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9年新版《小妇人》电影当中，有这样一个情节：
乔和出版商在讨价还价，出版商质问小说中的女主角为什么不嫁给邻居劳里，最后究竟和谁结婚。乔表示女主角没有和任何人结婚，但出版商不同意，他坚持认为如果女主角没结婚，这本书会卖不出去。乔叹了一口气，说即使在小说里，婚姻也是一个经济命题。镜头马上切入雨夜表白的浪漫情节，出版商露出满意的笑容。
这个情节或许是最符合《小妇人》真实出版经历的，作者路易莎·梅·奥尔科特在日记中写道：“一直有女孩们写信询问小妇人最终嫁给了谁，似乎这是一个女孩终其一生的目标和结局。我不会为了取悦任何人而把乔嫁给劳里。”她恐惧妻子和母亲的标签，终身未婚。但迫于出版商和读者的压力，她不得不为自己的化身乔安排了和巴尔教授结婚的结局。
《小妇人》是一部享誉世界一百五十多年的女性成长小说，作家路易莎根据个人经历讲述了一个美国南北战争背景下四姐妹的成长故事。《小妇人》有众多影视改编版本，在新版之前，美国本土改编电影就有1933年、1949年、1994年三个版本。与前几个版本截然不同，格雷塔·葛韦格执导的2019版本采用了创新性的非线性叙事。整个电影围绕乔的写作事业展开，融入了现代女性价值观，也将乔和巴尔教授的结合重新处理成了一个“盗梦空间式”的结局。
“我受够了人们说爱情是女人所需的一切”
除了自己的姐妹，路易莎·梅·奥尔科特几乎并不认识其他女孩，因此最初她对出版商的提议——写一本与女孩有关的书毫无兴趣。在乔犹豫不决时，电影借乔的妹妹艾米说出女性成长叙事是有必要的：“女孩子的故事并非不重要，而是没有人书写。如果你能记录她们的故事，这本身就意义非凡，也会让她们的故事重要起来。”
《小妇人》，路易莎·梅·奥尔科特著，刘春英、陈玉立译，译林出版社2020年2月版
海明威称《小妇人》充满“甜蜜与光明”，这也是读者对这本小说的固有印象——甜美又轻松的合家欢故事。截然相反，《小妇人》充满了带有女性意识的阴暗和愤怒，和受其影响的女性史诗小说“那不勒斯四部曲”一样，书中有“只有你身为女人才会知道这些丑陋的秘密”。
路易莎生于1832年，在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合康特顿县长大，家中有四姐妹。父母重视对她的教育，四姐妹感情很深。她的父亲奥尔科特和小说中的马奇先生一样，在家中做甩手掌柜。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的小圈子里还有爱默生、霍桑和梭罗等一群十指不沾阳春水的男性知识分子，沉迷于书斋或一些乌托邦公社的尝试。
女孩们不能满足于社会对女性的定义和要求，希望实现自己的梦想，事实上路易莎笔下没有能够完全叛逃男权社会的女性，而是都在撞了南墙后做出了一些妥协：梅格爱慕虚荣，却嫁给了贫穷的约翰并困守家庭；乔本来渴望摆脱爱情和婚姻带给她的事业的阻碍，但却和家长作风的巴尔教授结婚了；野心勃勃的艾米本来想嫁给有钱人跻身上流社会，但最终选择了爱情。
