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李稻葵团队发布了《保安全、稳民生、谋长远:全球疫情下的经济形势分析战略报告》,主要参与人员包括李稻葵、厉克奥博等。

 

报告称,2018年,中国中等收入群体人数首次突破四亿,占中国总人口比例大约为31%,占全球中等收入群体的35%左右。取得这一成绩实属不易,然而考虑到中国是全球人口最大国的基本事实,如何进一步实现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提升,实现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倍增,是一个需要政策制定者认真思考的重要问题。

 

中国有着4亿中等收入人群和10亿较低收入人群,这两个群体的需求还远远没有满足。如何能够释放出这4亿人在小康社会中向往美好生活的各类需求,这需要我们政府更加积极地去培育市场,加快提升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程度。对于后者,在打赢脱贫攻坚战之后,应该用3个五年计划,再帮助4亿人口从较低收入人群迈入中等收入,打赢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的攻坚战。报告预测这一计划将能每年至少拉动0.7-0.75个百分点的GDP增长,将为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长期动力。

 

1 推动土地和户籍制度改革,新型城镇化潜力巨大

 

城镇化进程是未来我中国经济长期增长最关键的动力源,房地产市场依旧具有巨大潜力。我们应该进一步深化推进城镇化进程,适当增加房地产建设用地供给,保持房地产市场稳定发展。2019年中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60.6%,与改革开放初期的不到20%相比有了显著的提升,但是仍有将近40%的人口居住在农村。未来仍然有1.5-2亿人口迁移至城市定居并购买住房,这将持续构成房地产市场的潜在需求,需要有与之配套的房地产供给和服务。虽然2018年底中国人均住房面积达到39平方米(国家统计局《建筑业持续快速发展城乡面貌显著改善——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十》),但是城镇住房成套率仍有待提升,拆迁新建需求仍然较高,大量存量住房需要提质改造,包括老旧小区的改造和城市更新。同一地区同一城市的不同地段人们的居住偏好需求也不同,考虑到住房改善的需求,中国未来的新房建设需求会更大。


从土地供给情况来看,当前一二线城市的土地利用结构仍然向工业倾斜,住宅用地供给显著偏低,房地产市场的土地供给同人口流向出现空间上的不匹配。目前的房地产调控政策以需求端限购为主,在限制了一二线城市购房需求的同时,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住房供不应求的问题。长期的限购使得部分居民的住房需求难以得到满足,而在不增加土地供给的情况下直接放开限购将进一步推高房价。中国的城镇化仍处于逐步发展阶段,未来仍需大量土地用于房地产开发建设,满足新市民等群体的住房需求,城市建设用地规划结构有待进一步调整。在保证其它用地需求的前提下,对于有发展潜力的地区和城市,我们建议可以适当增加房地产建设用地供给规模,适应城镇化需要的刚性需求,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高质量居住需求,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保障房住不炒,保持房地产市场的长期平稳健康发展。


房地产开发投资近年来持续提升,成为拉动固定资产投资和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2000年以来中国房地产市场取得了快速发展,房地产开发投资额从2000年的4984亿元提升至2019年的132194亿元。作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第二大重点领域(另外两个组成部分为500万元及以上的建设项目投资和农村住户固定资产投资),房地产开发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基本呈稳定上升状态,从2000年的15.1%上升到2019年的23.6%(图表26所示),年平均比重为18.2%。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贡献率2001-2019年间相对稳定,平均为28.9%。



扣除土地购置费后,房地产开发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本投资的比重2000-2018年平均为15.0%,参考同一时期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占支出法GDP40.4%的平均份额,可以算出房地产开发投资形成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占支出法GDP的比例比较稳定,如图表27所示,平均为6.1%,房地产开发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率2000-2018年平均为6.7%。


从增加值来看,房地产业增加值从2000年的4040.9亿元增加到2019年的69631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均增长率为8.0%,比同期GDP年均增长率低1.0个百分点。房地产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2000年的4.1%提高到2019年的7.0%。经过测算,扣除价格因素后房地产业增加值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2000-2018年平均为2.8%。


