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丨[英]霍吉淑

摘编丨何安安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有人认为华夏文明从远古以来就一直绵延不断、始终如一,现代中国人与数千年前的祖先一脉相承。这一观点至今仍有众多拥趸。几乎所有的中国通史都以石器时代为开端。

 

作为大英博物馆中国馆馆长,霍吉淑借助于大英博物馆中国馆中所藏的丰富展品——据说有3万多件,她按照一定的分类和主题于其中选择了600多件,由此构成一条线性的、由物品所构成的中国历史。霍吉淑发现,中国历史悠久,地大物博,但并非以往认为的那样全部依赖自给自足,与世隔离。从文献记载和物质文化遗存中可以看到,自新石器时代以来,中国和域外之间在每个历史阶段都有着广泛的交流。

 

因此,霍吉淑区别于传统的历史书写,围绕着器物建构出《大英博物馆中国简史》,希望从大英博物馆所藏的中国文物回眸过去、追溯往昔。

  

以下内容节选自汉学家霍吉淑所著的《大英博物馆中国简史》,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大英博物馆中国简史》,[英]霍吉淑著,顾雯、谢燕译,新经典丨读者出版社2019年5月版。

  

地形和气候究竟如何决定文化?

 

数千年前,中国疆域内就开始有人定居。事实上,约50万年前,直立人,即“北京人”就在此觅食生息,是中国出现最早的远古人类之一。中国广袤的疆域足以让任何尝试周游此地的人们叹为观止。地图上短短数寸的距离,足以抵上飞机数小时或火车数日之耗。常言道,欲知中国之古,先知中国之大。我们要了解中国,必先了解其悠远的历史、广袤的地域,以及多元文化。所以我们也常说,中国之大,自成一体,自有乾坤。其疆域内拥有的地形地貌、气候类型和动植物种群,几乎涵盖所有类型,这些自然条件对定居于此的人们产生了潜移默化的深远影响。

 

黄河几字形拐弯。

 

不过,地形和气候究竟是如何决定文化的呢?定居在中国北方黄河流域和南方长江流域的人们,从新石器时代起就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另一方面,他们之间又建立了远超我们以往想象的密切联系。尽管中国的疆域在历史上常常变动不居,然而今天的中国依然拥有葱翠如茵的内蒙古草原、西北的沙漠、黄河中游的黄土高原,以及长江以南地区的梯田。中国海岸的地形也同样多样,更有海南岛这般椰林与银滩并存的热带地区。还有高耸入云的山峰,静谧的湖泊和茂密的森林。如此博大的中国怎不叫人流连忘返。

 

嘉峪关。这些重修过的城楼位于嘉峪关,是长城最西端的关口。

 

在中国汉字是人们交流的纽带

 

学习汉语在今日已成潮流。世界各地的中小学纷纷开设汉语学习俱乐部,中国政府开办孔子学院在全球推广汉语。随着中国经济的繁荣,我们也逐渐感受到一些由此产生的社会效应:社会精英会安排子女去西方高等学府深造;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前往欧洲、澳大利亚和美国旅行。与这些中国人交流的欲望进一步推动外国人学习汉语的热情。因此,出于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汉语日益成为海外交流的一种重要语言。

 

在中国,汉字是人们交流的纽带。此外,汉字也联系着朝鲜、日本和越南这些邻国,因为这些国家的文字曾经历过一段相同的发展历程。古代文字同样能引起现代人们的共鸣。比如“田”字(字形呈一个方块,分成四个部分),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的甲骨文中已可辨出相近的字符。专业学者通过掌握阅读甲骨文的专业知识,仍可识读这些两千多年前文字中的大部分。当一个现代中国人拾起一枚古代士兵书写的竹简时,还能大致理解竹简上文字的含义,这确实令人拍案称奇。对于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来说,书面语言堪称跨越时间与空间、联系人们的重要媒介,倘若人们仅仅使用方言交谈,就将阻碍不同地区人们之间的理解与交流。由此可见,汉语不愧为一种共同的、历史性的语言。

 

镶嵌玻璃陶罐。东周。

 

