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石钟扬（南京财经大学教授）
历史不会忘记陈独秀，也不会忘记陈独秀研究的先行者与铺路人任建树。
作为先行者，任先生在上世纪70年代末就进入陈独秀研究（以下简称“陈研”）行列。彼时，这块园地还是禁区或半禁区，他所在的上海市社科院与社会上都有劝阻者，但他义无反顾力破坚冰，奋然前行，直到生命的终点。
作为铺路人，任先生数十年如一日致力于陈独秀著作的搜寻及其传记的打造，功不可没。他先后主编的《陈独秀著作选》（三卷本）、《陈独秀著作选编》（六卷本），成为中国陈研之基本文献；他先后撰写的《陈独秀传：从秀才到总书记》《陈独秀大传》，客观公正且不失生动地再现了陈独秀的形象，是国内最受欢迎的陈独秀传记。
仁者，寿也。任建树先生以九十六岁高寿，于2019年11月2日在沪上溘然长逝，也进入了历史星空。
任建树：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1924年8月出生于河北省武安县，1945年初参加革命，1947年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历史系。1954年任上海团市委宣传部副部长，1957年进中科院上海历史研究所工作，后隶属上海社科院，1978年后，任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现代史研究室主任，著有《陈独秀——从秀才到总书记》《五卅运动简史》（合著）、《现代上海大事记》（合编）、《陈独秀著作选编》（主编）等。
“坚持‘自主的而非奴隶的’精神的人”
我在陈研路上，沐浴着任老关爱之光。为写此小文，我将任老之签名本从书架搬到案头，垒起了一座书山。我凝视良久，也勾起一桩桩往事。
作者收藏的任建树先生的部分著作。
我与任老第一次相逢，是在1997年10月20—22日于合肥花园大酒店召开的陈独秀研究会期间。1989年3月，在北京市党校召开了全国首届“陈独秀思想学术”研讨会，并成立了陈独秀研究学会，此后不定期地在全国各地召开陈研会，陈研同仁才有时而相见的机会。21日下午小组讨论，我以马克思主义原本原理与人类文明史常识为依据，论证某流行口号为僵化思维、禁锢思想、阻碍社会发展的荒谬口号，被视为“大胆的发言”（传播常识竟要大胆！）。没想到在座的任老赞同我的观点，并与别的专家一起推荐我在次日的闭幕式大会发言。这次发言给任老留下较深刻的印象，后来的交往中他多次提到此事。
会后，主办方又安排任老等专家在天柱山、安庆独秀园往返参观、座谈，直到10月27日。我始终作陪，零距离地感受到任老之平易近人与善解人意。10月26日，他为我在《陈独秀著作选》（三卷本）与《陈独秀传：从秀才到总书记》上分别题写“钟扬同志指正，建树1997.10.26”，极为谦虚，其实，彼时的任老已是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是史学“权威”。只是有人呼他“权威”，他立即纠正：什么权威不权威？！这才会与我等后学亲密交往。
《陈独秀传：从秀才到总书记》任建树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9月版
这两套书都经过任老近十年的艰苦打造，方得问世（著作选1993年出齐，传记1989年出版）。其间的艰辛，任老曾在给我的一封信中道及，他说：“我在陈传（上）所使用的资料，大多是上世纪80年代从图书馆（上海、北京、武汉等地）里的书刊上摘抄下来，真是片言只语、断章取义了。那时复印的条件不如现在，而且费用也高，因此我都是摘要的。所谓‘要’也仅限于当时的所需。这是很费时间的，我的所谓研究工作，大约有一半以上是做文抄公——不是完整的，而是零星的抄录”。（1997年12月1日信）个中滋味，非经历者实难体会。
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不像此前他花两三年时间做的《陈独秀研究资料汇编（1921—1927.8）》二十万字，虽签了合同却被一纸通知废了），而这两部书确为陈研破冰期的硕果，也是陈研后学的入门书，提升了全国陈研学术的起点。不过，任老没就此止步，仍在文献与传记两翼作精益求精的挺进，尽管他1991年底就办了离休手续。又经过十来年的打拼，他主编的《陈独秀著作选编》（六卷本）终于2009年出版，他独撰的《陈独秀大传》终于1999年出版，又过三年《陈独秀大传》修订本于2012年再版，再次推进了全国陈研学术水平。蒙先生错爱，每有新著与新版书，他都有签名本赠我。在《陈独秀大传》（修订本）上，他的题字竟升级为：“石钟扬先生教正，任建树敬赠，二O一二年三月”且加有名印。令不才惭愧不敢当。
