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世界赋予我们的裂痕去生活，固执地迎向幸福。”农历除夕之时，我们写下这句期许，但未曾预料未来一个月，将会面对怎样的挑战。
自疫情公布，到今天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偌大的武汉空空荡荡，城市交通与大多数行业骤然停摆。其他城市也陆续延缓复工、隔离防疫。习惯了快捷物流、便捷交通的人们开始意识到，每一次便利背后，都站着活生生的人，他们虽然普通，但都不可或缺。
但城市依然需要运转。最开始站出来充当城市“毛细血管”的，是一个又一个普通人。“志愿者”三个字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不仅意味着勇气和担当，也代表着现代社会人与人关系的重新连接。去年大家都在讨论项飙所说的“附近”的消失，在今天的武汉，我们则可以感受到“附近”的回归。
今天推送的文章，来自一名普通的武汉一线志愿者。文字记录下了他看到的志愿者工作与民间互助日常。有序的组织化工作，凭借的不只是一腔热血。我们能看到，普通的个体在抗疫之中发挥出了巨大的力量。这种力量与“英雄主义”无关，它来自于人性中最诚挚的善。但愿依靠这些力量，我们可以挺过这段艰难。
无数诚挚的面孔藏在口罩后面，默默地献出他们的力量。历史或许留不下他们的名字，但我们可以选择记住他们。
“我看到爷爷为了保护孙女，第一次学会上网求助；我看到本地医生对着外省的支援队伍，两次鞠躬；我看到医生感染后，躺在病床上请求志愿者将他的家人送到隔离点；我看到志愿者，每天接送医护人员直到凌晨……”
2月14日武汉街头。
撰文 | 谢诗豪
武汉又称“江城”，我儿时喝的奶粉牌子就叫“扬子江”（长江从南京以下至入海口的下游河段的旧称）。记得三年级时学过一首宋词：“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那时候我真的以为，自己喝的每一滴水都来自长江。
在童年的认知里，我的生命是长江给的。武汉的生命也是长江给的——秦汉时期，长江、汉江带着泥沙沉积于此，这片在古书里被称作“云梦泽”的湿地才渐渐形成平陆。
个人和城市因为长江交织在了一起难以分割。所以，我很难做一个真正的观察者。真正的观察需要冷静抽离，但旁观于我而言犹如“背叛”。在记录者的身份之外，我更是一个普通人，一个在武汉这座伤痕累累的城市里生活了二十一年的普通人。
我只能努力地回忆、记录，思考这一个多月来发生的事，发生在我身边的事。
2月14日武汉街头。
封城初期的市民互助
“不到一天时间，就有4000多名志愿者加入司机队伍。”
1月23日10点，为遏制新冠肺炎传播，武汉全市公交、地铁、轮渡暂停运营，不少医护人员的通勤因此受到影响。1月24日，我被朋友拉进一个酒店支援群，群里主要有三类人：酒店业主、医护人员、其他志愿者。我没有车，不能去一线运输，只能在群里做些信息对接的工作。
当晚十一点半，一位医生在群里求助：公共交通封了，他们没有办法从汉口回青山。消息马上被回应，一位住在医院附近的志愿者说他可以接送。第二天媒体报道写道：武汉善缘义助志愿者服务队倡议组织医疗支援队，接送医护人员上下班。
不到一天时间，就有4000多名志愿者加入到司机队伍中。
司机志愿者（作者供图，非文中提到的志愿者）。
整个支援车队的调度工作，由90后武汉媒体人陈述杰负责。他的母亲韩雪，是善缘义助项目的负责人。
1月24日起，他们按照武汉市的行政区域在各个微信群协调工作：硚口的司机送硚口的医生，江岸的司机送江岸的医生。具体的协商会精准到街道、社区，谁离得近谁去（经常会出现志愿者、医护人员住在同一个小区的情况）。他们和交管部门沟通，凡是志愿者团队的车，都会在后视镜上系一条绿丝带，如果被交警拦下，就出示和医生的聊天记录。
我采访过群里的一个志愿者，他本来是一位普通的出租车司机，土生土长的汉口人。武汉封城第一天，他就申请加入社区的应急车队，当时规定私家车不得随意上路，社区内的居民如果有通行需求需要及时上报，由社区组织车辆。当时他家里人极力反对，甚至把他的车钥匙藏起来，不准他去：
“外面到处是病毒，危险得吓人，凭莫斯（凭什么）要你去，社区里头就你一个会开车子？”
他只说了一句话：“我们开车子危险，在医院里头的医生护士不是更危险？你不克（去），我不克，大家都不克，武汉市不舍了（完了）？”
他最主要的工作，是接社区里的医护人员上下班。看到微信群里有附近的求助，也会“接单”。他说，社区里的老人以前还经常打照面，等到他女儿这一代，基本就没什么联系了。因为这次疫情，他才知道原来社区里有这么多年轻人在医院上班，有的比她女儿年纪还小。
