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全喜: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讲席教授,曾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主要研究法理学、政治哲学和思想史,著有《自我意识论》《理心之间——朱熹与陆象山的理学》《法律秩序与自由正义——哈耶克的法律与宪政思想》《休谟的政治哲学》《论相互承认的法权——〈精神现象学〉研究两篇》《我的轭——在政治与法律之间》等作品。


休谟、阿隆与赫希曼的冷眼观世界

 

新京报:疫情暴发以来,你是怎么度过的?生活节奏是否有被打乱?

 

高全喜:原计划在假期放松一下,不再做专题性的学术研究,为来年的教学、研究和访学做些准备。由于疫情的暴发,心绪不宁,悲愤交集。每天有一半时间在看与疫情相关的信息,分析疫情防控中一些问题的社会机理。读书人的主要工作,就是思考和写作。但这两项工作都与社会环境有着密切联系,只不过这种联系有时是潜在的,有时是直接的。谁都脱离不了自己所处的时代环境。

 

客观而言,在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出现天灾人祸实属难免,但这样一起地方性公共卫生事件,最后演变成一场波及全国乃至世界的重大社会危机,其影响的深度和广度是谁都没有料到的。这场危机将在自然、社会和精神层面造成怎样的影响,目前还难有定论。但我感觉,我们正处在一个巨变的关口,虽然变化的方向尚不得而知,但这次疫情肯定会影响深远。

   

新京报:这段时间在读哪些书?在这特殊时期,有何阅读感受?

 

高全喜:抽空还是读了一些书,主要看了三部传记——《雷蒙·阿隆回忆录》《大卫·休谟传》《入世哲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的奥德赛之旅》。三部传记,风格迥异,各有特点。

 

先说法国思想家雷蒙·阿隆的回忆录。我有一次去巴黎,还特地去找过他的墓地,记得那天中午从地铁出来,外面下着小雨,我们在那片公墓里首先找到萨特和波伏娃的墓碑,他们的墓最醒目,因为有很多从世界各地的读者来朝拜,墓前放置了很多鲜花和地铁票(表示曾经来过)。但阿隆的墓根本没人知道在哪里,我们找了三四十分钟,才在一个边角位置发现了它,那里冷冷清清,没有一束鲜花,也没有一张地铁票。我有点遗憾,因为当天下着雨,我们也没有买花。我在墓前沉思了半天,一边抽着烟,一边给他也点了一根。我“自我介绍”说,是中国的一个对他很敬仰的学者来此朝拜他。


《雷蒙·阿隆回忆录》,[法]雷蒙·阿隆著,杨祖功、王甦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2017年7月版

 

在20世纪的法国思想界,阿隆是一位卓有见识的保守自由主义者。在存在主义盛行时,他用非常冷峻的眼光,审视法国乃至整个世界格局,分析当时的制度变迁。这本回忆录,重点讲述了他对所处时代的观察和分析,是其个人思想历程的回顾和总结,很值得向大家推荐。

 

尤其在疫情席卷海内外的当下,人的情绪很容易被各种信息左右,要能像阿隆一样用冷峻的眼光来看待自己所处的社会,看待整个世界格局。阿隆的思想和性格,既厚重又单纯。他把这两种看似相悖的优点,极为难得地结合在了一起。

 

大卫·休谟(1711-1776)是我的研究对象之一,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这部《大卫·休谟传》,可能是目前最好的休谟传记。它也具备《雷蒙·阿隆回忆录》的诸般优点。只不过,它不是出自休谟本人之手,而是由美国得克萨斯大学的莫斯纳教授所著。这本书比较全面地展示了休谟的思想和他的成长道路。

 

休谟是苏格兰启蒙思想的代表人物,也是一位著名的经验主义哲学家,那个时代的学者,都可谓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休谟的研究领域特别广,从道德哲学到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都有涉猎,著作等身,尤其是他的煌煌《英国史》,记录了大不列颠的风风雨雨;在苍黄晦暗之时,总能给人以筋骨犹存的底气。这部传记充分展现了休谟的思想质地,也挖掘了他人生中一些鲜为人知的经历。


  

《大卫·休谟传》,[美]欧内斯特·C.莫斯纳著,周保巍译,启真馆丨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9月版

 

《入世哲学家》,则是美国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的传记,赫希曼与一般的经济学者不同,他还是一个社会变革的实践者,曾辗转于意、法、西、美四国参与反法西斯抗争。法国沦陷后,他在马赛与瓦里安·弗莱等人一起,将包括阿伦特在内许多欧洲第一流的学者和艺术家营救到美国。他后来的许多建议,对美国政府、拉美和欧洲的许多国家政府、世界银行,以及诸多大型基金会的项目运作,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一直作为许多国际智库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到拉美和非洲的一些后发国家考察调研,试图为这些国家找到通往现代化的变革之路。除了经济理论,他还有很深的哲学、政治学和语言学素养。所以,作者称他为“入世的哲学家”。

 

三位传主都处在大变革时代,他们的人生经历都很丰富。通过阅读他们的人生和思想,可以让我们在面对时代风浪时,多一些安慰和勇气。

 

新京报:三位学者都能用冷眼分析时代病症,他们的思想理论对理解当下中国的疫情和时局有何启示意义?

