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盛进的养殖场里的“青年鸡”已经超过130天日龄了,马上就养到要下蛋的日子了——这还能算作“青年鸡”吗?

 

“青年鸡”,是指刚出壳的“鸡苗”到交给养殖户养殖的“蛋鸡”的一个中间阶段,蛋鸡之后,就变成了待屠宰的“淘汰鸡”。有的养殖户有能力从鸡苗养起,便从种禽场买回刚破壳的、叽喳叫的小小鸡崽,作为120天后的补充梯队养着。更多养殖户因为缺乏设备和空间,就从像张盛进这样的鸡场预订青年鸡,青年鸡场把鸡崽养到快要下蛋了,再按合同上的时间交给客户。

 

张盛进手里这三批7万只青年鸡,半个多月前就应该送到客户的手里,但相关的通行证却迟迟办不下来,即便办下来,转运还是有不少困难。不像被视作农业生产物资的鸡苗,“有些地方还是把青年鸡当作‘活禽’管理,运输上限制很严格。”湖北省家禽业协会工作人员表示。


在湖北,类似张盛进这样的养殖户还有不少,手里“滞留”的青年鸡动辄从几万只到几十万只不等。对客户来说,到日龄的淘汰鸡“淘汰”不掉,仍放在鸡笼里养着,应该补充的青年鸡,却进不来。


张盛进的青年鸡全都挤在鸡笼里,转运不出去。受访者供图

 

随便走的国道高速 难过关的乡镇道路

 

105天,这是张盛进和客户约定好的青年鸡的日龄。养到这么大,他就要给客户送过去了。


鸡场所在的枝江市、宜都市和当阳市,都是湖北省宜昌市的县级市。在3月4日湖北省发布的疫情风险等级评估报告中,当阳属于“高风险市县”,枝江和宜都则属于“低风险市县。”但对于张盛进来说,转运青年鸡的难度和疫情最严重的那段时间并没有太多差别。

 

从2月9日起,张盛进便开始想办法,却总是办不下通行证。农业农村部公布了相关问题的受理电话,他通过电话反映情况后,“部里转省里,省里转市里,市里则给了当地指挥部的电话。”联系上当地疫情防控指挥部后,对方要求从村一级往上报,“村里报到镇里了,镇里又不批。我问农业部门,他们说只负责开票,也不知道通行证的事怎么弄。”张盛进说。

 

即使能办下通行证,但还有些事却是通行证无法解决的。“我们的基地都在村里,村里不让外面的车进村,说要运就要用本村的车。但是村里的车又不准我们开出枝江。”张盛进说,每一个小步骤都要“扯”上好几天。

 

“中央、省里都出了一系列措施,但到了地方上,到了乡镇,执行起来可能就比较麻烦。”同样养殖青年鸡的王鹏说,“现在农业农村部门发的通行证,在国道、省道、高速可以随便走,但到了乡镇就不一定认了,村里就更别谈了。”

 

从王鹏鸡场所在的湖北省随州市广水市,到饲料厂所在的随县,村里到下高速一共有9个卡口,还有许多巡逻执勤车。出了村,每一个卡口都要查验通行证和驾乘人的身份——通行证上规定了驾驶和副驾驶,连多一个搬运工都不能带,“一旦人证信息不符,通行证都给收了。”


出村去拉饲料,王鹏在路上还要遇到多个这种卡口。受访者供图


因为多处道路封闭,原本王鹏的饲料车可以直接经由国道和省道去饲料厂,现在不得不绕行高速,“来回多走100多公里吧,司机的出车费也涨了,加上搬运工的工钱也涨了,原先每去一次大概600元成本,现在要1500元。”王鹏说。

 

而且这个通行证只允许他们晚上8点至清晨6点出行,饲料车在清晨6点之前“必须出广水市,上高速”,在高速口附近的饲料厂装到饲料以后,要等到晚上8点,才能下高速往村里走。大晚上的到了村子,还有几道障碍等着他们——晚上无人值班的村道路障。

 

王鹏的饲料车在回村路上障碍重重。受访者供图


王鹏已经有经验了。他把自己鸡场的铲车停在村口作为路障,这样在晚上需要时就可以自己挪走;而村里面村组与村组之间的路障,就只能带着鸡场为数不多的几个工人,手动清理,等到饲料卸下来,饲料车开出去,再把路障还原。

 

他的鸡场只办下饲料车和鸡蛋运输车的通行证各一张,这也就意味着他只能每天出一次车、拉一趟饲料,来养活鸡场里的11万多只青年鸡和6万多只蛋鸡。

 

