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0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宣布，位于伊斯坦布尔的圣索菲亚博物馆，将于7月24日以清真寺的形式重新向穆斯林开放，并将圣索菲亚博物馆的管理权移交给土耳其宗教事务国家委员会。这一举动引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希腊、美国、法国等国家的强烈谴责。
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表示，土耳其这一决定“不仅影响希腊和土耳其之间的关系，也影响土耳其与欧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整个国际社会的关系”。希腊文化部长门多尼则称：“埃尔多安表现出的民族主义……把他的国家带回六个世纪以前。”
俄罗斯东正教教会发言人同样提出批评：“数百万基督徒的担忧没有被听到，所有要求谨慎处理这一局势的请求都被忽视了。”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奥塔格斯也表示：“我们对土耳其政府改变圣索菲亚大教堂地位的决定感到失望。”认为这是将这座博物馆“毫不含糊地政治化”。
通常而言，一座建筑物用途的更改实属内政，（埃尔多安也以此反驳国际社会的批评）但为何土耳其此举会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众怒呢？这需要从这座博物馆的特殊历史说起。博物馆的前身圣索菲亚大教堂，建于公元537年东罗马帝国时期，曾在将近一千年的时间内，都是世界第一大教堂，它是欧洲古典文明和漫长中世纪的见证者。1453年，东罗马帝国被奥斯曼土耳其人灭亡后，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并未将这座无比恢弘、精美的教堂毁弃，而是将其改为清真寺。在随后近五百年的奥斯曼帝国时代，它都以清真寺的面貌存世。
昔日世界第一大教堂变成了清真寺，圣索菲亚不可避免地被视为宗教战争和文明冲突的象征。直到土耳其共和国（1923年）建立后，第一任总统凯末尔对土耳其进行现代化和世俗化改革，于1934年下令将圣菲索亚清真寺改为博物馆，算是实现了宗教和解，也是向西方释放改革信号和靠拢的善意。1985年，圣索菲亚博物馆所在的伊斯坦布尔文化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为世界文化遗产。
然而，在圣索菲亚被改为博物馆的近百年里，或出于政治意图，或出于宗教情感，要求将博物馆改回清真寺的呼声，时有起伏。埃尔多安此举在西方社会看来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但在土耳其国内并非完全没有民意支撑。他的这一举动，被国外媒体解读为为了赢取国内民族主义选民的支持，并趁机转移民众对因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经济损失的注意力，但真实的意图要远比此更复杂。
处在亚欧大陆交汇点上的圣索菲亚，漫长的历史将其塑造成文明冲突的象征性符号，它所承载的丰富意涵早已超越国界。为此，我们邀请到北京大学的土耳其研究学者昝涛先生撰文，来剖析圣索菲亚背后复杂的历史、政治和宗教纠葛。读懂了圣索菲亚，也就读懂了那个跨越于两大洲之上的、荣光与“呼愁”交相辉映的特殊文明体——土耳其。
撰文 | 昝涛（北京大学土耳其研究中心主任）
建成于公元537年的圣索菲亚大教堂，曾在将近一千年的时间里都是世界上最大的教堂，直至1519年被西班牙的塞维利亚大教堂超越。图源：视觉中国
最近，土耳其的圣索菲亚博物馆（土耳其人一般称之为Ayasofya/阿亚索菲亚）被改回清真寺（cami）的消息，引发了一轮比较大的世界舆论。
这个问题一般被放在埃尔多安的政治策略的框架下来解读，即由于在2019年的地方选举中，他所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AKP）失分较多，尤其是共和人民党（CHP）拿下了伊斯坦布尔，在颇有争议的重新投票中，AKP又败得更明显；随后出现的经济下滑和当前的新冠病毒的多重影响，以及新政党的出现，都使AKP及其盟友（民族行动党/MHP）感到压力巨大。因而，舆论认为，挑动和利用圣索菲亚这个宗教-政治议题，是埃尔多安在为提前大选做准备，是要争取或挽回保守阵营的支持。
