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者丨扬-维尔纳·米勒
摘编丨吴俊燊
“一个幽灵，民粹主义的幽灵，在全世界游荡。”1969年，吉塔·约内西库和恩格斯·格尔纳在一本文集的导言中如是写道。“民粹主义”近年来成为舆论热词，人们频繁使用，用以描述欧美国家涌动的政治势力，但是对于这个概念本身，仍旧缺少一个答案。
近日，扬-维尔纳·米勒的新书《什么是民粹主义？》在中国出版，对于民粹主义这一概念做出了富有启发性的阐释，并且对当下的政治现象提出诸多富有洞见的批判与分析。
米勒认为，民粹主义是代议制民主永远的阴影，总会存在某种势力借“人民”之名发言，作为挑战当下掌权精英的方式。除了反对精英，民粹主义也反对多元化，他们宣称，他们且只有他们才代表人民，其他的政治竞争者都是非法的，而那些不支持他们的人也不是真正的人民。米勒进一步讲，民粹主义者会占据国家，大肆推行恩庇政策和贪污腐败，同时会彻底地压制批判他们的公民社会。
民粹主义作为民主的真正威胁，的确应该遭到批判，但与此同时，这并不意味着在政治讨论中不应该与他们互动，可以严肃地对待他们所提出的问题，同时不同意他们处理问题的方式。
直到茶党的崛起和2015至2016年唐纳德·特朗普以外的成功，民粹主义才开始在美国政治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显然，“愤怒”扮演了某种角色，而“愤怒”的原因与美国文化发生了令相当大比例的美国人感到厌恶的变化有关：“真正的美国人民”的传统形象——白人新教徒在社会现实中越来越没有销路。除此之外，还有物质层面的不满，尤其是很大部分的美国人的利益无法被政府有效地代言。
米勒在书中引证汉斯彼得·克雷西的观点，“西方国家数十年来见证了一场新式冲突的浮现，也就是政治学家口中渴望更开放的一部分人与渴望某种封闭的另一部分公民之间的‘裂痕’。”进而指出我们必须直面的时代问题：不是人民对峙精英，而是开放的维护者与封闭的支持者的冲突。面对这样的“裂痕”，民粹主义，还有民主制度，将何去何从呢？
《什么是民粹主义？》[德]扬-维尔纳·米勒 著，钱静远译，译林出版社2020年5月出版
民粹主义者的逻辑与话语
我认为，民粹主义是一种特定的对政治的道德化想象，是一种在政治领域内一群道德纯洁、完全统一，但在我看来纯属虚构的人民，对抗一群被视为腐败的，或其他方面道德低下的精英们的认识方式。批评精英是符合民粹主义者的必要条件但非充分条件。否则，任何国家中任何批评当权者与现行体制的人都会被界定为民粹主义者。
除了反精英之外，民粹主义通常也反对多元主义：民粹主义者主张，他们且仅有他们能代表人民。在他们未当权时，他们会说其他的政治竞争对手不过是道德低下的精英阶层的一部分：在他们主政时，他们绝不会承认有任何的合法反对派。这一民粹主义者的核心主张同时也暗示，任何不真正支持民粹政党的人首先就不会是严格意义上的人民的一部分。用法国哲学家克洛德·勒福尔的话说，首先需要把所谓真正的人民，从实际公民全体中“抽离”出来。这种理想化的人民被假定为道德上无瑕、意志永远正确。
民粹主义随着代议制民主的出现而崛起，它是代议制民主的阴影。民粹主义者执迷于政治学家南希.罗森布拉姆所说的“整体主义”，即认为政治共同体不应再分裂，人民有可能成为一个整体，并且全体人民有可能拥有一位真正的代表。所以民粹主义的核心主张，是一种道德化形式的反多元主义。不致力于这一主张的政治人物就不是民粹主义者。”民粹主义需要一套以部分代替整体的论据，和一种排他性的代表权主张，这两者都应理解为道德层面上的而非经验层面上的。换言之，如果没有人借全体人民的名义发表言论，民粹主义就不会存在。
这就是民粹主义最核心的主张：只有一部分人才算真正的人民。试想奈杰尔·法拉奇庆祝英国脱欧投票获胜时，声称这是一次“真正的人民的胜利”（从而将48%的反对英国退出欧盟的选民当作某种程度上不够真正的人民，或者更直接地说，质疑这些人作为政治共同体中正当成员的地位）。或者再如唐纳德·特朗普的一句评论，鉴于这位纽约亿万富翁发表恶劣的、极具冒犯性言论的频繁程度，这句评论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在2016年5月的一次集会上，特朗普宣称“唯一重要的事是人民的团结，因为其他的人毫无意义”。
说所有迎合“人民”的人都符合民粹主义的定义是完全不充分的。对“普通民众”或被排斥的人们的声援（就算其中包含了对精英的明确批评）也不足以成为民粹主义的充分证据。一个政治人物或一场政治运动要符合民粹主义，必须要主张：民众的一部分才算人民，唯独民粹主义者自己才能合理地识别并代表真正的人民。
