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具有某种类型的外貌，除了同卵双胞胎，世界上有60多亿张不同的人脸。
我们的外貌在琐碎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从我们频繁与他人接触到它在大量健康行为中的作用。尽管有记载以来，人们就一直对外貌有持续的兴趣，并会积极从事大量的外貌管理活动，但直到当代社会，人们对外貌的关注才达到流行的程度。
而自那之后，人们对高颜值的渴望和对外貌缺陷的歧视就一直延续了下来。尽管人们对美丽的判断标准在不断改变，但是人们对美丽外貌的追求具有高度的一致性。然而，人们对不完美外貌的看法往往是消极的，外貌缺陷给人们带来了消极的自我感知和较低的自尊水平，并且很容易就引起我们的羞耻感。
《时代》杂志的一份调查中指出，在英国，92%的少年少女对她们的体形不满意，并且为了改善外貌，青少年和成人中很多人宁愿进行危害健康的行为。人们常常会因为相貌缺陷而忧虑，甚至说产生抑郁、焦虑等心理问题，长期陷入这种困扰。
人人都说，这是个“看脸的时代”。我们当然很看重他人或自己身上一些优秀性格品质，比如温柔好脾气，善解人意，或者是聪明的大脑。但在这个看脸的时代，即使你拥有再好的性格特质，也保不齐难以摆脱外表不完美带来的焦虑和羞耻感。那么，我们如何理解外貌焦虑？又有哪些手段能干预和改善我们对外貌缺陷的焦虑感呢？
原作者 | （英）尼古拉·拉姆齐黛安娜·哈考特
本文整合｜彭镜陶
对“外貌缺陷”的歧视由来已久
多年来，人们在对美貌和吸引力做出积极归因的同时，对异常外貌的解释却常常是消极的。在一块公元前 2000年的牌匾航，写着如果一个婴儿“没有舌头，家里的房子就会遭到损坏；如果他上嘴唇盖过下嘴唇，全世界的人都会欢喜”。
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人们认为上帝创造“畸形”儿，要么是为了自己寻开心，要么是在警告、训诫或恐吓人类。肢体不健全的小孩常常被作为祭品安抚神明。在代代相传的神话传说中，女巫的脸、怪兽和山精被描绘得或长相怪异或是受到损害。美杜莎在凡人生活中因为过于美丽而遭到了变得奇形怪状的惩罚，她的头发变成了嘶嘶作响的毒蛇。她看起来如此可怕，如果他人见到她会变成石头，而她最后也被自己的映像吓死了。
《外貌心理学》，（英）尼古拉·拉姆齐黛安娜·哈考特著，陈红等译，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5月版
在中世纪，胎儿损伤被认为是女人和兽类结合的结果，这种观念在神话人物上体现为半人马和米诺牛等。对这些长相异常的人的处理直到 17 世纪才有记录，据肖报告，在 1708 年，丹麦的弗雷德里克五世规定禁止任何面部发育畸形的人出现在孕妇面前。在历史上，面貌异常也与心理健康问题有关。贺加斯（Hogarth）在 18世纪创作的，以精神病院里堕落的病人为主题的油画，就因描绘了不具有吸引力或受到损害的面孔而臭名昭著。
弗朗西斯·培根（Bacon，1597）做出如下总结，“那些长相怪异的人往往都有很强的复仇心理—他们想让别人也承受这些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不幸”。那些肢体严重不全的人往往被雇到马戏团去当小丑，满足观众的窥视欲。