这种观点，其实基本上没什么疑义。简言之，圣索菲亚博物馆这个时候被高调地改回清真寺，是当下和未来一段时间内土耳其内政的需要，是埃尔多安领导的AKP的政治把戏。再多说一句，如果这个分析逻辑没有问题，那么，围绕此问题的一系列大小动作，一时半会儿还不可能消停，因为要炒作的话，总得有“料”，不能这么平淡无奇就让它过去了。目前来看，土耳其国内外的“助攻”看起来还不太到位。还有一种分析是从土耳其的世俗化和伊斯兰化这一视角展开的，把此次圣索菲亚问题视为对凯末尔主义的世俗化国家导向的“逆流”，是埃尔多安领导下的土耳其进一步伊斯兰化的表征。
本文关注的主要不是当下土耳其政治的问题，毋宁是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一下围绕圣索菲亚之身份的“记忆与遗忘”这个主题。另外，人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过于关注土耳其的现代化和世俗化问题，可能也是一些论者基于自身处境的观照，因此，最后笔者也想就此发表一点自己的看法。
下令建造圣索菲亚大教堂的拜占庭帝国查士丁尼皇帝（432/483-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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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索菲亚背后的历史：
是宽容与和平，还是劫掠与杀戮？
对我个人来说，一提起圣索菲亚，首先想起来的还是2005年7月第一次造访伊斯坦布尔的时光，当时当然也参观了圣索菲亚。但在那时候，作为一个普通的访客，我脑子里有的只是圣索菲亚大教堂。
陪同我去的是好朋友H，参观圣索菲亚的时候，我记得她很自然地称之为cami（清真寺，来自阿拉伯语），不是博物馆，也不是教堂。H是一个比较虔诚的土耳其穆斯林，也是她在我的知识结构中第一次普及了一些关于伊斯兰教和奥斯曼帝国历史的内容，尤其是征服者苏丹穆罕默德二世（Fatih Sultan Mehmed II）的丰功伟绩。我还记得她给我描述穆罕默德二世怎么样尊重宗教和文化的多样性，给予被征服者以宽赦，尤其是命令不得破坏圣索菲亚大教堂原先的基督教艺术，如何使用特殊材料覆盖上，因而我们才能在当代重睹其真容。
苏丹穆罕默德二世（1432-1481），21岁时指挥奥斯曼土耳其大军攻陷君士坦丁堡，消灭拜占庭帝国，完成了几代苏丹的夙愿。
对我这样一个研究土耳其共和国历史的人来说，那些史实方面的内容是我不熟悉的，更无从考证了。从历史叙述的角度来说，我想，东西方可能各自持有一个极端，一端是奥斯曼-土耳其人坚持的宽容与和平的叙事，另一端则是欧洲-基督徒坚持的劫掠、杀戮与残忍的叙事（这种叙述非常之多）。真相应该是在两者之间的某个位置吧。毕竟，穆罕默德二世很快就把都城从西边的埃迪尔内迁到君士坦丁堡，要是在这里进行巨大破坏，对自己也没有什么好处。而按照当时的战争规则，如果不是依约投降，那么，胜利者有掠夺的权利。
从那以后，我多次造访伊斯坦布尔，也多次参观圣索菲亚，留下的印象大多非常淡薄，似乎都是一些不值得再重复的死知识，我也没有被那些古代艺术震撼到，这可能主要是因为自己既不信教，也不研究古代史。这些留在地上的古代遗迹，对我而言，都属于历史记忆或纪念。它们貌似代表着逝去的历史，但实则又和现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只有当这种联系发生时，我的兴趣才会被提起来。
只有在世界性的多文明交会之地，才会出现围绕历史遗产、记忆或纪念发生具有大是大非性质的争议。平常看新闻，其实不难发现这种事，比如印度就经常出现神庙之争，像是阿瑜陀罗摩诞生地神庙之争，绵延百余年，导致数千人死亡。最近几年，我常常翻阅两本关于城市的厚书——《耶路撒冷三千年》和《伊斯坦布尔三城记》，这两本书并非严谨枯燥的学术著作，而是由较为专业的人士写的畅销书。相比较而言，耶路撒冷的敏感性、政治性其实远远大于伊斯坦布尔。2017年，美国特朗普政府正式宣布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就引发了非常激烈的世界性抗议，尤其是各穆斯林国家，其中最激烈者之一就是土耳其。