疫情带来房地产市场的短期波动,随着国内疫情基本得到控制市场将逐步回暖。2020年1-3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21963亿元,商品房销售面积21978万平方米,商品房销售额20365亿元,同比分别下降7.7%、26.3%和24.7%,比1-2月分别收窄8.6、13.6和11.2个百分点。3月份房地产开发景气指数(简称“国房景气指数”)为98.18,比2月份提高0.78点。从图表28可以看到,房地产市场增速在1-2月经历了近20年的最低点后,3月虽然仍为负增长,已经呈现明显收窄的趋势。此次疫情波及全国各个省份和地区,伴随着售楼处的关闭和开发建设施工现场的被迫关停,房地产市场严重萎靡缩水。同样是疫情冲击,对房地产市场的负面影响超过了2003年的“非典”时期,当时虽然房地产市场投资和销售增速有所下滑,但是总量仍然不断上升,部分原因是当时中国经济整体处于入世之后的高速增长时期,只有北京和广东等局部地区受到影响,加上之后的政策刺激和需求恢复,房地产市场受到的影响有限。


尽管如此,我们认为疫情对房地产市场的负面冲击以短期影响为主,不会改变长期发展趋势,随着疫情的减弱会逐步回暖,受到疫情压抑的刚需和改善型住房的市场需求没有消失,而是延期释放。疫情期间的居家隔离防控也提高了家庭对房型和住房面积质量的要求,随之产生的置业和改善型需求未来有望大幅提升,一线城市及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吸引力将随之增加。随着国内疫情得到基本控制各地楼市正在快速恢复,房地产开发投资和销售呈现反弹,云看房等新型尝试逐步兴起。截至4月1日,全国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在建项目共18.66万个,已开复工15.87万个,开复工率为 85.06%,其中开复工率90%(含)以上的省(区、市)达到16个,全国售楼处复工率达92.73%,15个省(区、市)的复工率超过95%。

 

2 加快推动化解不良资产,在高杠杆的环境下实现杠杆置换


过去两年,中国杠杆率过快上升的势头得到了有效控制,2019年中国宏观杠杆率仅小幅上升,实现了从去杠杆到稳杠杆的过渡。根据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测算,2019年第三季度中国实体经济(包括政府、非金融企业和居民)杠杆率为245.4%,与2018年末的239.3%相比,上升了6.1个百分点。同时我们根据社融数据对中国非金融部门债务余额进行了统一估算,并以此构建了中国宏观杠杆率序列,根据我们的测算,截至2019年底中国杠杆率为246%,也比2018年年末的水平上升了35个百分点。


 

疫情来袭,随着财政货币政策的积极应对,今年的杠杆率上升将是政策的,但是由于此前化解金融风险打下的基础,我们认为,应当合理看待杠杆率的上升,杠杆总量仍处于合理区间,不足以引发过多担忧。中国近年来杠杆率的上升有其内在原因:第一,中国近年来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和金融深化的推进,使得大量的土地、房屋等实物资产可以用作抵押以获取银行信贷资金,这很大程度上抬高了居民部门和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杠杆率;第二,2008年以来地方政府加大基建投资力度,根据相关测算地方政府隐性负债规模达到30万亿,归根到底还是来源于银行的信贷资金,这也助推了杠杆率的上升;第三,中国融资结构中股权融资占比低、国民储蓄率长期持续较高水平,使得大量的投资最终以债务形式存在,推高了中国杠杆率的整体水平。


与此同时,我们认为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在高杠杆环境中实现杠杆的置换,增加好杠杆,去掉坏杠杆,推动化解不良资产,尤其是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风险。当前中国经济最主要的矛盾,就是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增长的转型中,要消化过去高速增长过程中所遗留下来的呆坏账。金融体系要想实现高质量发展,就要加大不良资产的化解力度。目前不良资产主要集中在企业和地方债务两方面,前者的化解工作做得较好,许多省都建立了针对企业不良贷款化解的资产管理公司,而主要的问题是如何化解存量的地方政府债务。多年来,中国已逐步形成了一套地方政府主导的、银行信贷驱动的基础设施建设模式。这种模式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相当长时期内发挥了积极作用,使中国在短短几十年内迅速崛起为全球基建大国和强国,支撑了中国经济连续多年的高速增长。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近年来地方政府主导的基建投资始终缺乏统一、高效的可行性分析和管理运营,缺乏有效的自我约束机制,责任不清、情况不明的现象较为普遍,也存在项目成本收益分析流于形式、监督难和追责难等一系列问题。值得强调的是,由于债券融资不足以支撑基建投资的资金需求,地方政府占用了大量的银行信贷资源,相当比例的融资以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发行的城投债这一企业债的形式开展。考虑到政府主导项目所天然附带的隐性担保属性,基建项目大量挤出了对中小企业的放贷,同时也形成了地方政府的“隐性负债”,对此比较集中的估计值是30万亿左右。这些隐性债务,归根结底来自于银行体系,从长期来看是中国经济一个较为突出的风险点,能否有效防范化解该风险至今仍未破题,值得高度关注。


