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宫照华 杨司奇 董牧孜 罗东 徐伟
“一周书单”又跟大家见面啦！
本期的主打推荐书目，是A.S.拜厄特的《静物》。《静物》讲述了一对姐妹的人生选择，但在彼此眼中，她们都无法理解对方的“自由”。她们都坚信自己选择的真实性，同时又感受着这种“自由”所带来的痛苦。或许，这个世界上不存在一劳永逸的价值观。
此外，本周书单从文学、社科、经济等类别选择了5本好书为大家推荐。来看看书评君都选了哪些新书，或许值得你关注和借鉴。
主打
《静物》（英）A.S.拜厄特著，黄协安译，读客|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年4月
“自由”是什么。无论我们对此给出怎样的解释，通常，它带来的是更多的困扰而非抚慰。当这个问题出现在女性的身上，思考“自由”究竟代表着怎样的人生选择时，甚至可能出现截然相反的情况。因为潜在的社会背景影响，一个女人做出的生活选择是否属于自由，不仅取决于她内心选择的真实性，还需要考虑她在自主选择的时候是否被限制在某种社会潜意识的框架内。
《静物》中的斯蒂芬妮和弗雷德丽卡——这对姐妹都在日常生活中做出了自主的选择，但在彼此眼中，谁都无法理解对方的“自由”。喜欢阅读文学作品的斯蒂芬妮选择结婚，转而成为一名贤妻良母。妹妹弗雷德丽卡在大学中投向了20世纪中叶风靡的性自由主义，放浪形骸地投入各种新鲜尝试。她们都坚信自己选择的真实性，同时又感受着这种“自由”所带来的痛苦——即自由的方式并不是幸福的决定性因素。这个世界上不存在一劳永逸的价值观，每个人都要面对人生中新的缺口，并在追逐完整自我的过程中去修缮它。姐姐斯蒂芬妮享受着家庭的恬静与生儿育女带来的成就感，同时也要面对家庭成员间的纠纷与冷漠的婆媳关系。妹妹弗雷德丽卡的生活方式让她无需为这些琐碎事项担忧，然而她在飘渺不定的生活中似乎很难找到稳固的真爱。
作为拜厄特“成长四部曲”的第二部，《静物》真实地呈现了20世纪现代社会前期纠结的时代选择，这些情景也同样适用于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多元生活方式。拜厄特精确而诗意的句子让读者能够完全进入两个不同角色的生活氛围，感知斯蒂芬妮在生育时的痛苦，感知弗雷德丽卡在另一种自由生活中所感受到的强烈孤独。最终我们会发现，“自由”只是人生的一个基础，而非终极的目标，我们还需要爱、友情、关怀、独立等许多拼图，来完成自己的人生，这些并不是一个关于“自由”的解释便能回答的。（宫照华）
文学
《从催眠的世界中不断醒来》姜涛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1月
从催眠的世界中醒来，这是姜涛从马雁诗中获得的阅读感受，象征了一个走神的瞬间，一个溢出的时刻，一种挣脱生活惯性的决断。姜涛又在其中嵌入“不断”二字，由此促成一部诗评集子的题目，凸显了写作过程中亢奋与倦怠的反复交替，也寄托了面对内外世界的一种持续警觉。
集子中皆是姜涛近十年来拉杂写下的诗歌批评文字，但汇总在一起，却隐隐然浮现出一条通向当代精神史的分叉小径。通过绵密、深透的阅读，姜涛常常能够抓住一首诗中最核心的精神秘道，从余旸、朱朱、张枣、陈超、哑石、海子、马雁到穆旦、郭沫若、周作人、胡适等不同时代的诗人，他像是在通过诗歌之眼勘探历史地层，撬出一个又一个的“真问题”，借以求索个人在历史的剧烈错动中何以安放自身危机。因为问题缠绕，文字也是缠绕的，这带来一种进入其中的障碍，也带来一种高密度的阅读体验。
姜涛很少针对热闹现场主动发言，对于很多“热烘烘”的事件，往往是间隔一段时间才做出反应。这种“延宕”固然是性格所致，但也因此能够使其专注一端，发掘出更为整体性的关切。比如从人们对余秀华和所谓“工人诗歌”的争论中跳脱出来，反观当代“混搭”文化的暧昧困境；又比如重新审视胡适的《蝴蝶》，召回新诗最初的翩然活力，从而返回张枣的“笼子”问题，呼唤诗人们从“正确”的诗歌知识、规则、谱系中解放出来，看看新诗曾经绽开过什么，如今遮蔽了什么，而自己的写作又到底面对什么，需要触及什么。
如此，出路似乎又回到了陈超死前所留下的“个人化历史想象力”问题，也回到了题目的源头：在马雁的《盛事》一诗中，宇宙被密密匝匝的天体和星群填满，一个不肯催眠的自我化身为一颗“脱队”的“小行星”，在几万只触手的包围中翻着跟头艰苦迷航。让我们屏住呼吸的，是那种全力以赴、对自我无穷可能性以及终局失败的想象。（杨司奇）
社科
《从那霸到上海》孙歌著，一頁folio｜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0年5月
没有人喜欢灾难思想史，研究者也是一样。然而，2011年福岛核泄漏事故的后续反应，令日本社会民众、国家及思想史研究者都不得不共同面对。按照科学逻辑，只要污染程度没有跨过临界线，就可以说人是安全的。进阶状态，因而是最敏感的界限。
在日本，冲绳人比其他人体验着更为敏感的临界状态，这就是美军基地对冲绳社会的种种欺凌。作为东北亚国际政治的结节点，冲绳是重新开掘思考中日关系、东北亚政治秩序乃至世界文明格局的关键节点。