然而，如果他们是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民粹主义者为何并未执掌权力呢？当他们掌权时怎么会有人反对他们呢？这里就涉及了民粹主义者对政治代议的理解中的一个关键方面：虽然他们的论调似乎在支持民主代表人民意愿的观念，但他们实际上依赖着对“真正的人民”的符号化代表（正如“真正的美国人”的说法，乔治·华莱士最爱的词汇）。对他们而言，“人民全体”是现存程序以外的一个虚构的实体，是一个同质的、道德上统一的群体，其所谓的意愿足以与民主制度下的现实选举结果相抗衡。
民粹主义者认为“人民”会用一种声音说话。政治科学家早就指出，一个完全明确的、单一的“人民意愿”是一种幻觉，而且无人能够可靠的宣称“政治领袖就是落实人民愿望的那个人”。
与此同时，民粹主义者常想摆脱中间人，也就是说尽可能少地依赖复杂的政党组织承担公民与政客间的媒介。他们同样也希望绕过记者：民粹主义者经常指责媒体“干预”，然而正如这个词本身所表达的，这正是媒体应该做的，但民粹主义者将其视作对政治事实的歪曲。纳迪亚.乌尔比纳蒂为这种现象杜撰了一个有用却初看自相矛盾的词：“直接代表”。
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唐纳德·特朗普的推特账号就有着如此的号召力：“真正的美国人”可以摆脱媒体、直接与某个人进行接触（或者产生与他交流的假象）而此人并不仅是一个明星，他的自称“140 个字符的海明威”独到地揭示了他的本质。自孟德斯鸠和托克维尔以来的自由主义者所津津乐道的对影响力的节制（他们所称的中间机构）都消失在乌尔比纳蒂所说的“直接代表”之下。同样，任何与我们已有的想法相抵触的东西，都在互联网这个回音壁中被消音了。网络（以及特朗普这样的领袖）总会有答案。而且令人惊奇的是，这个答案总会是我们所期待的。
民粹主义者的行为以及治理模式
现在有人也许会很容易下结论说，民粹主义者生活在某种幻想的政治世界里：他们想象出一群腐败的精英与道德纯洁的、同质的、永不犯错的人民之间的斗争，而民粹主义者扮演着人民的象征性代表，在其尚未掌权时与黑暗的政治现状斗争。这样的幻觉难道不会必然导致失败吗？
认为民粹主义者掌权后必定会以各种方式失败的观点能给人些许安慰，但这同时也是一种幻觉。其一，尽管民粹政党确实抗争精英阶层，这并不意味着民粹主义者一旦执政就会陷入自我矛盾之中。首先，民粹主义者依然可以将所有治理中的失误归咎于暗中作票的精英，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民粹主义与阴谋论之间并非偶然的联系）。许多取得胜利的民粹主义者继续以受害者的姿态自居，他们明明居于多数却依然扮演着受到不公待遇的少数。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同样也将自己包装成永不言弃的底层人物：他总是那位伊斯坦布尔卡森柏沙贫民区的街头斗士，勇敢地直面土耳其共和国的凯末尔主义旧体制——甚至在他开始独揽全部政治、经济、文化权力许多年后也依然以此自命。
民粹主义者当政时会继续挑动对立，并向人们灌输某种不亚于末世冲突一类的幻想。他们将政治冲突尽可能地赋予道德含义。敌人永远不会短缺，而且这些敌人必然是全民的公敌。查韦斯在2002年反对派掀起一场总罢工时宣称：“这并不是支持或反对查韦斯的问题……而是爱国者与祖国公敌之间的对抗。”民粹主义者常会热衷于将时局描述为一场危机，将其称为生死存亡的威胁，因为一场危机可以令民粹统治合法化。换言之，一场“危机”可以是一场表演，而政治可以被包装成一场持久的内外交困状态。
民粹主义者会持续塑造压力感，并将其与一种“亲近人民”的审美产物结合起来。维克多·欧尔班每周五都会接受匈牙利广播电台采访：查韦斯主持着著名的节目《你好总统》，其中普通民众可以拨打电话向这位国家领导人诉说他们的忧虑与关切。
人们固然可以将这样的行为贬为某种怪异的政治逸事，而实际上，这类的行为在我们这个时代被称为“传媒民主”或“听众民主”的背景下与所有政客都必须进行的公关活动有着相似性。（在这种背景下，公民参与政治活动的主要途径是旁观当权者。）然而，另一个事实是民粹主义者会采取一套非常特殊的治理手段，联系民粹主义的核心逻辑来看，这些手段是可以获得道德支撑的。当权的民粹主义者不可避免地要回归那一套理论——他们是人民唯一 道义上合法的代表，且只有部分人才是真正的、货真价实的人民，只有这些人民才应获得支持并最终配得上良好的治理。
此种逻辑可以有三种自我表达的方式：对国家的某种殖民性质的统治；大规模的恩庇政治与政治学家常言的“歧视性法治主义”；对公民社会系统性的压制。采取这些行为的并不仅是民粹主义者；但民粹主义者与众不同的一点是，他们会如此公然地采取这些行为。他们宣称他们这些行为是有道义支撑的，且至少在国际场合上，他们很可能维持他们民主主义者的名声。
摘编｜吴俊燊
编辑｜张婷 董牧孜
校对｜陈荻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