《陈独秀大传》任建树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2月版
任老说：“说到陈独秀的风貌和生平事迹，最引人入胜的是他的人格魅力”，“我常常觉着在中国，在有着长达二千多年封建专制传统的中国，像陈独秀这样一生坚持‘自主的而非奴隶的’精神的人太少了（中国历史，诚如鲁迅所云：一为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一为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我敬仰他的人格和精神。这就是我不肯罢手（书写陈独秀先生）的主要原因”。（任建树《我怎么会研究陈独秀的》，江苏《陈独秀研究》总第12期）任老之言深得我心，我从中获得了灵魂洗礼与精神动力。
陈独秀首先是文化领袖，抑或政治领袖？
与任老通信，是那次合肥会议之后开始的。1997年10月30日，我随信寄了篇《从＜惨世界＞到<黑天国>：论陈独秀的小说创作》，请教任老。任老11月6日即给我回信。
钟扬同志：
10月29日的信收到。大作也已拜阅。
谢谢你为我提供查考邓仲纯的线索，同时也感到你在做学问上是一个细致的有心的人。
大作，我看了。我很欣赏这篇作品。《惨社会》，我浏览过一遍，《黑天国》只看了个题目，说不清当时为什么没有读一遍的原因，也许是未署名（记不清了）。你的评论我认为很好，文笔也很好，不愧是中文系毕业的。我希望你今后仍然可花些时间从文学的视角去研究陈。对陈的研究领域一要拓宽，一要深，只要改革开放不逆转（这是不可能的，小的曲折也许难免）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对陈发生兴趣。这次在安庆认识你们几个年青（轻）人，我感到特别高兴。这种高兴的心情，是年轻无法体会的，我希望你们能组织起来，寻找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的人），最好找那些有几分傻气的“书呆子”（即勿找急功近利者），大家能真诚合作做些事情。需要我出力，只要我能做到的，自当效劳。
祝健康
建树11月6日
任建树先生信件手稿。
任老在这封信中表述了对陈研事业的自信，（陈研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共通着命运）并将寻些有几分傻气的“书呆子”作为对陈研后继者殷切的期望，更有对我之厚爱。中国陈研队伍以近代史与党史学的朋友为主体，研究的热门话题为陈独秀的政治思想与政治命运，唯我是中文系出身只研究陈之文化/文学，被视为“异己”，有好心的朋友劝我皈依主流，唯任老及少数师友支持我“从文学的视角去研究陈”。正是在他们的鼓励下，我在这一独特的陈研究路上渐行渐远。
2005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的陈研专著《文人陈独秀》。在此书中，我给陈独秀定位为：首先是文化领袖，其次才是政治领袖，作为政治领袖他是个悲剧人物，作为文化领袖他呼吁的科学民主具有永恒的魅力。作为国内第一部从文化视角研究陈独秀的专著，《文人陈独秀》的问世，在学术界反响比较强烈。江苏省陈研会2005年10月9日为此在南京财经大学举办了高端学术论坛，任老欣然赴会发表了别具一格的讲话。他高度肯定拙著“为陈独秀研究开拓了一片新领域”，同时认为“把陈独秀定位为首先是政治领袖，其次才是文化领袖是比较妥帖的”。
《文人陈独秀》石钟扬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10月版
他指出：“当前关于陈独秀的作品约有三种：一是研究型的，先从资料入手，下功夫，这自然是非一日之功，也不是急功近利、为评职称而写作者所欲为的。二是看了他的著作，写出感想式的文章，其中也有好的论文，还有一些为陈打抱不平、情绪高昂的作品，这些都对‘陈研’有利，也许可以说是以第一种研究为基础的作品。三是戏说性的，其利害对比，一时说不清。石钟扬的《文人陈独秀》属于第一种类型的著作，是我欢喜，感到高兴的作品。尽管我对之略有不同看法，却并不影响我认定这部书是我近几年来见到的最好的一部”。（任建树《陈独秀首先是文化领袖抑或政治领袖？》，《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1月）
