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至今的新冠肺炎疫情令全球经济发展进入充满不确定性的状态,身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最年轻的宏观经济学终身教授,金刻羽一直对此保持关注。

疫情期间,金刻羽提出“中国应主动提供供应品和设备,并分享其关于新冠病毒的数据和临床经验”的意见,人们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引发舆论哗然的,却是有人无中生有地加上了“无条件”这三个字,这极大地曲解了她的本意。事实上,中国对世界提供了大量帮助,这也是中国对全球控制疫情作出的贡献。

作为经济学者的金刻羽,一直对社会和经济问题有着独到见解。2018年,金刻羽就曾在达沃斯论坛上与美国财政部长努钦(Steve Mnuchin)就美元问题进行了辩论 ,并与IMF原总裁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就中国的资本项目开放展开讨论。

对于此次疫情对世界经济带来的影响,金刻羽在接受《新京报》独家专访时表示,很多指标都表明这次经济损失的规模相当于或大于经济大萧条时期,但此次危机的持续时间并不会像经济大萧条那样长久。

她对疫情后的中国经济复苏持乐观态度,经济的恢复需要政府出手,重拳干预,中国具备足够的资源,拥有充分的能力,但这些条件,对不少国家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她还表示,疫情和经济下行会加速全球供应链的重新配置,但中国将依然位于各个供应链的核心位置。


新京报:你如何看美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情况?目前,不少声音担心美国与中国经济的脱钩。对此,你怎么看疫情后的世界?

金刻羽:这次疫情和经济衰退都会加速全球供应链的重新配置。在这里,我所指的并不是完全拆分或者完全重置,中国仍旧位于各个供应链的核心位置,而且我也不认为这一点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不过,我认为各国都将重新思考其对于供应链的依赖性。由于贸易摩擦和近期疫情所带来的越来越明显的不确定性,很多国家都将反思如何发展其本土能力,从而让其关键供应链不会存在因全球性事件而被切断的风险。自由贸易的假设是全球性的不确定性程度非常低,但近期我们看到的情况远非如此。因此,这将使所有国家都面临巨大的挑战,并非只是美国或中国。对中国而言,中国早已采取措施加快发展自主创新,除了国家的科研机构,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都在投入大量资金,提高独立自主的研发能力,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打压,对中国企业的不公平待遇只不过是加速了这一趋势而已。

新京报:你在一篇论文里提出了关于国际资本流动的新理论,解释了长期以来人们都难理解的全球资本为什么会从穷国流向富国问题。那么,在新冠疫情的背景下,这个现象是否会被进一步强化?或者说,因为这个疫情,这个现象是否会被打破?为什么?

金刻羽:疫情会加强资本从新兴市场回流到发达国家的现象。危机期间都是如此。当前全球的储蓄仍高于其投资需求,这二者的差值将会流入发达经济体。事实上,因为此次疫情的关系,总体上全球将会积累更多的预防性储蓄,当然各国之间的差异很大,不少低收入国家压力很大,捉襟见肘。

在危机时期,资本会回流到工业化国家,这也被称为避风港效应。尽管金融危机起源于美国,但资本还是回到了美国和其他几个避险国家。发展中国家受到了经济直接影响和资本外流的双重打击。在危机时刻,资本回流趋势更强。


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 白金蕾 编辑 李薇佳  校对 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