冲绳是以临界状态为特征的开放场域，正因如此，小小的冲绳在不自由的历史处境里，冲破国家和主权的逻辑，迸发出自由的政治想象力。孙歌以“冲绳”为这本书命名，但这本书的内容并非局限于冲绳的思想实践与现实处境。而且以亚洲乃至世界为尺度的思考。孙歌指出，今天有越来越多中国人关注和同情冲绳人，这个在东北亚看似处于最弱势地位的社会，不断产生出具有创造能量的思想，启发着知识分子的反思。（董牧孜）
经济
《好的经济学：破解全球发展难题的行动方案》（美）阿比吉特·班纳吉 （法）埃斯特·迪弗洛著，张缘、蒋宗强译，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4月
研究者走出书斋、田野或实验室，进入公共领域与大众对话，素来被称道。然而，如果说，自然科学提供的“科普”可以让人比较信服，人文艺术提供的“作品”能给人以审美或智识之悦，那么社会科学就没有那么幸运。这自然是一个老话题。社会科学一直在模仿科学研究，却因为研究对象是人类行为、社会环境，并不能像后者那样建立统一的假设、公理，甚至往往无法被证伪——有了统一的假设、公理，即便是接受专业训练的平庸之辈也不太可能错得离谱。这意味着，社会科学的一个说法或一个结论的可靠性，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取决于说话者本人，包括他的学识、判断能力，以及为人言说的真诚程度。在这里不妨说，社会科学的知识“受制于人”。
作为社会科学领域最大的一门学科，经济学在当今世界正在遭遇一场空前危机，不被人们普遍信任。经济学家屡次预测经济失败，也加重了自身的危机。《好的经济学：破解全球发展难题的行动方案》一书认为问题在于，“不好的”经济学增加了来自大众的质疑，而“好的”经济学尚未进入大众传播。两位作者班纳吉（Abhijit Banerjee）和迪弗洛（Esther Duflo）的归因其实过于简单，而之所以还具备说服力，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社会科学知识存在“受制于人”的局限。也因此，他们可以称“不好的”经济学出自“不好的”经济学家。这些经济学家自负、狂妄、为特定人群利益服务，或以经济学之名误导人们理解现实世界。
一个经济学家研究“好的”经济学，则意味着需要关注真问题，审慎地收集、整理研究材料并同样审慎地推论。班纳吉和迪弗洛认为他们身边并不乏像这样的“好的”经济学。在这个基础上，他们综合自己的研究兴趣与同行的经济研究，在移民问题、收入差距、全球化困局、技术颠覆、经济增长放缓、气候变化加速等世界性议题上作出解释，并提出解决方案。他们希望通过这些“好的经济学”让经济学在公共领域重建信任，再次伟大。他们力图让读者认同，观点重要，观点所基于的推论过程更重要。而后者正是“好的”经济学最珍贵之处。
值得一提的是，两位作者班纳吉（Abhijit Banerjee）和迪弗洛（Esther Duflo）在2019年与克雷默（Michael Kremer）共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因为“夫妻”身份似乎受到了更多关注。（罗东）
思想
《王元化及其朋友》蓝云著，上海教育出版社，2020年5月
今年是著名思想家和文艺理论家王元化先生诞辰100周年，他出生于五四运动爆发后的次年，自称“五四之子”，因而，在其思想和人格深处始终充溢着启蒙精神。上世纪90年代，中国思想界出现分化，在“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出”的情况下，王元化对思想与学术分离的景象提出了自己的深切忧思，倡言“有思想的学术与有学术的思想”，主张思想与学术相结合。作为当代学术界的领军人物之一，王元化与李慎之有“南王北李”之称，与钱锺书则有“南王北钱”之称，虽然这两种说法并不被其本人所接受，但可由此窥见其影响力之巨。
王元化先生性情阔达热情，具有包容精神，喜结天下英才，家中常常高朋满座。所结交的朋友中，既有世界闻名的大学者，也有文学、音乐、美术、戏曲等各界名流，还有年轻一辈的弟子门生，乃至默默无闻的普通人。这本谈王元化与朋友的著作，是其晚年助手蓝云所著，讲述了王元化与林毓生、林同奇、朱维铮、李子云、束纫秋等人相识相知的经历，以及学术思想往来。蓝云的父亲蓝瑛与王元化是至交，因而从小便与王元化夫妇十分亲近。自上世纪90年代起，她逐渐成为王元化的助手，不仅在生活起居上予以细致照顾，更成为其写作和对外交往的助理。在那间不大的客厅里，她目睹了王元化与各界人士的学术思想与文化艺术交流，并将那些近距离的观察记录下来。这本细节绵密、情感充沛的著作，比较生动地呈现了王元化先生的性情、生活习惯和晚年忧思，为读者了解其治学为人提供了一部可信赖的参考著作。（徐伟）
撰文 宫照华 杨司奇 董牧孜 罗东 徐伟
编辑 徐伟
校对 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