在中国,历史并不遥远,而是近在咫尺,现在和过去关系密切,这与西方“历史”的概念大相径庭。有人认为,对过去的盲目崇拜会限制人们的创造性思维,阻碍人们寻求解决问题的新方法。不过,这种批判或许完全忽略了重点所在。中国可以通过记录和研究历史,进一步重现古代原貌,在现代迅速建立一种关于历史的隐喻。中国的景观本身就能唤起这种同古代的联系:当你凝视着黄山壮观的风景时,会立刻联想到古代山水画中傲然挺立的松树和耸入云海的山峰。

 

与古代的联系还体现在对祖先的敬畏上。在一年之中的重要时节,或庆祝重大事件时,都有祖先的“参与”,这一直以来都是中国人生活的组成部分。这种关系本质上是一种互动——活着的人通过记忆让死者“不朽”,并向他们供奉食物;而死者会在精神上为生者达成愿望提供支持。在悠久的历史中,这种互动关系在重大政治决策中,如选择攻打敌人的吉时,或者在搜集信息,如预测天气以获得丰收等方面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与过去的联系还远不止于此。不论在任何朝代,当代之人都会通过研究过去的文献(铭记于心),或者复制古代绘画等,与历史建立一种连接。回顾历史,是日常生活的一项基本内容。当然,有学识的人还可以拥有和阅读古物上的文字记录,了解古代的哲学和历史。

 

行走在月牙泉边的骆驼(甘肃敦煌)。

 

权力与信仰:帝王与宇宙

 

在与历史的联系上,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即自古以来在位的皇帝就讲究“承天命”。皇帝不仅是中国的最高统治者—天子,而且也是邻国的朝贡对象,在这片土地上拥有无上权力。皇帝不但统治着世间之人,从根本上说,他作为北极星的化身,还掌控着整个宇宙。两千多年来,中国历史上任何的朝代更迭,帝王易位,都是天命所归。国家仪式的举行强调了帝王对于维护宇宙秩序的重要性。这些仪式从古时一直延续至今。所以皇帝会亲自主持、参与一些极为重要的仪典,比如在天坛举行孟春祈谷祭天大典,在太庙祭祖,或去泰山祭祀等。举行仪式要择吉时,要安排程序步骤,因此皇帝需要大臣和庞大的官僚机构辅佐。

 

中国第一位皇帝秦始皇建立了一套标准的法典和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到汉代(前202—公元220年),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统治。自此以后,整个封建时代,中国广袤的疆域都有赖文武分职的官僚机构来管理,并延续了两千多年。在现代,公务员和士兵间的区别可以让我们想象到古代文官和武官间完全不同的职责分工。不过,在古代,所有士大夫都以政务和军事兼修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因为,要成为一个理想人才,必须文武兼备。官吏的选拔主要采用科举制,需通过乡试、会试、殿试等层层考核。在这些考核中,要考查候选人对于“四书五经”的理解。深入了解这些典籍,并有能力将内容重新释读,运用到当下的现实环境中去,才是有才之人,可得国家俸禄、封妻荫子。这些参与科考的人经历了相同的选拔过程,使这些同年仕进之人形成了一张巨大的关系网络。

 

中国文化从一开始就呈现多元特征

 

有人认为,中国历来自成一方天地,所有文化都是从本土衍生发展而来。这种观点有所偏颇。中国文化从一开始就呈现多元特征。纵观整个历史,中国一直保持着与外界的联系,其中相当部分经由贸易活动展开。中国为域外地区生产消费品的历史至少可追溯到两千多年以前,从最初的纺织品,到后来的陶瓷,还有茶叶。这些货物远销印度洋地区,乃至更远的非洲,甚至新大陆与欧洲。

 

梯田(云南省)。种植稻米还是其他谷物是中国南北方的差异之一。

 

中国的对外交流并不止于贸易活动,战争也给中华文化带来了很多异域元素。例如,商周时期,来自草原文化的技术改变了中原的兵器。几千年来,各个王朝的军队都曾开募外族兵源,驾驭外购马匹,甚至任用战俘。这些外援非常熟悉中国疆域之外的地形和情况,成为中国外捍的中坚,发挥了十分重要的战略作用。相较文官武将,对中国历史上僧侣和传教人员活动的研究相对较少。