如何化解地方政府债务?我们认为可以从两方面努力:第一,加快地方政府存量债务的化解。要尽快把不良债务从地方政府手中剥离出来,由中央政府承接实现,不让地方政府的融资和再融资继续挤占宝贵的银行信贷资源,让地方政府轻装上阵,从而有效缓解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融资压力。第二,约束地方政府的融资行为,用创新的办法加快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融资改革。建议这次在新一轮基建投资的过程中,由国开行或者是专门成立一个全国性的新基建投融资公司,统一管理新基建项目的规划、融资、建设与监督。可以从发改委、财政部、审计署以及其他相关部门抽调职能人员,比照世界银行及其他国际开发机构的运作方式,由这一公司对全国地方政府的基建项目进行市场化成本收益分析,发行债券或组织社会资本为项目融资,并行使出资人权利对项目进行监督、追责。同时我们也建议不把这些债务纳入国家预算,要由财政部来单独发行,避免市场上的误解。因为这些债将会形成对应的资产,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国债。

 

3 务实推动金融双向开放,低调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必须认识到,目前中国金融开放水平还很低,金融开放明显滞后于实体经济的开放步伐。中国股票市场中外资持股占比占不到4%,债券市场外资持股不到3%,人民币占全球储备资产比重不到2%,银行业外资占比不到2%。未来我们要成为经济强国,走高质量发展之路,金融开放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双向开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金融领域的斗争极其隐秘、专业、复杂,而我们这方面是缺少经验的,在当前外部环境变得错综复杂和异常严峻背景下,一定要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推进金融双向开放,要掌握好开放的节奏和力度。


综合国际组织和市场机构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将不可避免陷入衰退,而中国因率先走出疫情影响,有可能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正增长的国家。实体经济的有效恢复为中国金融市场在全球率先企稳提供了有力支撑。如果充分把握这一优势,中国金融有可能化疫情之危为发展之机,主要表现出三大机遇:


一是中国金融市场有可能成为全球资产配置的最佳选择之一。当前海外疫情呈加速扩散之势,欧洲前五大经济体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同时也是欧洲疫情最严重的五个国家,确诊人数最少的英国也超过了10万例;美国更是以累计确诊超65万例成为全球疫情最为严重国家;一些国家甚至做好了与病毒长期共存和战斗的准备。疫情爆发式增长造成全球金融市场极度恐慌和巨幅震荡,美股两周之内四次熔断,主要金融资产价格均大幅下跌。为应对疫情冲击,各国均出台了天量刺激政策,零利率甚至负利率成为主流,无限量量化宽松此起彼伏。中国的金融市场则表现出较好的韧性和抗风险能力,且保持了相对合理的正利率水平,货币政策空间还比较大。加之过去几年实体经济和金融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效控制了宏观杠杆率的快速上升,中国金融资产估值相对偏低、更为稳健安全。这些因素使得配置中国金融资产的优势逐步凸显出来,有望成为疫情时期的价值洼地、救命稻草,可能成为全球金融资产配置的最佳选择之一。


二是中国金融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有可能加速。疫情的冲击及应对,毫无疑问暴露出中国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方面还存在的诸多问题,当然也包括金融领域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短板。金融以服务实体经济为根本目的,但目前无论是居民端对投资的需求还是企业端对融资的需求,中国的金融市场都没有很好地去满足。疫情冲击之下,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融资需求更加迫切、对直接融资的需求更加强烈;居民部门因实体经济受冲击,工资收入可能会下降,对金融财产性收入的依赖更多,多元化、多层次、智能化金融服务需求更明显;加之中国拥有全球领先的高储蓄率,金融体系如何更好地提高治理水平和能力,以更好地将巨量储蓄的优势为企业部门的融资需求,更好地应对疫情冲击,这给金融领域进一步对内改革和双向开放带来了压力和动力。事实上,金融改革开放已经提速,3月1日新《证券法》实施,注册制将逐步向全市场推广,一大批开放举措也将加速落地。