尽管有一些感情细腻的电影、文学作品和媒体形象（例如，《大象人》里的约翰·梅里克，以及作为英雄形象出现、在大火中幸存的马尔维纳斯群岛老兵西蒙·威斯顿），但大体上，多年以来的电影里还是有将可见差异的面容和身体与邪恶恐怖的行为联系在一起的情况，例如《歌剧魅影》《弗莱肯斯坦》《猛鬼街》，以及恐怖片中令人害怕的蛇神和狼人。不幸的是，一些例子不仅限于屏幕了。如在纳粹德国，身体有残疾的人与那些学习障碍者、精神病人一样，他们会和犹太人、吉卜赛人、同性恋者一起被送到死亡集中营。
有吸引力的个体具有优势，而无吸引力或有可见差异者则处于劣势，这种偏见的起因是什么？研究人员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包括（认为是）人类本能理念的残余所致；或是与历史上的外在处罚标记有关，如罪犯或奴隶的标记显示了其较低的社会地位。在公元前几百年的印度，通奸的人会被割掉鼻子，以示惩罚。此外，这种偏见也有可能是由社会条件和强化过程所致，因为媒体往往对什么是“正常”和“异常”存在偏见。
《歌剧魅影》电影剧照。
杂志封面、电影以及广告中，大量完美无瑕且极具吸引力的面孔进一步强化和塑造了我们对于美丽、吸引力和正常的文化概念。同时，故事、书籍、电影、卡通和搞笑讽刺漫画中，都将邪恶和恐惧与扭曲的外貌联系在一起。
无论我们对外表缺陷的反应到底是不是天生的，不容置疑的是，媒体的影响使大多数人形成了与外貌相关的刻板印象。黑格 – 弗格森（Haig-Ferguson）通过对 10 个盲人访谈分析，发现媒体和相关社会规范会影响人们对自己外貌的感知。他发现，虽然被试没有直接接触媒体形象，媒体以及其他相关社会和文化理念还是会通过其每日与朋友和家人的沟通影响到他们的自我认知：你谈论为什么男人都想要变成贝克汉姆，而女孩想变成布兰妮和克里斯汀娜。
是啊，仅听他人说，你会知道肥胖是不好的……从人们所用的语言你就知道……还有，在学校里长得胖的学生会受人欺负。
盲人被试也非常在意他人对自己的外貌做出的评价，会对他人关于自己外表的反馈做出反应。被试也希望自己“看起来漂亮”，一方面是为了他们的自尊心，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代表了其他盲人。研究者发现，这些盲人被试对“看起来漂亮”的标准比视力正常的人更低，他们更关注自己能像“正常人”一样，看起来聪慧和整洁。有趣的是，他们也和一些视力正常的人一样，抱怨他人对自己的评价基于自己外貌的某一特定方面，不少被试认为失明影响了他人对自己的评价：“对我来说，最大的外貌问题就是人们会以失明来判断我做事的方式。”
被试也能清楚地谈及他们的理想外形和对衰老的担忧，当然，他们对外表渴望的程度可能与普通人不同。盲人最重视的是希望自己保持健康，以及身体机能的健全，而不是对皱纹和皮肤松弛的担忧。
他人对可见差异者的刻板评价会对该个体的消极体验产生很坏影响。面临挑战时，很多人承认幸福和美好的生活并非基于外貌，然而，大多数人仍会纵容这种肤浅的意识形态，将美貌和富有吸引力与所有合意的东西联系在一起。
外貌焦虑给我们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学界对自尊结构、自我概念和身体意象的起源、测量和定义一直有广泛的争论。尽管在精确细节上缺乏一致性意见，但大家一致发现，可见差异个体经常反映，他们在应对自己的情感以及他人对他们外貌的反应时有消极的自我感知和较低的自尊水平。据报告，在患有秃头症（脱发）的妇女被试中，75% 的人自尊水平较低（Van der Donk 等，1994）。