“学术研究多是离退休后抢回来的”
2010年我们策划的纪念陈独秀诞辰130周年书画展，自然希望得到任老的支持。这年除频繁的电话之外，任老分别于2月1日、4月5日、7月12日、11月14日给我写信，主要是推辞写字，却愿为我们推荐合适的书家。其中7月12日信用双16开竖格旧纸，他破例以毛笔书写，申述他不善书的原因，其实即一幅甚佳的小品。信曰：
钟扬兄：
谢谢你在电话里盛情约我为书画展写几个字，我亦想为画展出点力做件事，可我觉着写字之事，是你找错人了。我是卢沟桥的枪声响起之后才进初中的，但不及一二月由于战事逼近，学校不得不南迁，此后又一迁再迁，进入伏牛山区。那时的穷，那时的难，且不说现在的孩子们，就是他们的父母甚至他们部分的爷爷奶奶也是难以想象的，哪里还有像样的毛笔，写英文字用的笔是当地产的细竹自制而成的。
你现在正儿八经地向我索讨“墨宝”，这使我感到既为难又好笑。前年搬家时，清理杂物，发现了一叠五十年代末的信纸，与其弃之如废物，不如借此涂鸦，见笑了。
我答应你的事，已办妥，即陈独秀外孙吴孟明先生写好了一首诗，现一并挂号寄上，收到后望告诉我。 敬礼
书画展诸事顺利、在宁诸友健康
弟 建树七月十二日
任建树先生信件手稿。
任老毕竟年迈，不良于行，他没出席《迟到的纪念》书画展（陈独秀130周年诞辰本在2009年，推迟到2010年纪念，故用此名），他却寄来一千块钱资助我们《陈独秀研究》（简报）。年底任老特寄来贺年片慰劳我。而我在编辑《迟到的纪念》画册时又过于死心眼，一味强调画册的艺术水准，竟没将任老、郭德宏等资深陈学专家之手札与作品放进画册。于今思之，深以为憾！
自任老不良于行，我只要到上海，他知道了定会召我去他府上畅谈兼小酌。这种机会毕竟不多，更多的是电话交流。先生念念不忘的是《陈独秀全集》的编辑与出版，这是他晚年最大的心愿。可惜此项工程迟迟难以启动，令人浩叹。每念及此，先生却自责他衰老无用，我则以他声音洪亮为由来“反驳”他，他总发笑说当年在中央大学唱过歌，落得一副好嗓子。与先生电聊是别样的享受。
2014年我也退休了。先生得信后多次打电话让我好好设计退休后的学术研究，说他们那一代多在运动中折腾掉好时光，学术研究多是离退休后抢回来的，让我退休后要把握好、多做点事。与社会上流行的一退万事休、好好玩玩之论调大相径庭。我铭记先生之嘱咐，退休后仍在有序地进行着学术研究，力争有个如先生充实的晚晴。
“被缚的普罗米修斯”陈独秀
任先生身材挺拔，初逢时节他就是一头银丝，纯洁到一丝不染。不管多大的会场，不管先生坐在哪里（主席台就更不用说），我都会一眼看到或望到先生，有时会用目光互致问候。先生儒雅的仪表中，书写着仁厚、稳健、坚毅的内涵。
与他同行的，往往有一位与之风格迥异的学者王观泉，他是黑龙江社科院的研究员，长期蜗居在上海亭子间苦熬，熬出了不少妙文，而双目也几乎熬得失明了。他不修边幅，墨镜下却渗出满满的艺术范。仅看书名《“天火”在中国燃烧》《人，在历史漩涡中》，就知道其充满着诗人气质。他没有任老好亲近，我也终与之结识，且从1997年11月起有不紧不慢的通信，我手里头也有他八九封信。除一二答疑信件，多为贺卡，很逗的是他的贺卡全是他手制的艺术品，弥足珍贵。
最感动我的是，观泉先生2005年5月13日将他的名著《被绑的普罗米修斯——陈独秀传》的校样寄赠给我。题字：“钟扬老弟存正，观泉二〇〇五年五月十三日”还慎重地钤上三颗印，并附有一封慷慨激昂的信。他有眼疾，兼龙飞凤舞，其字形同甲骨文，我好不容易“破译”出来。
观泉先生这部陈传，本是1991年应上海文艺出版社与台北业强出版社之约，以只眼之微光在放大镜下花了整整两年时间写成的。不敢说字字看来皆是血，两年辛苦确实不平常。但此书在国内辗转不能问世，让观泉痛苦不已。他将其校样与有关部门的审读意见及他对其之解读，一同寄我，让我保留了一份中国陈研史上珍贵的学术档案。谢谢先生对我的信任。
2019年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也是“五四”精神领袖陈独秀诞辰一百四十周年。而这年对“五四”和陈独秀的纪念与研究都相当平静。
倒是相继走掉几位陈学专家，年初是“世纪老人”李老（2月16日），接着是中央党校的郭德宏教授（5月12日），再则是几乎双目失明、人称“目中无人，心中有仁”的董健教授（10月22日），到年底是任建树先生（11月2日）。令人难以平静，于是有了这篇短文。
岁月无情，历史存根。任老等陈学先哲之学术业绩将永留人间，传播着独秀精神，滋润着来哲之灵魂。
作者：石钟扬
编辑：徐伟、余雅琴
校对：翟永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