“你说我们如果出来开个车子都畏手畏脚，让二十出头的小姑娘顶在医院里头，莫昂（怎么）好意思？”
志愿者司机在路边休息。
这样的志愿者司机还有很多。他们在封城初期，充当了这座城市的毛细血管，为政府协调争取到了宝贵的缓冲时间。但这种情况没有持续太久，尤其在2月4日志愿者司机何辉病逝后，有的志愿者担心感染退出了，更多的人则因为防护物资不够被劝退。其实早在1月30日，很多志愿者的消毒物资和口罩都耗尽了，只能从各处“找货”硬撑；还有的司机一天要接送四十多位医护人员，没有充足的时间进行消毒。
随着疫情发展，我们发现普通的消毒、口罩可能都防不住病毒，安全问题因此摆在了所有志愿者面前。
我一开始加入的酒店支援群面临着同样的问题。1月24日晚上，整个武汉三镇的酒店业主在群里自发地接龙，发送自己的酒店信息：酒店在哪里、离哪家医院近、能够接纳多少医护人员，全部都是无偿支援。回家不便的医护人员入住到附近的酒店，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司机的压力。酒店一开始都是由医院提供消毒、消杀服务，并帮助配备测温枪、雨衣式防护服、口罩等医疗物资。但后来医院物资告急，很多酒店靠自己贴钱坚持。
再后来，官方机构入场整合了之前的志愿组织，包括征用酒店，组织运输车队。宏观上由政府统筹，但很多志愿组织仍然保留了原来的结构。
对当时的武汉而言，防止“交叉感染”是重中之重，武汉内部疫情也有轻重之分，原则上跨区调配风险更大。因此武汉的支援活动，大体以“附近”为原则展开。其背后的推动力，是陌生人之间的善意，疫情之下他们不再是“陌生人”。我们会信任某一个接送我们的司机，他是一个有年纪、有姓名，甚至知道住址的具体人，而不是打车平台上的陌生号码。
志愿者运输捐赠物资。
民间救助的困境与希望
“我相信共情是人类最后的壁垒，有着打通上下的力量。”
除了志愿者司机，武汉的民间救助还发生在更多普通市民之间。
疫情初期，政府要求市民不外出、不囤菜，大量的小区由业委会联系超市、网上购物、统一配送，业主拿号下楼取菜。这一系列工作，包括统计信息、制定表格、分配号码，都是由热心的业主完成的。据我观察，疫情初期，业委会的效率远高于某些社区。但这种情况多出现在新建的中高档小区中，在老年人聚集的旧社区，应对措施依然不太完善。他们又不会网上购物，以至于2月5日，还有数百人戴着口罩排队进超市、挤电梯。排队的多是老年人，也是新冠肺炎最大的受害群体。（2月10日后，武汉社区逐步实行封闭式管理，最大程度减少市民外出次数，降低感染风险。）
业委会统一买好菜后，居民自取。
除此之外，还有对特殊人群的救助。一座人口总数高达千万的城市里，再特殊的群体，人数也不会少。在中央调查组强调保障特殊群体需求之前，民间互助是他们能依赖的主要力量。
1月26日左右，我在同学群里看到求助，一位同学的姐姐怀孕临产，但是家里没车，打车软件上没有司机接单。按照当时的规定，孕妇临产只能联系社区、由社区派车。但一个上万人的社区可能只有两三辆车，她得到的回复只能是：等。
后来，一个住在附近的志愿者司机带她和姐姐去了武汉人民医院。然而，当时人民医院的急诊已经转为发热门诊，床位不够。她只能回家。
那天路上的车很少，她招手，偶尔有人停下，结果看她站在人民医院的门口，犹豫之后又开走了。
天色已暗，她只能继续在微信里求助，最后等到一位接送医护人员的志愿者。三天之后，在省妇幼和人民医院之间来回两趟后，她的姐姐终于住上了院。
我在网上查了近几年武汉市的出生人口，平均每天有三百多人出生。
2月20日，我在朋友圈看到，有人深夜戴着口罩、手套，拎着大袋的米和菜，从锈迹斑斑的栏杆外逐个塞给里面的父母。他说老社区没有配菜服务，只会每天转发一些鸡汤文，生活物资全靠自己抢。老人又不会用网上的抢菜平台，完全靠街坊邻居给菜给粮。他想进小区送菜却被拒之门外，只能像做贼一样，透过狭窄的栏杆缝隙给爸妈送菜。那条朋友圈最后，配了个哭泣的表情。
儿女在武汉的还好想想办法，真正的孤寡老人，只能靠左邻右舍和社区志愿者的帮扶。
社区志愿者。
封城之前我就时刻关注疫情发展，在大的国家救援之外，我也一直关注着这些民间的志愿者们，他们没有任何功利诉求，也无法在历史中留下名字。
生活中的他们，或勇敢或怯懦，或贪小便宜或慷慨。他们是作家笔下的小市民：一碗热干面、一杯蛋酒“过早”（方言，指“吃早餐”）；买两块钱一张的船票，从武昌坐到汉口，眺望远处雾气蒙蒙的大桥……武汉人喜欢说“你吓（he）我”和“讲胃口”，前者听起来像是在表达害怕，其实是在说“什么能吓到我？”后者好像在说自己胃口大，其实是“讲义气”的意思，不肯让别人吃亏。疫情之下，这些天不怕地不怕、讲义气的武汉人身上，闪烁着一种朴素的善良。