城市或建筑物成为现实政治争议的焦点，古往今来并不少见。这里可能也有一些理论性的东西，比如所谓的历史记忆之争，简单来说就是，现实政治希望彰显什么，也就会希望和操控人们记住或纪念什么。但历史久远的东西，承载的记忆往往是多样的，你彰显某一种，就必然会打压或抹杀其他的，这就发生了所谓的历史记忆之争。如果放在历史的长河里来看，与记忆紧密相关的就是遗忘，打压或抹杀就是造成遗忘的原因之一。那么，在此角度下看，圣索菲亚博物馆最近被土耳其改回清真寺，其实就是围绕这座著名宗教建筑物的、与记忆和遗忘有关的政治争议的历史延续。
圣索菲亚大教堂正门上的的耶稣圣象。
圣索菲亚大教堂入口大门上方的壁画，查士丁尼一世（左）手捧圣索菲亚大教堂，君士坦丁一世（右）手捧君士坦丁堡，二人将各自的“礼物”献给圣母子，圣母玛利亚是君士坦丁堡的主保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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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教堂改为清真寺：
“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刻意制造的历史记忆
中文版的《伊斯坦布尔三城记》，在叙述奥斯曼帝国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在1453年征服君士坦丁堡后的情况时，有这样一段话：
“我们知道，当穆罕默德二世进入君士坦丁堡，并一路走向圣索菲亚大教堂时，他把先知穆罕默德的宝剑举在自己的前方，并以安拉之名取得这座城市。穆罕默德二世骑着马，最先来到上帝圣智教堂（the Church of Holy Wisdom），也就是圣索菲亚大教堂(Haghia Sophia)，今日官方的阿拉伯文译名是阿亚索菲亚清真寺（Ayasofya）。据说先知穆罕默德曾经使用过的礼拜毯被带进教堂，而征服这座城市的军队的首次主麻礼拜，便在缠绕着的查士丁尼和迪奥多拉姓名的花押首字母下举行。前往阿亚索菲亚清真寺与其他首要清真寺举行主麻礼拜，是这座穆斯林城市每周最盛大的活动之一，人们借此表现自己浅薄空洞的虔诚和宗教上的圣洁庄严，持续了五个世纪之久，直到1935年为止（颇有争议的是，它还有可能被恢复）。穆罕默德不仅以征服者的身份抵达君士坦丁堡，同时也是‘为信仰而战之人的领袖’（Lord of combatants for the faith），‘战士中的战士’（gazi of gazis）。”
《伊斯坦布尔三城记》（英）贝塔尼·休斯著，黄煜文译，理想国|上海三联书店，2019年10月
经查，这段译文和原文之间有不少出入。这里我只想指出的是，“穆罕默德二世骑着马，最先来到上帝圣智教堂（the Church of Holy Wisdom），也就是圣索菲亚大教堂(Haghia Sophia)，今日官方的阿拉伯文译名是阿亚索菲亚清真寺（Ayasofya）”这句话原书中并没有，不知道中译者为什么要加上这句话。而且，土耳其人使用的“Ayasofya”这个说法，本就是来自希腊文“Ἁγία Σοφία”，“aya”就是希腊文“Αγία”，西文中常见的“Haghia”也是从Αγία来的，意思都是“神圣的”（holy）。而这里说的“有可能被恢复”，可能是间接地预言了会把索菲亚博物馆再变回清真寺，而到时，人们会再次到这里“表现自己浅薄空洞的虔诚和宗教上的圣洁庄严”。
当年，穆罕默德二世把教堂变成清真寺，本身就是一种对历史记忆/遗忘的政治性操控。穆罕默德二世当然是一个胜利者，他想给人们留下的历史记忆，不只是他个人的胜利，而是他以及他所属的那个集团的某种历史记忆的延续，这就是所谓自先知穆罕默德时代以来，穆斯林就有征服君士坦丁堡的梦想，而且也已经有穆斯林军队多次围攻君士坦丁堡的历史（包括奥斯曼帝国的苏丹），穆罕默德二世是这个梦想的延续者和实现者。穆罕默德二世本可以按照伊斯兰经典的要求保护“有经人”（在伊斯兰意义上主要是指基督徒和犹太教徒这样的拥有《圣经》的一神教徒）及其信仰，据说他也的确是制止了进一步的杀戮和破坏。但命令将教堂变为清真寺，主要是一种政治性的宣示，表达的是穆斯林对基督徒的胜利，是其完成了数百年来穆斯林征服君士坦丁堡的预言和梦想。或许，再也没有比把圣索菲亚大教堂变成皇家清真寺更好的纪念象征了。而这样之后，后世的记忆和诠释就会围绕一种宗教对另一种宗教的胜利，甚至是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胜利延续下去。
