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写丨彭镜陶
今年一月，“70后”代表作家鲁敏出版了她的中短篇小说集《铁血信鸽》。小说集收录了八篇短篇小说，所有篇目都由鲁敏亲自挑选，可以说是她对自己二十年写作生涯里，短篇小说写作的一次重要回顾。
不同时期的作品，不仅能反映一位作家在不同阶段的写作特点，也能反映出本人生活起居的人生轨迹。鲁敏谈及自己出身乡村，15岁因考学来到省城南京，最近又搬来北京生活。伴随她生活轨迹从乡村到都市的移动，她的作品也从早年乡土写作转移到都市写作——她对都市的感情和生活经验已经远远超过了乡村。
这二十年中，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都市蚕食着乡村价值观，鲁敏反对以地理位置来区分乡土和都市写作，她更倾向于用农耕文明的写作与工业文明的写作来划分。除此之外，在这次专访中，鲁敏还谈到了人对空间执着的占有欲，以及与她写作生涯无法分割的邮政行业、社交生活的本质等话题。
《铁血信鸽》，鲁敏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1月版。
对二十年的写作生涯进行一个阶段性回顾
新京报：《铁血信鸽》中收录的八篇小说都不是近几年写作的，为什么挑选这些小说重新出版？
鲁敏：《铁血信鸽》这本书属于上海九久读书人的“中国短经典”系列，会出版一些我们“70后”作家的中短篇小说集。这个系列考虑的不是题材的选择，也不是文本的新旧，而是这些小说的经典化程度。
我已经写作二十年了，在这么长的写作历程中，进行一次阶段性回顾，把一些好的短篇出个集子。可能这种小说集没什么社会热点，也没有全新的内容，不太可能成为畅销书。但对作家来说，短篇小说是一种很见功力的文体。从职业作家的角度讲，希望能够自己来遴选作品，出版这种短篇小说集。
新京报：这八篇短篇小说能代表你短篇小说写作的平均水平吗？
鲁敏：很遗憾不能。第一个原因是，2020年我会出一部全新的中短篇小说集，那里面有一些全新的内容，考虑到版权的问题，我没法把那本书中的小说收录进去。还有《荷尔蒙夜谈》，也有一些我很满意的作品，（同样）因为版权原因不能收录。《铁血信鸽》中的小说，不能说是最好的，也不是最新的，但还是能够代表我不同阶段写作的特点。
这八篇小说都是我自己选的。这二十年来，我大概写了四十篇小说，前几年每年写三四篇，现在基本是每年写两篇。《铁血信鸽》是其中一篇小说的题目，我和出版社一拍即合决定用它来做小说集的名字。
《铁血信鸽》也是我很喜欢的一篇小说，它反映了那几年我关注的养生问题，那时候，举国上下男女老少都热衷于养生，而我对这件事是非常排斥的。那几年，我经常思考精神和身体孰轻孰重的问题，在中国人眼里精神往往是高于我们沉重的肉身的。所以，在这篇小说中是有点批判过分崇拜养生的。我更推崇小说里穆先生那样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中年人，我让他变成一只鸽子飞掉了。
当时我把茨威格的《人类群星闪耀时》好好读了一下，我认为那些闪光的瞬间跟那些人的生理状况和身体机能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人的身体和精神一样，也能参与推动这个世界的运转。短篇小说篇幅虽然短，但也是我们某种价值观或思考的阶段性呈现。
鲁敏，生于1973年，江苏东台人，代表作《六人晚餐》、《奔月》、《荷尔蒙夜谈》、《九种忧伤》等。曾获鲁迅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冯牧文学奖、人民文学奖、郁达夫文学奖等。
小说刚刚完成的时候是最有成就感的
新京报：回头看从前的作品是一种什么感觉？
鲁敏：说实话，到现在我也没把它从头再看一遍，我只是在选篇目时浏览了一下。只是编辑在编的过程中会给我留言，会表达她的喜好。我的小说投出去，从来都不会看一眼；杂志到了，就随手放在家里了。我不太习惯看从前的作品，写完了这件事就算是过去了。
小说刚刚完成，修改了很多遍时感觉是最好的。到后面发评论转载和翻译，这种成就感在不断衰减。因为想法在变，对语言的要求在变，对叙事节奏的要求在变。它只是我走过的一条路，可以看到时间在一个写作者身上留下了怎样的痕迹。
拿《铁血信鸽》中的一篇小说《小流放》来举例子，写的是一个人和出租房的关系，其实是一个人和空间的关系。人对自己住的空间是有执念的，我写这篇小说就想打破这种执念，其实空间和时间一样，都是流动的。
写这篇小说时，因为我们家小孩要择校读书，所以不得不在靠学校近的地方很仓促地租了一个房子。为了生活所租的房子是毫无美感的，而且也没有什么挑选的余地。在一个很粗糙的环境里，你能看到空间和人最粗糙、最真实的一面。我在里面住了一年，生活的一部分就投入到了小说中去。
这听起来有点私人化，但仍是一个群体人生阶段的体现。你急匆匆买到的房子，和你租的简陋小房子，面对这两种不同的情况，你对空间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你在房子里看到很多别人留下来的痕迹，是很有意思的。
从此，我就对租房子充满了热情。现在我在北京也租房子，这个房子保持了一种简陋感。我已经不再像早年一样刻意追求物质的完美，现在看到朋友圈里大家晒的精致照片，会感到很排斥。这种极简主义，不是一种审美，而是我真的感觉空间对我来说无所谓，就跟我看旧作是一样的。
