业的社会工作方法和社会工作组织介入，提供未成年人心理疏导和成长过程中的建议等。
“每个孩子生下来都不存在乖孩子或是坏孩子”，张雪梅认为，造成未成年人行为偏常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专业社工介入，及早干预是比较理想的方式。
据她介绍，目前北京市检察院和法院系统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少年司法社会支持体系，社会专业服务和组织等能够参与到司法工作以及社会和心理的各个环节，司法机关本身也直接介入相关工作。
比如，报告提到，北京市检察院组建北京市检察机关专门学校工作团队，与海淀寄读学校等专门学校建立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教育矫治工作机制。
除专门学校外，全日制普通学校也设置了“法治副校长”一职，一般由司法检察机关的副院长或副检察长担任。李有毅介绍，北京市第十二中学的法治副校长制度已经发挥了作用，学生一旦出现偏常行为，学校和老师能够及时向法治副校长寻求专业帮助。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工作等专业力量介入少年司法，或将被写入法律。张雪梅介绍，此次修法就有数法条有关少年司法社会工作，将为社会工作介入少年司法提供法律依据，比如“驻校社工”等都是较好的实现方式。
此外，还需要政府提供儿童福利作为保障，张雪梅表示，对出现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如果其原生家庭监护存在问题，父母恶意不履行职责或存在某种生活困境，应该充分给予福利方面的关注，做好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权益保护是预防犯罪的关键和基础。”
观点
“简单地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可能使社会付出更大代价”
张雪梅不赞同简单地以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来解决低龄未成年人暴力行为。“降低到多少是大家认为的合理的呢？假设降低到12岁，那么12岁以下的暴力行为该怎么办？”
她认为，降低刑事责任年龄非常简单，但它可能使社会付出更大代价，建议政府多建一些专门学校，矫治未成年人严重不良行为。
张雪梅坚持认为，应该从教育和矫治的角度切入，从根源上寻找问题，专门学校能够有针对性地矫治未成年人严重不良行为，同时保证未成年人继续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且据她了解，经过专门学校矫治，再次出现偏常行为甚至触犯刑法的概率极低，整体矫治成功率很高。
新京报记者 姜慧梓 协作记者 侯少卿
编辑 樊一婧 校对 李立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