所以，把圣索菲亚大教堂变成清真寺，是军事-政治领导人穆罕默德二世对战利品的处置，是他刻意制造的历史记忆/纪念，而属于基督徒和拜占庭的东西，则被刻意遮蔽或清除了。在那之后直到1935年2月，圣索菲亚一直作为清真寺使用。这数百年时间足以建立一个新的习惯、身份与记忆。
伊斯坦布尔圣索菲亚大教堂内景。图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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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真寺改为博物馆：
去奥斯曼化，还是去宗教化？
在最近的舆论中，人们经常会提到1934年11月24日的一份土耳其内阁会议的决议（Bakanlar Kurulu Kararı），它决定把圣索菲亚清真寺变成一座博物馆，还会提到这是土耳其国父凯末尔的意思。1934年，已经是土耳其共和国建国十余年以后了。共和国在此时决定把使用了五个世纪的清真寺变成博物馆，是为什么呢？
其实主要是现实政治变了。一个自我标榜为现代的、世俗的民族国家——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了。新的民族国家当然需要新的民族历史/记忆。这是我早年研究土耳其现代史时最为关注的内容，即所谓“族史重构”问题。除了编造民族神话，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与前朝的关系，简而言之，新的土耳其共和国长期以来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修辞上对奥斯曼帝国是疏离的，其历史记忆是很寡淡的，甚至是刻意排斥的。
类似地，新的国家也面临新的形势，那就是，原先奥斯曼帝国的领土上出现了多个独立的国家，是土耳其的邻国，土耳其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面临新的地缘政治格局。有一种观点笔者尚未考证，但值得参考，即1934年的《巴尔干公约》是把圣索菲亚清真寺变成博物馆的直接原因。这个公约是1934年2月9日，希、罗、土、南斯拉夫四国在希腊首都雅典签订的，起因是由于希特勒德国正加紧毁约扩军，意大利企图称霸地中海并进而控制巴尔干，巴尔干各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据说，土耳其在与希腊商谈此条约的时候，是希腊方面提出希望把圣索菲亚清真寺改成博物馆，希腊方面的意思是，土耳其这么做有利于其他巴尔干国家接纳其进入这个公约体系。土耳其代表回国后把这个意思告诉了国父凯末尔，凯末尔同意了，之后就进行了各方面的准备工作，土耳其的内阁会议在1934年11月24日正式地宣布索菲亚成了博物馆，这个决议是总统凯末尔签署的。不过，有一种说法认为国父的这个签名是伪造的，理由是当时国父还没有采纳“Atatürk”这个姓氏，或这个签名的手法跟后来的样子不同，因而有人把这个归为某种“阴谋论”。最近这个说法还被翻出来，用以支持把圣索菲亚博物馆改成清真寺。不过，根据已有的研究以及我本人的考证，在这之前凯末尔使用这个签名是可能的。（因该问题较细碎，此处不赘述）
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1881-1938），土耳其革命家、改革家，土耳其共和国缔造者，土耳其共和国第一任总统、总理及国民议会议长。
关于把圣索菲亚清真寺改成博物馆的理由，最权威的解释可能还是要到1934年11月24日土耳其内阁会议的决议中去找。经笔者查阅，在该决议的开头有这么一句话：“在教育部于1934年11月14日书面发布的第94041号文件中，考虑到作为无与伦比的建筑艺术遗迹的、位于伊斯坦布尔的阿亚索菲亚清真寺之历史性地位，其被转变为博物馆一事，必将使整个东方世界（Şark alemi）高兴，并将为人类增添一个新的科学机构（ilim müessesesi），有鉴于此，它将被转变为博物馆……”