 

然而,从汉代时佛教自印度传入,到明初藏传佛教盛行,僧侣群体对中国产生过巨大影响。16世纪,耶稣会士将欧洲的科技和哲学,带入了中国宫廷。朝贡体系也不遑多让,它同样让朝廷维持着和域外各国使节的交流。这些使者主要来自中亚、南亚、东南亚、日本、朝鲜。他们上呈的奇珍异宝,包括长颈鹿、斑马、狮子、大象等异国动物。此外,御厨之肆、后宫之苑,也生活着异域庖厨和嫔妃。

 

中国遗存下来的建筑相较于欧洲并不算多

  

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我们只能管中窥豹,略知皮毛,不免让人稍感遗憾。但如今,我们还能通过历史遗留的物质文化来了解一些中国文化的样貌。长城、京杭大运河、紫禁城,提醒着我们中华帝国建筑工程规模之浩大。这些浩大、非凡的跨区域工程反映了中国人口之巨,可调动的劳动力之众,以及官僚机构之有序高效。

 

长江第一弯。

  

然而中国遗存下来的建筑,相对于同中国面积相仿的欧洲而言,却并不算多。幸存下来的建筑中,有宗教建筑,包括敦煌的莫高窟石窟、西安的唐代佛塔;还有宋代的桥梁,明代的藏书楼、庙宇、寺院、园林,以及清代的庭院。更有意义的是,中国考古学家一直不断更新着遗址、遗存的发掘资料。其中既有名声赫赫的世界遗产,如秦始皇帝陵附近的兵马俑坑;也有一些不太知名,但同样重要的文化遗址,如石峁遗址,是目前所知中国规模最大的新石器时代城址。此外,由于中国地面建筑遗存较少,所以,明代藩王(陵)的地下宫殿、西安古代宫殿建筑基址等发现,也显得格外珍贵。

 

圆雕玉犀牛。商。

 

中国历史上制造了大量的物质文化产品,让我们有机会通过这些古时生产活动中留下的文物了解历史,并从文献记载中领略那些未能留存至今的事物。譬如,我们可以从文献中知道,留下数千件青花瓷的江西景德镇,也曾以制作笠帽闻名,尽管今日已无一顶存世。我希望广大读者能用这本入门书籍,打开一扇回眸历史的窗户。让我们一同赏鉴那些折射出历史细节的器物、纺织品、绘画作品,引领读者徜徉在中华文明7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之中。中国的特殊地位让她在人类的历史上扮演着格外重要的角色:中国有着延续至今的世界最古老的文明,同时也将是21世纪最强大的国家之一。

 

石雕伏虎。商。

 

女史箴图:

当今存世最早的中国叙事题材绢本绘画作品

 

《女史箴图》是当今存世最早的中国叙事题材绢本绘画作品。传为顾恺之(约348—406年)所作,图1为两百多年后的唐摹本。画卷呈现了292年(西晋)大臣张华为讽谏任性妄为的贾后而写下的辞赋,即《女史箴》。这首辞赋以女史口吻,利用历代先贤圣女的典型事迹,劝诫宫廷妇女,为她们设定了一种理想化的行为准则。

 

绘画、诗歌和书法相结合是中国艺术的基本特点之一。中国书画家往往通过临摹历代大家的作品来提升技能,之后再融入自己的风格。下图这卷《女史箴图》便是一幅摹本,约作于5世纪到7世纪。画卷上的印章证明了1000多年前北宋皇帝对它珍爱有加。


《女史箴图》(局部)。

 

而根据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另一幅创作于11世纪的顾恺之作品(宋)摹本,我们得知这卷《女史箴图》内容应有12段,然而现存仅剩9段。所以,我们只能从场景四看起,冯媛与熊:一头狗熊在斗兽表演中逃脱,直逼在座的汉元帝。其他后宫佳丽皆自顾逃离,只有冯媛挺身救驾,挡在汉元帝之前,让侍卫得以将熊杀死。

 

《女史箴图》场景四:冯媛与熊。

 

