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疫情发生后,被隔离在老家抚顺的作家赵松,一直对疫情的进展保持关注,通过新闻报道观察各个地方的反应,关注那些无辜个体在这次灾难中遭遇的苦难,反思其中暴露出的社会问题。

 

但作为小说家,在文学写作上,他认为小说家在这个时刻很难或者说几乎不可能找到一个以现在进行时回应现实的方式。也许可以写些杂文,但那很难说是小说家心里真正的文学。文学自有其回应现实的方式,可它需要沉淀。起码就现在的状况来说,想要闭门安心看书写作,必然是极为艰难的。


赵松,作家、文学&艺术评论家,1972年生于辽宁抚顺,现居上海。已出版作品《隐》《空隙》《抚顺故事集》《积木书》《被夺走了时间的蚂蚁》《最好的旅行》《细听鬼唱诗》。2017年获“单向街书店文学奖·年度作品奖”。


一种无法形容的巨大焦虑始终弥漫着


新京报:这个春节假期,你是怎么度过的?与往年有何不同?


赵松:在老家抚顺过的年。有几年没回去了,这次春节前特地提前休假,1月18日就飞了回去,好去跟老朋友们聚聚,也做好了应付各种饭局的心理准备。结果回去没几天,刚聚了两次,疫情就让余下的所有活动都消失了。搁在以往,在上海过年,我对春节的最大兴趣,也就是在这段不长不短的假期,可以闭门安心看书写作。这下好了,时间有了,但我发现效率极低。


每天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疫情报道,以及微信朋友圈里、群里时时被转发的那些来自不同渠道的疫情相关消息,对人的心理影响还是非常直观的。从整个世界到你的周围,一种无法形容的巨大焦虑始终弥漫着,还会不断渗透到你的身心里。无论看书,还是写作,都会不时走神,不大能像过去那样专注,所以也就没什么效率可言了。


另外,很久没有好好地过一次冬天了——那种每天气温在零下十几度甚至接近零下二十度的天气,地上的积雪都冻硬了,到处都有光滑黑亮的冰;人走得缓慢,天很蓝,晚上空气里会有很浓重的煤烟气味。走上几次,就把过去日渐模糊的冬天感觉和印象慢慢地都恢复了,觉得自己终归还是个北方人。


这次回去,是住在我母亲家里。又看到1990年代买的那些书,装在几个样子完全不同的书架里,散发着熟悉的味道。我也又一次发现,人的记忆有时确实不大靠谱,有好几本书,比如人民文学出版社名著文库版的《草叶集》《恶之花》。之前我一直都非常笃定地认为,它们早已被我带到上海了,可后来怎么都找不到,只好到孔夫子旧书网上重新买了。结果这次回来就发现,它们都还在书架里放着呢。


《抚顺故事集》,赵松著,副本制作丨广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3月


新京报:疫情期间在读什么书?此时阅读有何特殊感受?


赵松:主要在读的,是比利时的伟大作家雨果·克劳斯的代表作《比利时的哀愁》,是一部770页的小说。大陆以前还没有正式出过雨果·克劳斯的作品,这本是译林出版社首次引进,因此国内知道他的人很少。实际上,他曾与君特·格拉斯、卡尔维诺一起被视为欧洲新生代作家的代表。他不仅是位世界级的小说家,还是优秀的诗人、剧作家、导演、翻译家,被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库切称为“欧洲一流诗人”,并因其作品在二战后所产生的重要影响,被誉为“比利时明亮的灯塔”。他还屡次入列诺贝尔文学奖候选名单,曾获尼德兰文学奖、德国莱比锡书展奖和欧洲阿里斯特安文学奖等重要奖项。


实际上,这是一部以比利时小城少年的视角展开的横跨二战前后的普通人精神命运史诗般的小说。它最让我感叹的,不只是那些小人物的日常生活与精神层面的生动展现,还有写法上的新颖独特——从小说的写作方式上看,它不仅很好地继承了源自乔伊斯、普鲁斯特等前辈大师们执著的创新精神,还在具体操作层面上展现出新的变化。概括地讲,雨果·克劳斯能用那种貌似并不算复杂晦涩的手法,创作出层次感非常丰富、嵌合巧妙且密度极大的小说文本。对我而言,在这方面是极具启发性的——在追求文体创新性的现代主义小说与四平八稳的传统现实主义小说之间,对于小说的形式来说,是存在着广阔的想象空间的。


文学写作应关注个体精神和偶然性命运


新京报:春节期间看了什么电影或电视剧?有何感受?


赵松:看了一部老电影《走出非洲》。之前看过书,电影改编自丹麦著名女作家伊萨克·迪内森(本名凯伦·布里克森)那部非常精彩的散文体自传性小说。当然,电影也很精彩,节日期间竟然看了两遍。最大的感受是,对世界的敏锐而又独特的感知力、洞察力以及丰富的体验,还有非凡的文字天赋,是一切杰作得以生成的前提,同时也是所有那些不枉此生的生命个体存在的意义与价值。


此外,还看了两部国产电影:《半个喜剧》和《囧妈》。尽管在很大程度上它们确实都展示了当前国内商业电影的一些主要特征和缺陷,但也有些动人之处,它们就像消失在一大桶糖水里的一小撮盐,微小到可以忽略不计,但偶尔忽然感觉到它们的那么一点点的味道,倒也是有点意外的。


新京报:最近是否在写作或翻译作品?在这特殊时期,做这项工作有何特殊意义?