王鹏知道,虽然现在运的只是饲料而已,却已经有村民在背后议论:“不能让他跑了,太危险了。”

 

青年鸡场装不下 养殖场里却是空的

 

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段俊还没有考虑过鸡场里的青年鸡会面临什么问题。

 

因为首先摆在面前的是饲料问题,不能让鸡饿死了。之后是鸡苗运输的问题。在中央部委和湖北指挥部明确要求保障包括鸡苗在内的农业生产物资运输畅通之后,大概二十天前,他准备把5万只鸡苗运给客户。然而,种禽场所在的村子不放他们走。

 

客户见鸡苗运不出来,便表示不要了。5万只刚孵出来的鸡苗被段俊安排工人全部活埋。“那时候鸡苗一只能卖到5到7块钱。”段俊说,之后他就把所有鸡苗都停止孵化了。

 

不像“孵出来当天必须运走”的鸡苗,段俊原本觉得青年鸡的情况稍微缓和一点,比合同上规定的日期差几天也没关系,“本来是60天出栏的,我想还可以再等一下,大不了到70天。可现在是一等再等,一拖再拖。”

 

在武汉市江夏区和黄陂区的两个鸡场里,段俊手上积压了近20万只青年鸡,其中有28000只已经超过80天日龄了。这些鸡本来可以带给他每只18元的收入。

 

“鸡每天都在长,每天体重都在增加,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笼子只有那么大,它的体质会出现问题,产蛋性能也会有影响。”段俊担心,这样下去不知道还会出现什么问题。

 

而在段俊客户的养殖场里,“厂里都是空的,等着鸡过去。”段俊说,养殖户的生产计划早就拟定好了,“什么时候进小鸡,什么时候卖淘汰的蛋鸡。”这样便能保证每一时间段内都有一定量的蛋鸡在生产。

 

现在,这些生产计划全部都被打乱了。“如果现在进‘鸡子’耽误了,可能会有半年时间都空着。”张盛进说。

 

从其它能运输的青年鸡场找青年鸡救急,这个想法也不太现实。张盛进介绍,青年鸡场也是按照订单合同有计划地生产,“育雏场是有限的,一般很少会有空位,都养着不同日龄的青年鸡。我们的生产订单已经排到四五月份了,如果要从我这里重新订,那只能5月才开始养,再养105天后,都到下半年了。”

 

张盛进称,自己和客户签订的合同,如有违约需要双倍返还订金,加上每只鸡的成本,积压在鸡场里的青年鸡或会让他损失近300万。

 

“这个问题解决了,下一个问题又来了”

 

像段俊一样,疫情出现后,王鹏首先还关心不到青年鸡的事情。每天下蛋不停歇的蛋鸡们,此前给他“准备”好了超过百万枚鸡蛋。2月17日前后,湖北省农业农村厅公布了他和其他很多养殖户、种植户的情况,很多人与王鹏取得了联系。对方办下相关通行证后,几天时间,库存就全卖掉了,“现在还剩几百箱,比正常情况稍微多一点。”

 

接下来让他发愁的是淘汰鸡的问题。“这4万只蛋鸡已经超过600天日龄了,本来正月初就要淘汰卖掉的。”王鹏说,刚出疫情时,对活禽的管控极为严格,完全禁止运输;后来稍微有些放开,但也并不是所有地方都允许活禽上路。他以前联系的山东和广东的屠宰场,现在一听是湖北的鸡,还是不愿派人派车来拉。


另一方面,现在也找不到抓鸡的工人。“以前需要20个工人,得卖两天两夜,不断有车过来。现在根本找不到人。”

 

到日龄的淘汰鸡“淘汰”不掉,仍放在鸡笼里养着,原本计划从自家青年鸡场补充的青年鸡,还有10天左右就到进笼的日龄了,却进不去,“往后喂,又能喂多长时间呢?”