笔者还简单搜索了当时土耳其国内的报道，暂时没有发现对这个事情的过多诠释，1934年12月11日《共和国报》（Cumhuriyet）的一个报道可能是最早的正式报道之一，但它主要也是说这个清真寺在1934年12月10日被交给了博物馆管理部门，并将展出拜占庭时代的文物。这个报道的末尾有一句话很有意思：“美国专家暂时完成了其研究工作，已经回国。未来他可能还会再来。他的研究跟我们要建立的博物馆之间没有关系。”
1939年的时候，土耳其的博物馆学家委员会提出了另一种解释：“圣索菲亚，作为拜占庭的教堂和奥斯曼的清真寺，都是建筑学上的杰作……土耳其人对这座建筑的身份的打断是如此彻底和完整，以至于就像人们曾经把它视为一座教堂一样，也有更多的人把它定义为一座清真寺。因此，土耳其共和国决定把这座建筑变成一个博物馆，目的是把它献给全人类……”这个在变成博物馆近五年之后的解释，更多地是一种事后赋予它的历史记忆，也就是把它中立化、普世化，而前述国际政治的考量是不能被公开拿出来说的。今天反对把圣索菲亚博物馆变回清真寺的人，也还是在强调这一点，即它是“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是伊斯兰与基督教之间和平的象征。或许也可以推断，今天的世俗主义者赋予圣索菲亚博物馆的各种现代主义的世俗化、现代化之类的意义，应该是土耳其国内外的人们后续不断添加进来的。
《伊斯坦布尔: 一座城市的记忆》（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著，何佩桦译，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4月
1930年代的土耳其共和国，离奥斯曼帝国还不远，的确还在各个方面与自身的过去进行斗争。除了向巴尔干国家做某种政治姿态，从历史记忆的角度看，如果说改成博物馆在最初还有什么意义，我宁可认为那主要是一种“去奥斯曼化”。被奥斯曼征服的拜占庭时代留下来的建筑（包括奥斯曼帝国本身的建筑），被变成博物馆的有很多，这么做跟宗教和世俗化的关系可能并不太大。
当然，博物馆化所代表的、被不断解释出来的文化多元主义的声音也同样存在，论证也不断深化。一是，对奥斯曼帝国的追忆，也不只是关于军事的征服和胜利或宗教的荣耀，也有强调奥斯曼帝国的宽容和世界主义的；二是伊斯坦布尔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市，在参与欧洲文化活动的时候，也会刻意强调自身的宽容和世界主义，比如，2009年圣索菲亚大教堂穹顶上被发现的天使头像被打开和修复，以供游人参观，就是一个好的姿态，伊斯坦布尔也在2010年被认定为“欧洲文化之都”。
教堂巨大的穹顶在公元558年的一次地震中崩塌，建筑师伊西多尔的侄子小伊西多尔对穹顶进行修复，在修复中，他略微缩小了穹顶的宽度，但增加了6米的高度，使其更加陡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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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改回清真寺：
人民的诉求，还是政治的把戏？
后世添加的多重意义，并不只是世俗主义者的意愿和实践，也有反对者的塑造。土耳其共和国将圣索菲亚清真寺变成博物馆，这个举动对普通的土耳其人来说，也不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反对者几乎在同时也出现了，因为博物馆的出现打断了近五百年的历史习惯与记忆，亦即圣索菲亚清真寺是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所欲打造的穆斯林-土耳其人对异教徒和异民族的胜利的象征，而将清真寺变成博物馆，像是土耳其人自己反对自己，其功能和象征意义自然也就淡化和改变了。好在土耳其在早期就跟希腊进行了大规模的人口交换，留在土耳其国内的希腊东正教徒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可能也是土耳其一直以来还没有因为历史记忆之争而出现印度那种宗教冲突的原因吧。
