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最新发布的统计数据，全球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逼近200万例，而世卫组织最近强调疫情仍未到达顶峰。

海外疫情持续蔓延，受此影响，中国经济继续承压。如何看待海外疫情这个第二波冲击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预计2020年中国经济增长可能是怎样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认为，第二波冲击在时间上将会大大长于第一波冲击，带来的增长减值也大概率超过前者，中国经济要从常规增长模式转入相当长时期的“战疫增长模式”。“全年能够实现3%左右的增长，就是一个很大胜利。”刘世锦同时表示，在增长背景出现改变的情况下，对增长目标的评估也要相应调整。建议采取“相对增长率”的评估方法，就是用中国增长速度与世界平均增长速度的比值或差值。“如果2020年世界增速为-2.5%，中国为3%，相对增长率就是5.5%，是高于去年的。”

面对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政策如何取向？刘世锦建议，短期政策要聚焦于“恢复”、“救助”“避险”，其中救助帮助的重点是中小微企业和低收入人群，这就要依靠财政政策发力。避险的重点是防止金融体系由于流动性紧张引发的停摆和混乱，中国应该有能力使货币政策保持正常状态，而不必跟随去搞负利率。

刘世锦还强调，现阶段要实现经济的稳增长，首先和重点是稳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而基建投资稳不住中国经济的大局。那么如何促进消费？他建议对低收入群体直接补贴。“（补贴）不能走形式，下毛毛雨，要有适当大的量，比如达到低收入人群一个月的收入或消费水平。”

从中长期看，如何通过改革激发经济增长动能？刘世锦认为，实质性深化改革是最好的刺激政策。都市圈和城市群加快发展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大的结构性潜能，要以要素市场改革推动都市圈建设。“基建投资的突出问题是投的地方和机制不对。投到都市圈，出错的概率不大。”

新京报：具体看，短期政策的重点和发力方向应该是怎样的？

刘世锦：短期政策有三个需要关注的问题。

第一，稳增长首先和重点是稳消费。以往遇到经济下滑，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花钱搞投资，特别是搞基建投资，这与当时的增长阶段和经济结构有关。2008年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实行四万亿刺激计划，当年支出法GDP增量中，投资所占比重为62.8%，消费比重为42.5%。到了2019年，支出法GDP增量中，投资比重已经降为17.2%，消费比重则上升到66.9%，居民消费比重为49.5%。这组数据表明，现阶段要稳增长，首先和重点是稳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这个大头稳不住，经济整体就稳不住。投资尤其是基建投资已经成了小头，靠小头稳不住大局。

第二，对低收入群体直接补贴。这是稳消费直接引出来的议题。到底是直接发放货币补贴还是发放无太多限制的消费券，还可以讨论。发达国家的普遍做法是直接货币补贴，直接就发到居民账户上去了。我们的短板是低收入人群识别和补贴的基础设施还没有普遍建立起来。数字技术发展到目前水平，搞这个“新基建”应该不难，当下的需求也提供了一个补短板机会。短期内，可以利用已有的渠道信息，如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城市社保体系中的低收入人群、个税申报系统等。这种补贴至少要注意三点：确实补助到低收入人群；尽可能多地去消费；不能走形式，下毛毛雨，要有适当大的量，比如达到低收入人群一个月的收入或消费水平。

相关的一个认识问题也要讨论。不能简单认为对低收入人群直接补贴就是给福利、养懒人。直接看，发补贴可以稳消费、稳增长，部分补贴将转化为企业收入和政府财政收入。从经济循环过程看，给低收入群体发补贴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保护生产力，提升人力资本，因为低收入群体既是消费者，也是生产者，是人力资本提升空间最大的生产者。

第三，要给第二波冲击下的外贸受困企业留下足够弹药。救助企业的资源要均衡使用，子弹不能一次打完。第二波冲击刚刚开始，峰值和尾部在什么地方还看不清楚。出口企业是中国经济中最有活力和竞争力的一个部分，如果这部分企业倒下，对中国经济的伤害难以估量。要把救助资源的大头放在这个领域。

对低收入人群的直接补贴也可与救助外贸企业结合起来。对外贸受困企业中一定收入水平之下的员工，由政府发放一定数量的补贴，以帮助企业稳定员工队伍，这样就可以同时扩消费、降成本、稳就业，使政策更好地起到作用。

新京报记者 侯润芳 编辑 王进雨 校对 李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