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丨彭镜陶


1月11日,清华大学教授沈卫荣和北京大学教授陆扬做客中国书店中关村店,围绕沈卫荣的作品《回归语文学》和“大元史与新清史——以元代和清代西藏和藏传佛教研究为中心”进行“大历史和语文学”的讨论,从傅斯年创立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谈起,解读语文学的含义,探讨语文学在西藏历史和佛教中的运用。

 

人文研究只有以历史学和语文学为前提,才是科学的和学术的研究

 

沈卫荣教授表示,提到“大历史和语文学”,就不得不提到傅斯年创立的、号称天下第一所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英文名称是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所以,它是“历史和语文学研究所”,不是“历史和语言学研究所”。这个名称今天听起来很奇怪,但是放到当时的学术环境是很好理解的。

 

因为现代人文科学建立的标志就是对人类的精神文明、人类文化进行“历史的和语文学的研究”(historical and philological studies),以此与传统的“哲学的和神学的研究”(philosophical and theological studies)相区分。此即是说,人文研究只有以历史学的和语文学的研究为前提,它才是科学的和学术的研究,否则它就跳不出中世纪神学和经院哲学的藩篱,它就不是科学的和学术的研究。在现代人文科学的学科体系中,即使是哲学、神学和宗教研究,也必须是历史学的和语文学的研究。

 

《回归语文学》,沈卫荣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5月版

 

沈卫荣对傅斯年所建立的“史语所”的理解有二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是傅斯年所要建立的就是一个“历史研究所”,因为语文学也是一种属于历史研究的学问,语文学家同时就是历史学家。傅斯年的名言“史料即史学”的背景是,当这些作为史料的文献经过语文学家之手而被历史化了,即在为它们设定了历史、语言和文化语境之后正确地理解了它们,那么它们自己就可以说话了,历史就跃然于纸上了,所以不需要道德家或者文章家再来多说一句话了。


既然史料即史学,那么专门从事语境化、历史化文本研究的语文学家自然也就是历史学家了,语文学与历史学是连体的。奥尔巴赫曾经也把语文学定义为对一个“民族之文化的历史研究”(historical studies of the culture of a nation)

 

而另外一种可能性是,傅斯年建立的“史语所”实际上是一个人文科学研究所,它把所有的人文科学研究都集中在了这个天下第一所之内。如前所述,在当时的语境下,所有人文科学研究都必须是历史学的和语文学的研究,后者整体代表了对人文的科学的研究。当时的人文科学远还没有在文学、史学、哲学、宗教学,乃至语言学、考古学和美学等学术领域之间做出严格和明确的分野,所以历史学和语文学就代表了整个人文科学研究。

 

与此类似的情况,也见于著名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它的建立好像略晚于中央研究院,它最初设立了自然科学研究所和历史研究所两大机构,历史研究所代表了整个人文科学,后来才又增加了社会科学研究所。在建立者看来,历史研究所就是人文科学研究所,因为只有历史的才是科学的。以往不断见到有人对人文科学这个说法提出质疑,认为人文学科更合适,其实不然,现代人文科学的建立就是要科学地研究人文,它们必须是科学的。而这些学科的科学理性就体现在它们的历史的和语文学的研究之上。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把历史研究作为人文科学研究的主体的传统一直坚持到了现代,其中有一个有趣的小插曲:大家知道这个研究院的建立最初就是为爱因斯坦等遭受迫害的犹太裔流亡学者建立一个“学者的天堂”,但是当在世界文学研究领域内声名赫赫的犹太学者奥尔巴赫流亡到北美后,普林斯顿高研院却只为他提供了短期的帮助,而无法为他提供永久的教职,因为他们不认为文学研究是科学的人文学术研究。有意思的是,奥尔巴赫一生推崇语文学,也被萨义德推戴为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语文学家。

 

语文学有不同的涵义很难统一

 

从沈卫荣教授的《回归语文学》一书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正在不遗余力地倡导和推介语文学,呼吁中国的人文学术研究要回归语文学的道路,他想重兴一门由来已久的学术传统。

 

傅斯年自己当年对语文学,特别是语文学和历史学研究的关系是有很深刻的了解的。但是,他没有能够为语文学找到一个贴切的对译汉语词汇,于此他采用“语言”这个词来表达语文学,这给后世造成了巨大的困惑。此外,他在不同的语境下还用过“语学”、“言语学”、“历史语言学”、“比较语言学”等词汇来指代语文学。昨天我在微信上还看到胡适先生当年曾用“文字学”和“比较文字学”来对译philology。当然,以后还有人用“朴学”、“小学”、“文献学”等等不同的词汇来对译philology。既然无法找到一个大家都乐意接受和认同的词汇来对译philology,那么作为一种学术传统、学术方法或者学术潮流的语文学,就显然没有办法能够深入人心和发扬光大。

 

没有办法让语文学名正言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来自语文学本身。自古及今,语文学有不同的涵义,有不同的能指、所指,所以我们很难将它统一、固定地用同一个词汇翻译和解释出来。我们可以是十分专业的狭义语文学家,只把语文学当作一门门槛极高的学术手艺,以此来处理梵文、藏文、西夏文、吐火罗文、粟特文、蒙文、满文文献,并在此基础上对其历史文化做出精到的研究;但也可以把语文学广泛地作为人文科学研究最重要的学术方法和最基本的学术态度,从正确读懂和理解文本出发,开展历史的、文学的和哲学的、思想的研究。

 

《大元史与新清史——以元代和清代西藏和藏传佛教研究为中心》,沈卫荣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6月版

 

沈卫荣表示,他是一位用语文学的方法研究西藏历史和佛教的学者,在他眼里西藏的历史、文献、文化和宗教研究并没有明确和绝对的分野。他尝试用语文学的方法和态度,来处理汉藏文文献,试图从其原有的语言、历史和社会文化语境中,去正确理解西藏和藏传佛教文明,进而构建西藏的历史和佛教的思想和实践。

 

作者丨彭镜陶

编辑丨徐悦东

校对丨薛京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