关于奥斯曼帝国的荣耀的记忆不会消失。自圣索菲亚清真寺被变成博物馆以来，呼吁其恢复成清真寺的声音就没有断过。只不过其影响长期以来并不大。有一些特殊的时间节点会使得这种声音变大。比如，1953年的时候，是征服君士坦丁堡500周年，各种声音就变大了。1957年5月29日，有一个青年学生因为批评阿亚索菲亚被变成博物馆而被捕。1980年代的时候，已经有一些轻微的举动。1985年，伊斯坦布尔历史古城被列为世界遗产名录，圣索菲亚博物馆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1991年的时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这一年是土耳其古代著名诗人Yunus Emre诞辰750周年，圣索菲亚博物馆被选为纪念性宗教剧的演出场所，选择这里的理由是圣索菲亚博物馆符合Yunus Emre倡导的宽容精神，也正是在此期间，有一些土耳其人在圣索菲亚前面打出来要求把这儿恢复成清真寺的口号。在那不久后，土耳其政府决定开放圣索菲亚的一小部分供礼拜，其宣礼塔也开始播放伊斯兰的宣礼。2012年，地方保护委员会同意重建圣索菲亚宗教学校，其理由是为博物馆的管理提供服务，不过，据研究，这个理由其实非常牵强。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圣索菲亚大教堂内发言。
要求把圣索菲亚博物馆全部开放为清真寺的诉求一直在稳步推进。在土耳其，叫圣索菲亚的教堂不止一处，其他地方的几座圣索菲亚教堂，要么也是长期作为博物馆使用，要么已经废弃不用，但近些年来，这些圣索菲亚都已经变成了清真寺。2019年11月，土耳其最高行政法院裁定，伊斯坦布尔法提赫区的拜占庭式建筑卡里耶博物馆（又名科拉教堂）变成了清真寺。土耳其历史遗迹与环境保护协会，多次以不同形式要求把伊斯坦布尔的圣索菲亚博物馆变回清真寺。2015年，有一千多人在圣索菲亚博物馆前举行示威，要求恢复清真寺。这次，2020年7月，也是因为土耳其历史遗迹与环境保护协会的要求，土耳其最高行政法院就此举行了听证会，最终的结果现在是众所周知的了。
至于正义与发展党的立场，虽然它被外人说成是伊斯兰主义政党，但它自认是追求保守主义民主的政党，恢复清真寺并不是其主要的关注和议程。其中最突出的可能是AKP的重要领导人布伦特·阿仁赤（Bülent Arınç），他一向以保守立场而闻名，2012年，在圣索菲亚举行的一个仪式上，他就公开表达了把圣索菲亚博物馆变回清真寺的主张。埃尔多安本人在这个问题上最初并未明确立场，甚至还不支持这么做。但埃尔多安是一个精明的政客，做事说话都很会算计。自2019年以来，他的主张才变得明确。其原因主要当然是政治性的，本文开头已经讲过了。在实用主义的措施不够用的时候，具有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色彩的意识形态就要登场了。
恢复清真寺的理由，应该主要不是宗教本身的，因为有人算过，伊斯坦布尔根本就不缺清真寺，圣索菲亚博物馆对面的蓝色清真寺根本没有多少人去做礼拜。所以，其理由也只能是政治的，或者具体说是利用宗教情感和历史记忆的政治操作。从历史记忆的角度来说，恢复清真寺代表的就是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所欲保留的那个历史记忆，也就是土耳其-穆斯林相对于西方-基督徒的胜利，在当代，对这种胜利的招魂和纪念，就是迎合宗教-民族主义的政治主张和操控。
埃尔多安是最擅于把自身嫁接到帝国记忆之中的演讲高手，他在今年5月29日的“征服纪念日”讲话中说：“我们要留下一个让我们的祖先法提赫（穆罕默德二世）满意的土耳其。”这就是其惯常的对宗教的、帝国的历史记忆的强调、突出和利用。虽然很难说这种宗教-民族主义的政治操控最终能有多大效果，但它毕竟是一张可以打的牌，而且，埃尔多安手里的牌也不多了，甚至有土耳其人说，这是他能对世俗主义开的最后一枪。
伊斯坦布尔街景。摄影 昝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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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与世俗化：
作为意识形态和权力斗争的世俗主义