赵松:完成了一个两万字不到的小说,还有一篇几千字的创作谈。说到这个工作有什么意义,我是这样看的:首先,它对我自己有些意义,是我生命延续过程中注定与生命本身交织在一起的内容;其次,它对于别人乃至社会有什么意义,则是我无法想象也无法决定的。如果一定要说这件工作在这个特殊时期有什么特殊的意义,那可能也就是写作的过程也必然让我重新体会和思考人的存在以及如何面对命运的过程。或许,在这种特殊的时期,会让人更容易去反思人类的处境与命运问题。


但平心而论,人类终归是由无数个体构成的;而个体的精神状态和反应方式,是很可能以某种“偶然性”对群体和社会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的,这也是我对于此次“特殊时期”的生成最有感触的一点。文学写作,恰恰始终都要关注种种个体的精神处境及其不确定性、“偶然性”命运,并试图激发与此相关的更广泛的回应与思考的,而不是编些好看而又老套的故事给人们消遣打发时间的。


新京报:你觉得文学该如何回应现实?对一个小说家来说,针对现实发声是一种必须的职业道德吗?在这种情况下,小说家是否还有自由创作的选择空间?


赵松:其实,文字是生成所谓的现实世界的基础元素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本身也是一种现实,属于变动不居且漫无边际的现实世界。文学以自己的存在方式构成对现实世界的回应,而不是与之结成某种“因为……所以……”的关系,尽管也曾有过很多优秀的文学家确实写过应景应制的东西,但在他们的心里那并不是真正的文学。对于一个小说家来说,现实,当然包括外在的世界里每天发生的一切现象,但同时也包括内在世界里所生出的一切,比如想象、幻觉、梦境等。


曹雪芹写《红楼梦》,是他回应现实的文学方式;蒲松龄写鬼写怪,也是他回应现实的文学方式;鲁迅写《故事新编》,同样是他回应现实的文学方式。小说家不是新闻记者或时事评论员,他对现实的回应几乎不可能是正在进行时的对应关系,当然他可以写杂文去针对现实现象或事件进行即时回应,但已不是小说家的回应方式。换句话说,即使是写科幻的小说家,也在以不同的文学方式回应着现实。以文学的方式去回应现实,就是要遵守职业道德,并因此才能拥有属于他的自由创作的空间。说到底,文学有其自身的规律。


须确保任何时候应对疫情的高度法治化


新京报:你对疫情有持续关注吗?是否做日常的记录和观察?


赵松:当然会关注,而且这种关注是以主动和被动两种方式存在的。主动,就是每天从睁开眼睛到睡下,都要不时去看看相关的最新报道;被动,就是手机上总在不断地接收到各类媒体平台发来的疫情消息,微信朋友圈和各种群里也在不断看到各种消息。当然在这个期间,我也在通过观察各个地方(疫区和非疫区)人们的各种反应方式去分析其背后的思维和精神状态。其实,对照历史上曾经发生过那些动辄死亡几十万、上千万的重大疫情案例,我们不难发现,人类在应对疫情的能力上还是有了很大进步的,甚至从整个世界的角度来说都在发生联动。


当然,在疫情发生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从宏观到微观的问题,也是非常直观的,主要体现在社会系统应对这种重大罕见疫情方面,缺乏整体的预防系统和应急措施及标准的有效构建。在春运人口流动量达到数亿级规模、平时人口流动量也很巨大的今天,这种缺失所带来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还有,很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考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准之一,就是在面对重大疫情时,整个社会从不安恐慌到恢复理性,形成高度有组织的有效应对,及时准确发布相关信息的时间是长还是短。


新京报:对于此次疫情的暴发和应对,你认为最需要反思的是什么问题?有何政策建议?


赵松:最需要反思的问题,就是对疫情的察觉、预警、评估、判断、决策的系统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这个系统的敏感度、完备度、预见性、决策力及自我更新能力,到底处于什么状态,谁来负责构建它、持续完善它,并及时评估它的运行状态及快速反应能力?


我的建议是,首先,国家层面对于疫情要在立法上给予保证,确保任何时候应对疫情的高度法制化;其次,疫情监控预防系统应该是一个独立于行政体系之外的直属于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系统,它能够有效避免任何地方行政权力的影响与干扰自主运行并随时起到应有的作用,负责疫情应对的全程掌控及正确信息的及时有效发布。同时,整个医疗卫生系统应该预设好与系统可以即刻对接的端口、应急预案和人员配置,而各级政府也应该在这个系统的指导监督下,构建相应的应急组织方式、预案和快速反应力量。在网络化程度极高的今天,实现这种系统化对接并不是难事。最后,在舆论引导上,也应该更为理性化和法制化,用正确信息的及时发布,尤其是科学的分析与评论去引导舆论走向。


《人生的智慧》,[德]叔本华著,韦启昌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11月版


新京报:在防疫期间,你有没有值得推荐给读者的书?可以是知识型和实用型的,也可以是有助于人们精神安顿的。


赵松:我推荐《论语》和叔本华的《人生的智慧》。说到底,所谓的“精神安顿”,指的就是人如何以相对理性自觉并充满生命力和对世界的感知力的方式,让自己作为一个生命个体在每一天都能坦然面对和应对这个不断变化中的世界。孔夫子关注的,始终是人的道德与社会秩序的契合关系;叔本华则更关注人本身的种种狭隘和问题,并试图通过描绘这些问题的根源,提供一条通过解决人的自身内在问题,从而通向平静幸福的生活状态的道路。回归自身,反思自我,是所有独立个体在精神上得以成立的出发原点。


记者丨宫照华

编辑丨徐伟、杨司奇

校对丨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