 

人工的缺乏,甚至让日龄35至50天就该接种的禽流感疫苗至今还接种不了,“这是最重要的事情。”王鹏说。他购买的疫苗需要在武汉中转物流,但货物到了武汉之后,就停住了。


张盛进购买的疫苗只能运到镇上,他再派饲料车从镇里拉回来。但拉回来也就只是拉回来了,“人不能过来,没人做疫苗。一个人做一种疫苗的话,一天只能做三四千只,如果光靠我们饲养员做,要做几个月。”张盛进说。


王鹏的青年鸡一天天长大,给青年鸡用的鸡笼已经快装不下了。受访者供图

 

不断长大的青年鸡,挤在逐渐不能安置它们的笼子里,体型加大、密度增加,谁也不知道它们会不会在什么时候就发一场病。

 

“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出现高致命的禽流感,不是我一个人的鸡没做疫苗。”王鹏说,“我们这种规模化鸡场是全封闭的,环境还比较可控。那些散养的鸡环境不可控,风险更高。”

 

本来王鹏的鸡场里有一个650平方米大、1.5米深的发酵池,用于储存鸡粪,之后再卖给苗木公司作肥料。但现在鸡粪显然不属于“生活保障物资”、“生产物资”或“防疫物资”的任何一种,鸡场的鸡粪车根本没法出村。3月1日,接近1000立方的发酵池已经被鸡粪填满,王鹏不得不找工人把多出来的鸡粪堆到鸡场这边的田地里。

 

“再弄一个月,鸡粪都没法弄了。”这一个多月来,王鹏最大的感觉是,“这个问题解决了,下一个问题又来了。”

 

虽然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的领导给王鹏承诺过,只要相关检疫手续办好,可以想办法帮他办下青年鸡的通行证。但现在这个没有工人、不一定能找到运输车辆、乡镇村庄道路不畅通的局面,让他有些丧气:“就算给我一个证,‘鸡子’也运不出去。”

 

活禽流通量缓慢增加 省农业农村厅将协调转运

 

并非所有湖北的青年鸡都完全无法转运。张盛进的客户在其它地方预订的青年鸡已经送到了,以至于客户会觉得他是不是主观上不想送?他还知道有其它地方的青年鸡送进了宜昌,这让张盛进更是困惑不已:为什么能进不能出?

 

谢华的养殖合作社同样也在宜昌市当阳市,社员们养殖的肉鸡则毫无疑问属于“活禽”。截至3月3日,合作社中有3名社员一共销售出去近6万羽肉鸡,供给枝江市的一家小屠宰场。这是社员们没有过的经历,“以前都是走市场,中间商带着车子现场来买,然后中间商再找地方去杀、去卖。”谢华说。

 

这几笔交易的达成其实颇为不易。谢华表示,当政策逐渐放开时,他们每天和农业部门联系,终于获得了答复,称只要检疫检测没有问题,就可以办理相关通行证。然而,办理通行证的手续上除了农业部门的签字盖章,还需要当地政府的签字,在这一环上,社员们则屡屡碰壁。因此直到3月2日,才终于有两名社员把早就该出栏的肉鸡卖了出去。

 

“本来正月初六就要开始卖,结果到二月初六都没有卖掉。该出栏时,最多压三天,再往后就要亏了。”谢华说,这几批肉鸡的价格已经跌到了每斤1块钱,而养殖户的成本却从正常情况下的3块8一斤,涨到了5块一斤。

 

为了控制成本、节约饲料,谢华自己养的鸡早就是三天喂食一次,平常就把鸡舍里的灯都关掉,“这样鸡就不喝水也不进食了。”一段时间下来,肉鸡“不仅不长大,还长小了,从3斤6两长到了3斤3两。”

 

“‘鸡子’价钱低,卖不到饲料钱,养殖户都看不到希望了。”谢华说。

 

不过好在合作社里有一部分社员采用的统一分配的模式,鸡苗、饲料的购买和肉鸡的销售都由合作社联系,虽然不同时间会有市场价格的波动,但一年下来再由合作社统一结算平均分配,参与的社员便能共同分担市场风险。

 

而另一部分单独算账的社员,因为疫情初期饲料几乎断绝,活禽运输完全禁止,担心即使“喂出来后也卖不到钱”,早早就将肉鸡活埋了。“活埋了12万羽,大部分都是单独算账的。”谢华说。相较而言,合作社扶贫的贫困户,反而因为“卖了鸡过年”,躲过了这一次风险。

 

3月3日,湖北省农业农村厅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省内开工的家禽屠宰场点已经增加到14个,日屠宰家禽近25万羽。这意味着活禽的流通量在缓慢增长,也是谢华合作社的肉鸡能够卖出的大背景。

 

而夹在“农业生产物资”和“活禽”之间的青年鸡,转运难题也出现转机。最新消息是,湖北省家禽业协会已经给协会会员们发去了通知:接省农业农村厅通知,若有青年鸡压栏不让转运的,请及时上报协会秘书处,省厅将协调转运。

 

就像王鹏的微信签名写的:再撑一撑,天就亮了。

 

新京报记者 张一川

编辑 张树婧 校对 李世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