心理调节条件的变化导致外貌改变，取决于外貌对他人的重要性以及自我系统与外貌构念的相关性。在有可见差异的 70 名被试中，调节不适与更重视对外貌的自我感知有关，且外貌评价与自尊之间有较强相关。对适应不良者来讲，外貌评价在其自我系统中比较重要；与适应良好者相比，外貌评价更多与自我特质相关。
当外貌评价尤其重要时，它更有可能被人们想起。他们提供了陌生人打量或瞪视有缺陷个体的一个例子：如果陌生人对有缺陷个体的外貌是消极评价，并且如果外貌是一个足够重要的构念，那么它足以成为解释这一行为的参考点，瞪视也就很有可能代表了对缺陷的消极反应（Moss 和 Carr，2004）。同样，如果外貌在自我概念中占主要部分，并且被评定为不完善，那么相比影响自尊的其他一些因素而言，外貌对自尊的整体水平就会有较大影响。
《弗莱肯斯坦》电影剧照。
对有后天缺陷的个体来讲，他通常感觉到的是先前统一性的丧失，尤其是有外伤或做过外科手术的个体经常有这种体验。不再能识别出自己或是自己习惯于展现给外界的面貌被迫需要改变，会对个体的自我概念产生严重的破坏作用。一些作者谈论了类似于亲人丧失的悲伤过程，包括否决、生气、悲伤、焦虑和抑郁，然后逐渐适应的过程。
由于焦虑和担心他人对自己可见差异的反应，产生消极情绪是很常见的。考察门诊病人就不同程度的可见差异和外伤寻求治疗的情况，会发现其社会焦虑和社会逃避的平均水平与常模相比显著上升。社会性痛苦水平与焦虑、抑郁水平高度相关。63% 的被试报告可见差异使得他们会逃避一些社交场合，包括结交新朋友的场景，以及那些很容易被陌生人看见自己的地方，如公共更衣室、公共游泳池，还有各种可能被拍摄或录像的公共场所等。
而在牛皮癣患者填写《担心消极评价简易量表》（FNE）时，这些量表分数与患者的主观抑郁存在交互作用。对于量表分数低的患者，其缺陷的严重性对他们的羞耻感知、他人消极反应的频率、主观抑郁以及人际交往的不适有相对较小的影响。但是，担心他人消极评价的水平增加时，缺陷严重性的影响也会增加，所以，病情最严重且量表分数最高的个体抑郁水平最高（Leary 等，1998）。
患有痤疮、牛皮癣或是湿疹的100 名患者中有 70% 的人对他们的外貌感到羞耻或者尴尬，40% 的患者认为他们的社会生活受到了影响（Jowett 和 Ryan，1985）。而牛皮癣患者很容易感到自己有缺陷，与他人在一起时有羞耻感，想将病症隐匿起来（Ginsburg 和 Link，1989）。
在羞耻和污名的概念这一领域，研究者对“羞耻”（shame）和“污名”（stigma）这两个词汇的使用有不同的狂热水平。“羞耻”是意识到自己地位丧失和被他人贬低时的反应。关于自我的消极观被定义为“内在羞耻”。感知到他人认为自己没有吸引力和无信用则被定义为“外在羞耻”。
羞耻是理解面部缺陷影响的重要结构：“羞耻”是与面部异常相关的主要情感，是“体验”到的问题的关键。最近，一本关于身体羞耻的书（Gilbert 和 Miles，2002）总结了有关缺陷和羞耻的文献。这本书的观点是羞耻感加强了许多与外貌有关的心理困境。
目前，研究者关于羞耻的使用的争论，主要集中于羞耻的语义以及其在可见差异者的体验中的重要程度。对我们来讲，羞耻意味着受辱，虽然缺陷个体有时会体会到内在的和外在的羞耻，但是我们还是认为，将羞耻和受辱看作情绪体验的重心是否正确或有益仍值得商榷。
一些作者认为有缺陷个体也是受污名之人。这一论断有一定的逻辑，因为瘢痕最初是有意施加在奴隶身上的，表明他们社会地位低下的标志。戈夫曼写了《污名》（1963）一书，被许多作者广泛引用，他对污名的定义暗示着“标记者有异常的地方或其道德败坏”，并且主张剥夺这些受辱之人被社会接受的资格。他的著作探究了社会将个人或群体标记为异常的方式—包括罪犯、受特定宗教或文化成员耻辱之人、残疾人。我们再一次对将这一术语滥用到可见差异的体验上感到不安。有缺陷个体也许会被“标记”为异常，那么他们也许会造成他人的不确定性和逃避。虽然某些个体毫无疑问感觉到受辱。