路易莎本来想让乔成为一个不结婚的反叛者，但在读者和出版商的要求下做出了妥协，“我不敢拒绝，于是一反常态为她安排了一场搞笑的婚姻”。其他女孩的结局也受到了路易莎所处时代观念的限制，21世纪的读者无法接受“梅格的丈夫对双胞胎撒手不管”、“劳里被艾米的女性魅力打动”此类的情节。
于是，格雷塔·葛韦格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编，乔从服装到举手投足都充满了“假小子”的气质，邻居劳里反而更加羞怯温柔，反驳固化的性别气质；梅格选择家庭，并告诉乔“我的梦想和你不一样，但并不能说明我的梦想不重要”，打破了对独立女性的刻板印象；艾米梦想成为画家，一语惊人地说出婚姻是一个经济命题，指向了今天仍未消解的婚姻困境。
最亮眼的改编，是格雷塔改变了原著中乔和巴尔教授结合的结局，巧妙地将作者的心声和角色的选择融合在了一起。乔对母亲说出了她拒绝婚姻的心声：“女性，有思想和雄心，有灵魂和天赋，我受够了人们说爱情是女人需要的一切。”
乔向出版商明确说明女主角不会结婚，出版商反驳说如果女主角不结婚书就卖不出去，这才有了乔雨夜追教授表白的一幕，这呼应了路易莎日记中的“一场搞笑的婚姻”。反过来，将之理解为乔真的和巴尔教授结婚了也并无不妥，可以看作乔勇敢追爱、打破对独立女性刻板印象的举动。但在影片中，乔和巴尔教授的结局不再重要，电影最后以《小妇人》这本书的出版结尾，而不是一场婚礼，既肯定了乔一生通过写作获得的成就，也说明了女性的人生价值不必婚姻来衡量。
为什么我们今天仍然需要《小妇人》？
在2019大火的HBO高分剧集《我的天才女友》中，埃莱娜和莉拉从恶霸堂·阿奇勒那儿要来了一笔钱，她们用这笔钱买了一本《小妇人》，在社区的石椅上相拥着读了一遍又一遍，甚至把书都弄破了，因此产生了成为作家的梦想。莉拉小学毕业之际写的《蓝色仙女》、埃莱娜成为作家后出版的小说，都受此影响。
HBO剧集《我的天才女友》中埃莱娜、莉拉正在读《小妇人》
安妮·博伊德·里乌在《梅格、乔、贝思和艾米：为什么小妇人的故事今天依然没有过时》中指出，几乎每个小有名气的女作家都和这部小说脱不开关系。波伏娃小时候曾经和自己的姐妹一起玩过《小妇人》的装扮游戏，她最喜欢扮演乔。“我告诉自己我就像她一样，我也会成为与众不同的人发现我自己的天地。”苏珊·桑塔格则表示，如果没有乔·马奇作为榜样，她是绝无可能成为作家的。
成长故事是叙事艺术最古老的母题之一，但古往今来成长故事多是围绕男性展开的。学者戴锦华认为，“女性的成长与成人，始终是一种含混、一种暧昧，一个定型化的女性形象序列间的断裂和匮乏。”女性成长和情谊书写的缺失，显得一百五十年前的全景式作品《小妇人》弥足珍贵。
《小妇人》在大银幕上也经历了多次改编，其中美国本土就有1933年、1949年、1994年几个杰出版本，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现实意义。1933年版本是由乔治·库克执导的，由女权主义者、好莱坞影星凯瑟琳·赫本饰演乔，赫本性格本就有些男孩子气，又是第一个敢在荧屏中穿短裤的女演员，为了强化乔的假小子形象，表演有些用力过猛。薇诺娜·瑞德长相姣好，精灵般的邻家女孩形象深入人心。在1994年版电影中，她饰演的乔，也是众多版本中最具女性气质的。