记录这些身边的声音，不是为了歌颂，更不是为了书写苦难，而是想展现其背后更深沉的凝聚力量。
我看到爷爷为了保护孙女，第一次学会上网求助；我看到本地医生对着外省的支援队伍，两次鞠躬；我看到医生感染后，躺在病床上请求志愿者将他的家人送到隔离点；我看到志愿者，每天接送医护人员直到凌晨……
我相信，共情是人类最后的壁垒，有着打通上下的力量。让那么多人，不论是否身处这座孤独的城市之中，都能彼此理解、心怀希望。
志愿者在分拣捐献物资。（肖雅星 摄）
阅读和写作，助人者的自救
“这一切，与英雄主义无关。”
武汉封城后民间的互助，让我感受到一种“附近”的回归。现代人关注的，要么是自己身边的琐事，要么是中美之间的大事，这是人类学家项飙所阐述的“附近”的消失。然而现在，一种具体而微的人与人的关系，重新得到了我们的信任。
只是这份信任的源头，总令人感到酸涩。身在疫区，每天都有太多的信息、情绪向我们袭来，有的来自官方，有的就来自身边。身为志愿者无法阻挡自己每天接受的信息，当无法消化它们的时候，我会去阅读、去写作。
我有一个同学在国企上班。疫情发生之后，他经常冲在第一线，武汉洪山体育馆方舱医院就是他们连夜搭建的。因为我念中文的关系，他经常找我聊书。1月29日深夜，他给我发了一段《鼠疫》中的文字：“这一切与英雄主义无关，而是诚实的问题，这种想法也许会惹人嘲笑，但同鼠疫做斗争，唯一的方式就是诚实。”
我回复他：“仿佛在看预言。”
加缪。
不管《鼠疫》被怎样地市场化、被怎样地滥用，阅读《鼠疫》本身仍然是有意义的。不仅因为它的文学性和思想性，更因为它作为一本有着真实生命力的作品，在特殊时期能够给予我们心灵安慰。
2月6日，那位朋友第二次找我聊书。在那张方舱医院阅读照片上热搜之前，他就发给我截图，并告诉我那人在看福山的《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他问我看过没有，我回答没有。他说，他晚上回去看看。
走红网络的方舱医院阅读照片。
他给我发消息的时候，我正在看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切尔诺贝利的悲鸣》，这本关于切尔诺贝利的采访集，我四年前读过。她的文字充满了诗意，描绘的却是无法更加残酷的现实。
因为疫情，我又翻开它。每一场灾难都是人类文明的苦难，阅读切尔诺贝利人的经历，也是想要在嘈杂的声音里，分辨出内心的真实。
我们时常强调文字和现实之间的距离，尤其在我们讨论社会议题时。我担心自己沦为廉价的号手，竭力吹奏“二手”的声音而不自知。创作者应该遵循内心的真实，认清时代，然后找到自己的路。可是当外部的声音足够大时，我们很容易被驯化、被影响，被情绪的海洋淹没，尤其当自己还身处漩涡中心。
此刻，阅读就是我的诺亚方舟，让我能够在海面上漂流片刻。
阿列克谢耶维奇也给了我写作的启示。她深入“禁区”写下的文字，使我第一次感受到非虚构写作的力量。此刻我身处疫区，似乎能体会到她当时的心情。当时我就在想，要像她一样记录下真实的声音，但还在犹豫。后来真正使我下定决心的，是死亡。
有天我们家庭群在讨论疫情，姐姐突然说，她两个闺蜜的母亲在半个月里相继去世，去年十二月她搬新家，大家还一起吃过饭。这句话就像个小插曲，很快被其他消息淹没了。就像一周前，妈妈突然和我说，有个远房亲戚跳桥自杀了，疑似感染，住不进医院，又不想连累子女。
在我的记忆里，死亡从来没有被这样随意地表达过，而我清楚地知道，每一个离世的母亲背后，都是托宾笔下“不会再次经历”的剧痛。
我在群里认识的一个志愿者，她本来是做金融的，一开始在群里看到朋友找人帮忙，帮着帮着就成了“长工”。她几乎没有休息时间，任何时候都有人给她打电话。但真正让她喘不过气来的，是巨大的心理压力。有时候晚上十点收到家属的求助，信息刚报上去，第二天人就走了。有限的报道无法容纳全部，还有很多人，在这场灾难里悄无声息地离开了。
很多时候，我们将“人”视作一个抽象的概念，而忽略了它作为一个名词的所指，是一个个具体的，鲜活的人。
我想过把这一个月里的所见所闻写进小说里。但现在，我还没有办法做出在他们生命之上的想象，不过有试着拟一个开头：
我从小生活在汉口，在六渡桥的铜像下长大，喝的每一滴水都来自长江。眼下，可能是我这辈子经历过的，最大的事了……
撰文 | 谢诗豪
编辑 | 榕小崧、李阳
校对 | 危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