新京报：你会不会觉得早年的作品不成熟或者不够完美？
鲁敏：还是会有。我觉得我过去的写作太啰唆，其实现在也有点啰唆，我一直在跟我这种有点碎的表达方式做斗争。也许当时我语言不够好，当时的想法也和现在不一样了，但这些东西代表着当时的人生阶段，不管是幼稚肤浅，还是极端固执，对我都很重要。
包括我的很多同行，他的早期作品和中晚期作品都有很大的区别，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发展轨迹。没人生下来就是一个老人，我不会追求那种早期的成熟老练。
新京报：书中收录的第一篇小说《当我们谈起星座》是在讽刺你所身处的圈子吗？
鲁敏：没觉得是文化圈。当时不管哪个圈子，不管我去哪里，好像都是这个样子。走到哪都有人在谈星座，谈星座和自身命运、性格的关系，这是很无聊的、没有自我观点的话题。我对公共空间的交流持悲观态度，公共空间百分之八十的交流都是没有真正个性的，或者说没法说自己想说的话。
《当我们谈起星座》的主题是反省我们的孤独，也反省我们对解除孤独的无望的努力。我们千里迢迢赶到一块儿，结果却总是在讨论一些缺乏个性的话题。所以说，这不算是对文化圈的讽刺，（而）是对我们社交本质的讽刺。
不是说写了摩天大楼就一定是都市小说
新京报：《在地图上》的故事是否来源于你在邮局工作的真实生活？对邮政行业的变化是一种什么感受？
鲁敏：我在邮局工作了十五年，毕业于江苏邮电学校，现在已经并入南邮（南京邮电大学）了。我学的就是通信管理，所有的同学、同事、好朋友都在通信行业中。我主要是在邮局工作，其实地图还不算是特别熟悉的。邮局生涯给我的烙印是很深的，现在在任何一个国家看到邮筒，我的第一反应都是赶紧去给它拍张照片，包括朋友圈里有人吐槽邮局的工作人员工作态度差，我看到还是挺感同身受的。这个行业本身的衰落、变迁，其实也挺有意思的。
新京报：你看到邮政行业衰落，是一种什么心情？
鲁敏：许多行业都会有衰落的，所以感受没那么强烈。我在邮局还做过行业管理，经常带代表去对申通、圆通做一些突击检查。我认识南京早期想做私人快递的人，那时候他们都是想创业的年轻人，结果现在我看到电视采访，他们现在都是大腹便便的中年成功人士。
新京报：《在地图上》的故事是否来源于你在邮局工作的真实生活？对邮政行业的变化是一种什么感受？
鲁敏：好多故事都与个人经历有关系，或者说是道听途说来的。《种戒指》的故事，来自于我外婆。外婆家曾经是地主，后来被抄家，被命令把家藏的戒指都交出来，然后外婆就疯了。疯了以后，她坐在田里，把麦秆折成了戒指，看到人就说送你戒指。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在家里广泛流传。我开始写小说后，重新想起了这个故事，就把它写成了小说。这篇小说有魔幻色彩，隐喻了外婆受到的创伤。她恢复正常的细节也是真实的，后来外婆康复了。她重男轻女，看到我舅妈生了一个儿子，立刻就好了。我亲自去问外婆，从疯了到康复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她说原来感觉世界是灰蒙蒙的，不管谁说话都听不清，突然一瞬间世界就清晰了。
小说中的女主人公看到新生的男婴一下子就康复了，重男轻女属于一个陈腐的价值体系，女主人公被这种价值体系摧毁了，又被它重建了，可以说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盘尼西林》本来是我写的一部十二万字长篇小说中的一段，因为我觉得这个长篇写得跟冰糖葫芦一样，主人公每年发生的事情都串在一块，所以就作废了。当时为了写这个长篇，调查了很多上海（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资料。
新京报:《种戒指》有很明显的乡土色彩，你怎么看待乡土写作和都市写作？
鲁敏：中国是一个乡土（写作）大国，早年我们的文学作品译介出去，贾平凹和陈忠实就是其中的代表，再加上一些古典文学，国外对中国文学的认识基本就是这样的。
但是，中国近些年来城市化进程很快，在我们“70后”作家身上呈现出来。我们普遍是出生在一个小乡村，慢慢走到了城乡接合部，再到小县城，之后再去省城上学，有可能再到更大的地方去。我们是看着乡土文学长大的，乡土文学在中国也有着很大规模的受众，但现在无论是从个人物理移动的轨迹来看，还是说从文学养分的构成来看，都市经验已经超过了乡土经验。我早期的写作是乡土文学，我对土地的感情很深，后来随着我生活轨迹的变化，我对都市的感受大过我对乡村的感受。
不是说写了摩天大楼就一定是都市小说，也不是说写了河南的一个农村就是乡土文学。其实还是要看价值观，现在你跑到乡村当中去，它的思维模式都是非常都市化的。我反对单凭小说的背景来判断它是乡土小说还是都市小说，我更愿意定义为农耕文明的写作，工业文明的写作。
新京报：《铁血信鸽》中的小说基本上都以南京为背景，南京在你的写作中意味着什么？
鲁敏：之前我在南京生活，所以对南京的地名、风俗都是很了解的，南京能给我的小说提供一些具体的细节。但我从来没有强调过小说中的南京风味，地域是自然形成的。虽然我现在来北京生活了，但是我现在对二环、三环还是没有一点概念，我没法写。
作者丨彭镜陶
编辑丨安也
校对丨何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