1994年版《小妇人》
《小妇人》电影中的女性观也在与时俱进，最值得一提的就是艾米角色的变化。
就像制片人艾米·帕斯卡所说：“艾米真诚直率又富有野心，但通常这样的女孩是不讨喜的。在过去，人们希望女孩子是温柔体贴、贤惠顺从的。艾米的叛逆和坦诚，是不被世俗所接纳的。现在不同了，年轻的女性乐于坦率地自我表达，这样的角色也越来越受到欢迎。”在原著中，艾米站在了善良坚韧、拒绝婚姻的乔的对立面；而在新版影片中，她的形象丰满和完善了许多。
劳里放弃乔突然爱上艾米的情节不再突兀，影片给了艾米很多发光的时刻并增添了很多艾米和劳里相处的场面。艾米对自身的境遇十分清醒，她想成为画家，清楚地知道自己如果不嫁给有钱人就难以摆脱贫穷的命运，更别提绘画的梦想。她对19世纪美国女性的困境看得很清楚：“作为一个女人，我没有办法自己挣钱，也不足以谋生或养家糊口。如果我有自己的钱，那笔钱就属于我丈夫。如果我们有孩子，孩子也只是丈夫的财产。所以不要告诉我婚姻不是一个经济命题，因为它是。”
一百五十年后，艾米面临的困境仍然存在，“好嫁风”仍然盛行，女性在男权社会中仍然要承受各种社会规训，在男性主导的行业中获得事业上的成功仍旧是困难重重，更显得艾米的敢说敢做独树一帜。艾米从小一直暗恋劳里，但面对劳里第一次示好的时候，她拒绝成为乔的替代品，“我一生都仅次于乔，我也不会是你满足的人，就因为你不能拥有她。”后来在欧洲遇到背影萧索、日日堕落的劳里时，更是毫不客气地批评了他整天虚度时光。艾米的自信和清醒，不仅打动了劳里，也说服了观众接受他们的结合，远比原著中的艾米因为“女性的耐心和痛苦”这类善良贤淑式的女性魅力吸引劳里更符合时代观念。
《小妇人》作为美国本土影响深远的女性主义小说，女演员一向以出演其中的角色为荣。格雷塔·葛韦格曾凭借女性主义电影《伯德小姐》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提名，《小妇人》对她也意味着非凡意义，她交出了一个符合好莱坞女性主流价值观，又充满原创力和个人痕迹的作品。
“无意识的偏见”并非空穴来风
2019版的《小妇人》的卡司阵容也引起了热议，这是一部女性成长电影，又是全女性电影人班底：导演格雷塔·葛韦格曾因执导富有个人经验痕迹的女性电影《伯德小姐》而成为历史上第五位被提名最佳导演奖的女性；饰演乔的西尔莎·罗南因性格的相似被导演看作缪斯，已经25岁前四次提名奥斯卡最佳女主角，荧幕上的形象往往是坚韧又有点小叛逆的女孩；饰演劳里的甜茶（蒂莫西·查拉梅）也曾经出演过《伯德小姐》，长相俊美，将出演伍迪·艾伦新片《纽约的一个雨天》的全部片酬捐出以支持“MEtoo”运动，曾凭借《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成为八十年来最年轻的奥斯卡最佳男主角提名的男演员；艾玛·沃特森饰演梅格，此前她的代表作是《哈利·波特》系列，又是联合国妇女署亲善大使；劳拉·邓恩、梅丽尔·斯特里普等影坛前辈出演马奇太太、马奇姑妈这种黄金配角.......