三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有望加快。新冠疫情发生以来,人民币汇率短期内受到了冲击,承受了较大的贬值压力,从疫情之前的6.9左右贬值到最严重时的7.1左右;而美元指数则因全球金融市场的恐慌和避险情绪加重、企业和居民部门流动性紧张及持有现金需求增加而大涨。但是,随着疫情在中国和海外的分化发展,中国抗疫取得了显著进展,经济金融形势明显好转,人民币汇率也将逐步企稳。往后看,随着中国经济形势持续向好,而美国和欧洲疫情仍持续加重且未来形势不明朗,人民币资产的安全性、稳健性、收益性优势会进一步凸显,在国际结算、交易、投资、储备等方面的需求会进一步增加,人民币汇率在未来一段时期会可能走出由贬到升的趋势,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有望加快。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最新数据显示,2月份,人民币在国际支付市场的份额由1月份的1.65%大幅度上升到了2.11%。创下半年新高,在国际支付市场中上升一位,排名第五,人民币国际化趋势已经悄然提速。


建议充分利用中国积极疫情防控带来的有利契机,低调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新冠疫情给中国经济和金融运行带来了巨大考验,但中国对疫情防控的高标准、高要求、高付出使得中国可能成为最早走出疫情影响的经济体,目前本土疫情传播基本阻断、复工复产加快推进,金融市场表现出较好韧性,具备了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有利条件:一是实体经济短期恢复、长期向好的有力支撑;二是宏观杠杆率总体而言稳定可控,国民储蓄率全球领先;三是中国金融市场在本次疫情冲击之下,韧性较强、波动更小,人民币计价资产更稳健、安全,回报率相对更好;四是近年来金融双向开放力度加大,人民币国际化的政策环境更加有利。而海外疫情发展仍持续恶化,金融市场震荡下行趋势难改,零利率与负利率环境将会长期存在。以上因素客观上为人民币加速国际化提供了有利环境,中国政府和金融监管部门应该顺势而言、因势利导,在人民币结算、交易、投资、储备等方面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加快推进上海、深圳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提升中国金融的全球竞争力和话语权。


4 制定中等收入群体倍增计划,促进中长期国内需求释放

 

中国有着4亿中等收入人群和10亿较低收入人群,这两个群体的需求还远远没有满足。针对前者,我们应当看到他们在医疗、教育、汽车、住房等诸多领域有着大量需求尚未被满足,而这类需求不同于一般产品,是复杂需求,具有较强的外部性,因此这些领域目前存在很多政策限制。如何能够释放出这4亿人在小康社会中向往美好生活的各类需求,这需要我们政府更加积极地去培育市场,加快提升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程度。对于后者,我们在打赢脱贫攻坚战之后,应该用3个五年计划,再帮助4亿人口从较低收入人群迈入中等收入,打赢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的攻坚战。我们预测这一计划将能每年至少拉动0.7-0.75个百分点的GDP增长,将为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长期动力。


中国具有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有庞大的人力资本和人才资源,一定能战胜各种风险挑战。2008年以来,中国的居民消费跨过“U”型拐点,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提高,这一方面来源于居民收入尤其是中等收入群体的可支配收入的不断提高,一方面来源于居民消费和储蓄行为发生的一系列结构性变化。为了进一步地提升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加快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通过不断扩大中国中等收入群体和更加完善的市场培育在中长期充分释放消费和投资需求,进而促进供给侧升级,实现供需两端的良性循环和动态互补。


2018年,中国中等收入群体人数首次突破四亿,占中国总人口比例大约为31%,占全球中等收入群体的35%左右。取得这一成绩实属不易,然而考虑到中国是全球人口最大国的基本事实,如何进一步实现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提升,实现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倍增,是一个需要政策制定者认真思考的重要问题。如果能够成功地实现中等收入群体数量倍增,届时中国中等收入群体占总人口比例将达到60%左右,这一水平也是大多数具有“橄榄型”分配格局的发达经济体中等收入群体所占的大致比例,届时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将得到显著缩小,社会分配的合理显著提升。继续扩大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一个重要路径是维持较高速的居民收入增长。下图中给出了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可以看出,中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下滑的基本态势和GDP增速下滑态势基本一致,在2019年9月下调到了5.4%左右的水平。如果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行的趋势继续维持,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速将有可能下滑到5%以下的水平,这不利于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进一步扩大和中国经济的长期持续稳定发展。