《污名》，作者: [美] 欧文·戈夫曼，译者: 宋立宏，版本: 商务印书馆，2009年12月
可见差异通过很多方式影响人的社会交往，降低与他人相处时的控制感。有可见差异的个体报告的最频繁的困难包括与陌生人相处、与新同事见面和结交新朋友。“不喜欢与众不同的感觉”“渴望看起来不引人注意”“达到一种‘正常’状态（如戈夫曼描述的‘经过’）”，这些想法在许多有可见差异个体中是很强烈的。
被他人盯视、口头评论、主动询问关于缺陷的问题以及躲避行为是很普遍的。为了成为不被注意的对象，有可见异常个体通常渴望独处和匿名——类似于我们很多人都喜欢的“民众淡漠”。简·理查森（Jane Richardson）在谈到自己患有严重痤疮的体验时说：“痤疮留给我的最残酷的东西就是深刻地证明我与他人不同”。
与他人不同的感觉也会因为他人的行为得到强化。有缺陷个体通常不能隐藏或掩饰他们的“不同”，他们必须像戴徽章一样戴着它们。很快，所有的陌生人都会注意到某个人看起来有些不同，他们走向前来，对他的缺陷进行详细探究——好像他们相信自己有权利询问任何私人问题，不管他们是否认识这个人。
除去对有可见差异个体的隐私有不必要的入侵外，研究表明在与有可见差异个体与他人相遇时，他人的行为还有其他一些明显差异。相关研究发现，与陌生人相遇时，当陌生人面部有缺陷时，人们会与他保持较远的身体距离；如果这个陌生人无面部缺陷，人们与他的身体距离则比较近。
此外，对他人行为的解释也各种各样，比如一些人认为有可见差异个体一定是“命该如此”，因此“会被上帝惩罚或遗忘”。进化论观点认为我们有一种天生的对任何不完美的东西厌恶的倾向。同其他脊椎动物一样，我们对他人的反应取决于他们的社会地位，而社会吸引力在这一过程中很重要，人们会同有社会吸引力的个体形成同盟，而躲避没有社会吸引力的个体。
或者，无知会使我们逃避任何可能有传染性的东西，以及逃避他人的行为只是因为不确定应该做出怎样的行为。这些解释显然很简单，研究证据和个人观点都表明对他人的反应受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包括在印象形成时期的最初刻板印象、因为缺乏先前经验从而对行为的不确定，以及避免交往以便将自己或有可见差异者的尴尬程度降到最低。
如何干预和改善外貌焦虑？
与人们对外貌异常者的担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目前大家忽视了一般大众的外貌担忧程度及其破坏性的影响。当人们表达对自己外貌的不满时，他们大多没有寻求或得到这方面的任何专业帮助或支持。
有些人找到了自己的方式，解决实际外貌和理想外貌的差异。如将时间和金钱投资于美容产品、服装、发型和健身。其他一些人除了对外在的、客观外貌的关注外，还通过改变对自己外貌的认知、评价和观念来调解现实和理想外貌之间的差异。还有一些个体寻求进一步的支持和干预，如通过社区组织、拜访全科医师以寻求手术性或非手术性整形。
现在对外貌担忧提供的保健服务主要基于生物医学模式，此外还有些不定且稀少的心理社会服务。我们希望看到生物医学干预的发展，然而，需要确保将心理问题置于医学和手术治疗旁边或之前。在某些情况下，外貌问题得到了识别，并且接受了治疗，如整形和重塑手术，但是其他领域得到的关注却较少。虽然心理支持具有日常可用性，甚至有时候在某些领域还有优先权，如饮食失调、身体畸形恐惧症和日益增多的预防性手术，但从整体上讲，对大多数个体提供的适当治疗和支持还远远低于理想水平。