场景五描绘的是班婕妤辞辇。班婕妤拒绝与汉成帝同辇是为了维护皇帝的名誉,圣君应有名臣在侧,而不该为美色分心。场景六描绘了崇山与猎人,同诗一起表达了世事往往盛极而衰,要防微虑远的道理。场景七画的是梳妆,强调了品德高贵比外貌美丽更重要。场景八的背景为卧房,教导妇女对人应以善言相待。场景九描绘的是家庭场景,提醒宫廷妇女随时要有良好的道德修养,即便是独处或者居家时也不例外。场景十表现了拒绝,表达了“欢不可以渎”的意思。场景十一描绘了一位妇女正静恭自思。最后一个场景,则表现了女史官在挥笔书写,画卷末端处有两位妃子正向她走去。

  

敦煌具有一种超越国界的属性

 

敦煌是中国西北部沙漠中举世瞩目的绿洲。莫高窟就坐落于敦煌市东南约25公里处的鸣沙山崖壁之上,其中保有壁画和彩塑的洞窟共计492个,最早的洞窟开凿于366年,最晚的凿于14世纪。

 

千余年来,敦煌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它作为丝绸之路上的咽喉锁钥,既是军事重镇,又是宗教圣地。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唐朝失去了对西北边陲的控制。事实上,在敦煌悠久的历史中,曾有多个少数民族政权统治过这一地区,如吐蕃、回鹘、西夏等。莫高窟作为佛教遗迹,可能受到其他宗教兴起和扩张的影响,逐渐衰落,走向沉寂。

 

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

 

直到1900年左右,看管“千佛洞”的道士王圆箓在今第17窟发现了隐藏的藏经洞。这个封闭了数百年的小小窟室堆满了经卷、手稿和绘画。王道士需要经费修缮保护洞窟,外国考古学家斯坦因(1862—1943年)等人便以此劝说利诱,最后,王道士将这些珍贵的文物卖给了他们。于是,莫高窟又重现于世,引起世人瞩目。此藏经洞中保存了4万多件文献手稿,包括汉文、吐蕃文和其他“丝路语言”,其中有一些文本仍待破译。经卷文书涵盖了佛教、摩尼教、祆教、犹太教、景教等宗教文献,由汉人、印度人、伊朗人和中亚地区的人书写,不由得让人感到敦煌具有一种超越国界的属性,还为不同宗教信仰的兼容并蓄提供了场所。

 

经卷中最著名的就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雕版印刷刻本《金刚经》(868年),现藏大英图书馆。20世纪早期和现在考古学者的研究成果,让我们得以重现莫高窟遗址的辉煌。富裕的信徒出资在这座易碎的崖面岩体上开凿洞窟。在开凿新窟之前,供养人先要修持斋戒,以示虔诚。当地工匠在洞窟墙壁和窟顶绘制鲜艳的佛教题材壁画,四周辅以小型千佛画像,与龛内大型彩塑相得益彰。丝质幡画可能是从长杆的钩子上垂悬而下,可自由摆动,而透过清透的薄纱可以看到正反两面的线条。供养人应该还捐赠过更大的悬挂幡。

 

一些供养人形象也见于壁画,并且随着时代越往后,这些慷慨的供养人画像尺寸也越大。如果我们仅将“丝绸之路”定义为数千公里运输进出口货物的古代国际贸易道路的话,也许过于简单模糊。近年来,一些学者认为大多数人还是以交易当地货品为主。偶尔有些个体,如玄奘和尚(602—664年),会进行一些惊人的长途旅行。从莫高窟来看,虽然进口贸易并非主流,但是也不缺乏舶来之物,如绘制洞窟的颜料、来自青藏高原的药物、犍陀罗(现巴基斯坦一带)的手稿。

 

中国早期的佛教造像以浅浮雕为主

  

汉朝灭亡后,中国又进入了百余年的分裂时期。汉代之后,中国就像罗马帝国一样,分裂成南方和北方等一系列王朝。386—534年,拓跋部统治了中国北方,即北魏。北魏曾定都山西大同,后又迁都河南洛阳。虽然佛教早在汉代就已传入中国,但直到北魏统治者大加崇信之后,才大兴成为国教,成为巩固统治的一股力量。