 

高全喜:休谟、雷蒙·阿隆和赫希曼三位来自不同国度的思想家,分别从道德领域、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的思考路径,探讨过社会治理问题。他们都偏向于古典自由主义,强调社会的自我成长和自我救助,强调社会自组织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外部组织体制是必要的,但社会健康发展的核心仍在于社会自组织能力。尤其在面临危机时,无论是天灾人祸,还是经济动荡,社会自组织往往能够更及时、更主动、更有效地应对。

 

中国社会目前面临的公共卫生危机,解决问题的最有效办法,同样是充分调动社会的自生组织体制,以此防止危害进一步扩散。需要注意的是,在一个运行良好的社会环境中,自生自发的社会自治,有时会比人造的组织体制更为有效。以政府为主导的人造组织体制,在某些时候有一定效率,但在突发的危机面前很容易运转失灵。然而,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们片面地强化了政府的组织体制,而没能有效地激发社会自组织体制,这是我们要吸取的重大教训。


《入世哲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的奥德赛之旅》,[美]杰里米·阿德尔曼著,贾拥民译,三辉图书丨中信出版集团出版2016年10月版

 

国家救援与社会救援如何高效协同

 

新京报:在应对重大公共危机时,国家救援体系与社会救援体系该如何更高效地协同,将更广泛的社会资源纳入救援体系?

 

高全喜:有人说,特殊时期需要有强势的政府,我们承认特殊时期和日常时期是有差别的;但在成熟的社会体制中,即便是非常时期,很多事情也还是要交给社会来做的。从上到下的机构运行出现障碍,那么整个社会就会无序化。病毒疫情来势凶猛,没有给政府留下调整的时间和空间,因此,平时缺乏自治能力的社会势必一下子陷入溃败。南方社会相对经贸发达,应对的自主性和有效性强很多,越是社会自治能力薄弱的地方,问题就越严重。政府、社会和个人应该要均衡发展,国家的强大不能以牺牲社会和个人为条件,“以人为本”应落到实处,应该以每个人的生命安全为本。

 

这场危机,不单是一个医疗卫生问题,还会引发相应的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每个阶段的主要问题是不同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问题在不断深化。用德国著名法学家卢曼的话来说,它是一个多元的系统结构,相互之间谁也离不开谁,当一个方面发生变化,它会连带导致整个系统的变化。要建设现代国家治理体系,需要有社会领域、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的全方位变革。过去四十年以经济变革为主导,追求国家的经济总量,未来的变革则需要更重视社会和个人的权利和利益。

 

新京报:关于此次疫情的暴发和应对,还有哪些方面需要反思?

 

高全喜:需要反思的方面有很多。从法学视角来看,首先要有一个反映社会真相的机制。社会真相的揭示,既不能单纯依靠某些人的道德勇气,也不能单纯依靠内部的汇报机制。关乎社会公共安全的重大问题,一定要有通畅的反映真相的途径,要有实际可操作的法律条款作保障,这才是法治国家的预期目标。至于社会言论的是非曲直,可以交给相关的专家机制乃至全社会去公开辨别,而政府则从中审慎选择。

 

其次,从更为广阔的层面上,此次疫情还有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的身心关系等问题,也值得深入思考。表面上,这次疫情源自自然界的病毒;但实际上,与我们对自然的认识和理解,以及相关的组织管理和法律制度有莫大关系。疫情之所以发展到如此地步,最主要的问题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没处理好,我们以前片面强调“人定胜天”、“改造自然”,这种自然观是有问题的,科学研究一定要在尊重和敬畏自然的基础上加以发展,防治疫情不能以敌对的斗争哲学予以应对,这种所谓的“物质主义”最终只会导致更大的灾难。

 

对此中外历史的教训比比皆是,人面对自然世界,即便是自然灾害,也要心存谦卑,只有顺应自然的机理,才能走出生存的困境。同样,关于此次疫情导致的身心与精神上的问题,那种激进的道德主义是无效的,要回归社会自发的道德传统。至于人与社会的关系,就更是如此,社会有病,那么自然病毒就会乘虚而入,一个完善的社会机制是可以抵御和防范各种自然与社会病毒的,对此,重建一个有序的社会领域,让良知与法治落到实处,才是最为关键的。  

 

采写丨徐学勤

编辑丨李阳

校对丨何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