《小妇人》凭借过硬的影片质量和非凡的意义被看作冲奥力作，但是格雷塔·葛韦格缺席了奥斯卡最佳导演提名，舆论广泛认为格雷塔·葛韦格并非配不上提名，其中被提名的《小丑》导演托德·菲利普斯就未必比格雷塔高明。
被寄托厚望的《小妇人》的确在颁奖季上表现平平，制片人艾米·帕斯卡认为男性投票人之所以回避这部影片，是因为“无意识的偏见”。“无意识的偏见”并非空穴来风，《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莫妮卡·黑塞也认为，男性在回避《小妇人》，她收到了很多邮件称男性在没有女性朋友陪伴的时候去观看《小妇人》会感到奇怪。喜欢看充满荷尔蒙气质的动作片的女性会被看作“酷女孩”，但是反之喜欢以女性为中心叙事的影片的男性会被看作异类。同样，《纽约时报》评论员珍妮特·马斯林也表示，她的三位男性好友在推特上表示，对于《小妇人》上映的消息，他们要么是没有时间去看，要么是拒绝去看。
白人男性始终在文学和影视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即使今年奥斯卡奖《寄生虫》成为了大赢家，试图打破“白男天下”的保守魔咒，但在奥斯卡的获奖经验中，歌颂人性和正能量的个人英雄传奇大制作一向比描述家庭故事、情感关系的题材更受评委的青睐，而商业大片往往是男性电影人的专属，女导演只能在文艺片这样的小制作中分一杯羹。
迄今为止，只有五名女性提名了奥斯卡最佳导演奖，然而唯一获奖的凯瑟琳·毕格罗，尽管凯瑟琳·毕格罗坚信男人能做好的事她能做得更好，但当年获奖的《拆弹部队》是一部充满阳刚之气的战争片，是符合奥斯卡一向的价值取向的，可见女性导演和女性电影的生存空间是多么狭窄。
文学评论家尼娜·贝姆认为：“美国人的经历本质上是男性的，这完全是对女性视角的否定，不仅仅是艺术上的排斥。”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也指出：“人就是指男性，女性是附属的人，是同主要者相对立的次要者。他是主体，是绝对，而她是他者。”成长和友谊叙事一直都是男性的特权，女性好像总是在写女人自己的故事，似乎不仅作品价值无法和男性作品相抗衡，也无法获得普世性。
就算是广受欢迎的简·奥斯汀，其作品也总是批评为格局太小，题材限制在男女婚姻上。男性间的友谊，往往被看作一种高尚的情操。而女性友谊被污名化，往往都是在嫉妒、猜忌中交替进行的塑料姐妹花之情，殊不知撇不开指向以男性为中心的亲情和爱情，女性间也有互帮互助、互相支撑和参照的情谊。
也有人认为《小妇人》被男性抗拒、“美国人恨女人”的观点被夸大了，奥巴马认为《小妇人》是他2019年最喜欢的电影之一，《华尔街日报》的评论员乔·摩根斯特恩将其称为是2019年最佳电影之一。
两性平等并非一朝一夕能够实现的，女性电影人争夺话语权的路还有很长，就像娜塔莉·波特曼今年在奥斯卡红毯上穿了一条绣有杰出女性导演王子逸、格雷塔·葛韦格等人名字的黑金斗篷长裙，尽管有人批评她说做秀，但是对于本就缺少曝光度的女性导演来说，这是一次旗帜鲜明不容忽视的发声。
参考链接：
https://www.theguardian.com/lifeandstyle/2020/jan/15/being-jo-march-little-women-finally-has-an-ending-grown-women-deserve?CMP=Share_AndroidApp_%E5%8F%91%E9%80%81%E7%BB%99%E6%9C%8B%E5%8F%8B
https://www.theguardian.com/fashion/2020/feb/12/caped-crusaders-how-little-women-lost-the-oscars-but-won-fashion?CMP=Share_AndroidApp_%E5%8F%91%E9%80%81%E7%BB%99%E6%9C%8B%E5%8F%8B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20/jan/04/little-women-man-problem-overblown-anecdata?CMP=Share_AndroidApp_%E5%8F%91%E9%80%81%E7%BB%99%E6%9C%8B%E5%8F%8B
https://mp.weixin.qq.com/s/2WqrNmzeT_wfXFR7Bw_oEg?from=singlemessage&scene=1&subscene=10000&clicktime=1582458372&enterid=1582458372
https://m.jiemian.com/article/3942060.html?from=singlemessage
https://m.jiemian.com/article/2391388.html?from=singlemessage
https://mp.weixin.qq.com/s/ncP66_pzl3aLi333JweGSQ
https://m.jiemian.com/article/1840593.html?from=singlemessage
撰稿丨彭镜陶
编辑丨张进
校对丨柳宝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