 

 

为了实现中国经济培育市场、需求驱动的发展目标,首先要做的是持续扩大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改革开放41年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十分突出的成就,通过高速的经济增长和持续的收入提升实现了全球最大规模人口的脱贫。需要意识到的一点是,时至今日,中国仍然存在较明显的人口二元化问题,城乡壁垒尚未完全消除,用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纯收入计算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2014年之后一直维持在2.7左右的水平。目前中国的14亿人口中,按收入从高到低排序,排除收入最高的4亿人,剩下的10亿人口的年人均实际收入相当于20年前中国全部人口的人均收入水平。而这部分人口的边际消费倾向显著高于4亿中高收入人群,提升他们的收入水平能够有效释放国内需求,同时实现稳增长、惠民生和调结构的三大目标。从这个角度来说,精准扶贫后下一个攻坚战应该是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容和增收,通过收入提升为国内需求的进一步释放和市场机制的进一步完善做好准备。


在维持较高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的前提下,不断提高居民消费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能够促进中国经济内需的持续释放。根据李稻葵和陈实(2011)、李稻葵和徐翔(2015)等一系列研究,2007年以来中国居民消费对于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提升更多来自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提升而非居民消费占可支配收入比例的上升。居民储蓄率高而消费占收入比例较低的现象,很大程度上来源于需求侧受到的抑制和相应市场制度的不健全。除了一般意义上的消费市场发展不完善之外,医疗、卫生、教育、住房等方面存在的较大供给缺口,使得风险厌恶型居民主动选择相对较低的消费水平,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大病支出、子女教育支出、改善型住房需求乃至养老需求。在本报告的国内需求分析部分就对这些问题进行了阐释。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居民的高储蓄率一定程度上是被动产生而非主动选择的,因而能够通过市场培育促进居民自发地提升消费率,进而推动供给侧升级,有效化解产能过剩。


中等收入群体数量倍增将有效拉动中国居民消费水平上升,加快实现国内需求的有效释放和经济结构的显著改善。以汽车和空调两项耐用品消费为例,当前中国汽车保有量已达2.5亿辆(截至2019年6月底),中国千人汽车保有量已经达到179辆。超过世界平均的千人170辆的水平;户均空调保有量约为100台/百户,其中农村空调每百户保有量是65.2台,城镇居民平均每百户空调器拥有量在132台左右(均为2018年底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局使用的中等收入人群的平均收入标准(10-50万元每年每家庭),假定中国居民在汽车和空调两类产品的保有数量随收入水平提高成比例增加,那么按照我们之前的报告中对于中等收入群体倍增路径的预测(实际人均收入每年提高4%,中等收入群体在十五年内实现倍增),在这一过程中,每年总汽车保有量提高2300万辆左右(千人汽车保有量每年提升16.5辆左右),每百户空调保有量每年增加6.6-9.3台左右,而这部分保有量的提升大多来自于新增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提升带来的消费上升。二者相加,每年能够促进中国GDP增长速度提高0.45-0.5%左右。


中等收入群体倍增带来的住房需求提升同样会促进内需的高速增长。住房需求的增加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城镇化带来的新增城镇住房需求,第二个方面是收入提升带来的改善型住房需求。根据我们之前的预测,未来十五年有望新增为中等收入群体的4亿人口中,如果从城乡分布来看,74.2%为农业人口,25.8%为城镇人口。因此中等收入群体倍增带来的住房需求将主要体现在城镇化带来的新增城镇住房需求上。据此我们预测,在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的过程中,中国每年新增住房需求约为889万套,按国家统计局《建筑业持续快速发展 城乡面貌显著改善——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十》报告中提到的人均住房面积39平方米(2018年底数据),每年新增住房需求面积约为10.4亿平方米。根据上述预测,我们可以大致推算出,每年中等收入群体倍增带来的新增住房需求能够促进中国GDP增速提高0.25%左右。

 

编辑 王进雨 徐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