 

佛教造像是弘扬教义的一种方式。北魏时期,人们开始在悬崖峭壁上开凿石窟佛龛,先是在大同开凿了云冈石窟,后来又于洛阳开凿龙门石窟。佛教之所以吸引大量信众,是因为它为民众提供了往生极乐的愿景。这与古代对于祖先的信仰息息相关。

 

另外,佛教还能普度众生,保佑现世之人拥有富饶的物质财富。中国早期的佛教造像,以浅浮雕为主,姿态僵硬,看起来较为平面化;身材修长,衣褶呈同心圆弧下垂。至北齐时期(550—577年),造像面部开始丰满起来。北齐宫廷在山西天龙山和河北响堂山兴建了石窟和寺庙。而这一时期最著名的造像出自山东青州(龙兴寺)窖藏坑。该像约塑造于529—577年间。北齐结束后不久,隋朝又再次统一了中国,尽管国祚短暂,但为唐朝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佛教砂岩造像碑。北魏。

 

自300年起,鎏金铜佛像的铸造就已开始遍布全国。人们偶尔会定制小型佛像,捐奉寺庙。这里所展示的小型雕像反映了唐代中原地区,东北辽国和远在西南的云南大理国迥然不同的佛像风格。南诏国之后,937年段氏建立了独立政权,国号“大理”,1253年,蒙古军攻灭大理,将其纳入统治。虽然佛教曾一度被尊为国教,但在一些时期也有当朝者反对佛教,而采取“灭佛”行动。例如,842—845年间唐武宗灭佛,大量佛像遭熔毁或损坏,寺院、尼姑庵被废弃,僧尼被迫还俗。

 

丝绸之路上的丝绸和刺绣

 

自古以来,人们掌握了种桑养蚕的技术。将蚕茧蒸煮,抽丝,卷绕,再进行纺织。汉朝期间,约从公元9年起,中国丝绸就具有了货币功能,可作为报酬;到汉末,丝绸还充当过赋税支付方式。丝绸的价值促进了其产量的增长。

 

我们知道,汉朝时期,丝绸已到达了古罗马。古罗马作家曾抱怨丝绸的昂贵,扬言这种薄透的材质有伤风化。由于丝织品比较脆弱,所以尽管有时丝织品保存在特殊环境下,如沙漠中的干沙中,但是遗留下来的丝织品数量比起陶瓷、玉器或青铜器还是要少得多。莫高窟坐落于沙漠绿洲附近的朝圣中心,有一条间接连接中国到印度、中亚和中东地区的丝绸之路支线途经此地。洞窟密室中保存了许多织物、绘画和手稿文书,历经千年也未遭到环境的影响和破坏,直到20世纪初王圆箓发现密室。其中大部分织物都为佛教主题或者与佛教经幡绘画有关。

 

敦煌莫高窟第17窟藏经洞内堆满了文书、手稿和绘画。它们的重要性无须多言。除了这些珍贵的文物,鲜有其他唐代绘画遗存。个人或者集体供养人将绘制的绢本或纸本设色绘画品捐赠给寺庙,作为一种供奉活动,以期积累功德通往极乐世界。

 

佛坐莲花幡头。甘肃敦煌莫高窟第17窟斯坦因藏品。

  

至唐代末期,供养人在绘画中的形象越来越大,主导地位越来越突出。这类可移动的画卷根据供养人的财力不同,有小型纸本绘品,也有盛大的佛国场景。在佛教仪式,包括祭奠已故亲属的仪式中,这些画作或挂于墙上,或从杆子的钩子上悬挂而下,自由飘动。而莫高窟及一些石窟寺内,如位于新疆的焉耆明屋,则都绘有壁画。

 

引路菩萨绢画。甘肃敦煌莫高窟第17窟纵80.5厘米,横53.8厘米斯坦因藏品。

 


本文选自《大英博物馆中国简史》引言,较原文有删节修改,小标题为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作者丨[英]霍吉淑

摘编丨何安安

编辑丨张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