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期“疫期读书”，我们邀请到著名教育家刘道玉先生撰文。先生曾为高等教育战线上的拨乱反正和恢复统一高考起到过重要作用，更在武汉大学校长任上（1981-1988）为中国的高等教育改革拉开了序幕，为中国教育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

或许，从来没有一个时刻像今天这般，让我们重新获取如此切身的感受：这种切身的感受，不仅存在于人与自然之间，更存在于人与人之间，抑或人与万物之间。仿佛从休眠中惊醒，让我们重新感受到人类的卑微，重新感知生活的维度，重估自我与时代之间的价值体系。

这样一个号称被“算法”统治的现代社会，这次终于没能算准自己的命运。所有的生产、消费和娱乐都被迫按下暂停键，但这恰恰给了人们一个重新思考诸多关于人性、道德、社会制度等终极性问题的契机。新京报书评周刊适时推出了“疫期读书”栏目，采访了一批学人作家，请他们分享在疫情期间的工作与生活、阅读和思考。（“疫期读书”系列已在文化客厅公号上陆续推出）

如今先生已87岁高龄，身处疫情暴发地武汉，他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同时，也时刻关心着疫情的发展变化。他看到太多的悲壮故事，也认为有太多饱含血泪的教训。故而，他通过新京报书评周刊撰文呼吁：全国同胞痛定思痛，吸取教训，有必要就疫情进行一场全国启蒙。

刘道玉

1933年生于湖北枣阳，著名教育家、化学家、社会活动家。1977年，出任国家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为高教战线上的拨乱反正和恢复统一高考起到重大作用。

1981年至1988年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推动多项教育改革，拉开了中国高教改革的序幕。现任刘道玉教育基金会会长。著有《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拓荒与呐喊：一个大学校长的教改历程》《教育问题探津》《珞珈野火集》《中国高校之殇》等作品。

有必要就疫情

进行一场全国的启蒙

撰文 | 刘道玉

今年年初，在武汉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是非常悲壮的，它不仅迅速流行到全国，而且已经传播到世界大多数国家，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和警惕。

对于这场关系到生死存亡的疫情，我既不惊慌，也没有恐惧，我能够做些什么呢？本人已是87岁的老人，自知是易感人群，我所能做的：一是闭门不出，自我隔离；二是收看新闻报道，关心疫情的发展；三是进行必要的反思。

我平常坚持“85433”的生活规律，即睡足8小时，步行5公里，写作4小时，吃好3餐饭，做3次自我保健按摩。由于住宅区实行封闭管理，我的生活规律打乱了，也不能购物，只能过最简单的生活。当然，这些与那些在抗疫第一线的医生、护士、警察们相比，简直微不足道，是可以克服的。我向在抗疫一线的英雄们致敬，向国内外对湖北抗疫战斗捐赠和援助的医院、团体和个人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疫情暴发之前，我正在写作第二部自传《其命维新》，第一部自传是《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前者是我人生的一条线，而后者是我人生的一个点。人生就是由许多点和线组成的，这些点和线互相联系起来，就构成了我的人生全部。同时，我还在阅读马国川先生写的《国家的启蒙》。可是，当疫情暴发以后，我既没有心情写作也没有心情再阅读了，因为已经失去了沉静的心情。

《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刘道玉著，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9月版

难道不是悲壮的吗？父亲去世，子女不能送行，只能由殡仪馆的运尸车拖走；儿子去世，父母不能再看上儿子一眼；丈夫去世妻子不能告别，妈妈被运尸车拉走，小女儿跟在后面哭喊着：妈妈，妈妈……偌大的一座城市，封城以后，街上空无一人，在街上行驶的只有救护车、警车、运尸车以及执行特殊任务的车辆。人们生活极端困难，这些还不悲壮吗？

这次武汉疫情的暴发，既是偶然的又是必然的，而偶然寓于必然之中。从表面上看，疫情的暴发和失控的直接原因，是与个别专家的错误判断有关，他们收集病毒样本，不是为了迅速找到冠状病毒肺炎的来源，如何控制疫情，而是为了发表论文，这是职业操守的沦丧。从省市领导来看，他们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和盲目侥幸心，以至于失去了最宝贵的控制和救治时间，造成了千千万万发烧病人在各医院排队检查和等待住院，真是一床难求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