这对工作这一领域的心理学者提出了有趣的挑战。
《巴黎圣母院》电影剧照。
显然，当生物医学模式在培训和实践上都已根深蒂固时，改变治疗外貌问题的风气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令人振奋的是，研究证据引起的指导方针越来越多地强调心理投入的重要性，且强调对许多病情提供治疗，如烧伤治疗。大多数情况下,个体改变自己外貌的尝试没有进行专业或手术干预,然而越来越多的少数群体选择了私人性的手术和非手术性干预。社会总体上缺乏对外貌担忧个体提供心理支持服务,除去患有饮食失调、身体畸形障碍或是外貌与“正常”形象有显著差异的群体外，剩下的多数支持也是由自愿团体提供，即使他们不适用于所有的个体，也是宝贵的资源，但这使得他们的压力越来越大，因为他们需要提高基金来弥补支出。
除去自我管理之外，对个体的治疗和支持，目前的选择也很有限。阻止外貌不满意进一步发展的干预研究也很匮乏，更有效的干预和支持潜力是巨大的。其中，就有笔者考察的心理医疗服务。人们对心理医疗服务越来越感兴趣，他们不仅把它作为生物医学干预的辅助方式，同时也把它逐渐当作一种正式选择。提高为外貌担忧者提供的支持与干预的潜能相当大，健康心理学家在此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然而，并非人人都能寻求支持，处理外貌焦虑的相关问题。寻求援助的个体可能是那些病情可见、对消极评价恐惧水平较高的人，社会技巧培训和认知行为疗法的结合似乎是有效的，但是对潜在的、更有效的支持与干预的信心则是与提供的证据基础的质量直接相关的。这是新研究的焦点。
希望在几年以后，大多数对外貌的担忧可以通过专业人员提供的常规医疗得到解决，而那些需要更多支持的个体能够通过卫生保健部门或志愿者组织获取合适的服务。理想情况下，对可见差异者的心理支持由两部分联合提供，一是作为常规医疗一部分的一般性支持，二是帮助那些被确定为有特殊担忧的个体的特殊干预。
内衣品牌“维多利亚的秘密”的新广告中有意选择了不同身材的模特，此前，该品牌曾因在广告中宣扬“完美身材”被围攻。
健康心理学家在这方面起着关键作用，从培训和支持卫生保健人员到提供专业支持，以及对所有水平的医疗的有效性进行评估。研究和心理社会医疗与支持都需要增加基金，这样才可以得到进一步发展，作为心理前摄提供干预和支持而非只是反应式的。
此外，对外貌的积极取向需要态度上的改变。为此，媒体和以学校为基础的干预要做出更大的贡献。学校可以提供机会支持外貌有可见差异的学生，同时帮助其他学生和工作人员加入进来并与这些有可见差异者互动，希望这能鼓励他们对外貌多样性采取欣赏的态度。媒体可以通过广告和电视来促进人们接受外貌多样性，打破消极的刻板印象。我们需要粉碎“只有年轻才令人渴望”的神话，而不是像以往一样用理想化的、难以达到的男性和女性形象来诱惑人们去购买各种产品。
理想情况是，利用时尚与美容行业的力量不仅要展现更具代表性的形象，也要促进人们更积极健康的态度与行为。近几年，已经有一些成功的广告活动使用了“正常”身材的模特，但只是特例。英国也播出了一些电视节目鼓励人们通过饮食和锻炼形成一种更加健康的生活方式。但要让媒体中使用的模特标准在现实中人人可及，我们还有一些路要走。
原作者丨尼古拉·拉姆齐黛安娜·哈考特；译者丨陈红等；本文整合：彭镜陶
编辑丨董牧孜，张婷；导语校对丨危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