恢复清真寺的诉求步步紧逼，直至取得今天的“胜利”，也反映出土耳其在凯末尔之后的历史性变化。如果说有主流民意，光看一看民调数据就能明白，据说超过70%的土耳其人支持把圣索菲亚博物馆变成清真寺。而在今天的土耳其舆论环境下，公开表达反对之声也愈来愈不容易，当然，外国人除外，但外界的反对之声，或许恰恰是土耳其国内政治所需要的。
一旦出现类似的事情，一般的分析总喜欢从世俗主义、现代化的角度来讨论。似乎只要是跟穆斯林的宗教符号有关的东西，都可以被任意地打上伊斯兰主义的标签，而后就被认定为“倒行逆施”。凯末尔和埃尔多安往往被放在两个极端上看待，前者是世俗的、进步的、开明的，后者是宗教化的、倒退的、反动的。殊不知，在土耳其，大部分人并不这么看。
我这么说不是想否定凯末尔主义，更不是要赞美“埃尔多安主义”，而是希望强调相关问题的复杂性。20世纪晚期以来，随着世界范围内宗教复兴运动的发展，与现代化理论密切相关的世俗化理论，已经被很多的社会科学家认为是成问题的。当年阐述世俗化理论的著名代表、当代美国著名的宗教社会学家彼得·伯格，在1999年曾说：“由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宽松地标签为‘世俗化理论’的所有著述，在本质上都是错误的。”对凯末尔主义及其世俗主义的批判，在今天的土耳其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不只是伊斯兰主义批判凯末尔主义，更重要的是还有后现代主义，而伊斯兰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往往也是关系密切。
伊斯坦布尔街景。图源：帕慕克著《伊斯坦布尔》
一般认为，土耳其的世俗主义模式，是其西方化或学习法国的结果。不过，笔者认为，这可能过分强调了它的西方性或法国性；实际上，奥斯曼帝国的苏丹制、更早的先知及四大哈里发之后的哈里发制，都是有世俗特性的体制，是世俗统治者把宗教势力纳入体制并管理之的一种安排。这正是伊斯兰原教旨派一直批判的，在他们看来，过去的哈里发国家不是理想的伊斯兰国，现在的这些穆斯林国家更不是，都是世俗统治者利用和控制伊斯兰教，为的是强化自身合法性。
土耳其共和国走的貌似是法国模式，但其实并不是简单模仿，而是有奥斯曼体制的延续，甚至是整个逊尼派哈里发体系的延续。所不同的，就是革了旧政权的命，废除了苏丹制，走向了共和制；废除了哈里发，同时，政权的合法性来源也改了，是由宗教的变成了世俗的。宗教的不是没有了，而是被尽可能地从公共领域中清除掉了，换上了共和国的那套从西方学来的东西，但对宗教的控制和利用没有变。此外，在民间，在人的层面上，宗教沦为私人的了，就是成了个人的私德。
这当然是权力斗争的结果，也就是帝国末期的西式学校，尤其是军校培养出来的世俗主义少壮派，在奥斯曼帝国末期夺取了权力。而这些新派人士把这个过程说成是进步主义的、现代主义的，这就遮蔽了权力斗争和“阶级/阶层斗争”的因素。
对相信这套世俗主义意识形态的人来说，当然没有问题，革命总是要造就自我的神圣性，否则，只有权力斗争该是多么难看。当然，大部分人经过现代教育和意识形态洗礼之后，就是相信这套东西的，毕竟这背后有一个压倒性的被建构出来的西方现代社会与世俗文明。从而，新政权和旧政权，就必然被说成是从头到脚都是不同的——旧政权肯定是落后的、腐朽的、封建的、皇权的；共和国就是初生的太阳，是先进的、进步的、开明的、为了人民或民族的。
但实际上，革命派也把旧的很多东西改了个新潮的名字，继续用着。在这个过程中，世俗主义就成了一个进步的东西，一个美好的东西，就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维护新政权的利益与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当然，有些东西确实是新的，比如共和制以及西方舶来的观念，但并不都是全新的。
《现代国家与民族建构: 20世纪前期土耳其民族主义研究》昝涛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8月
对新政权不满的人，开始的时候还有各种不服与反叛，但很快就被镇压或者收服了。那些不低头的，也只能转入地下或在监狱里。等到凯末尔去世，政治多元化，这些东西自然就会出来。但是，凯末尔主义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它塑造了一个新的阶层，是这个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也是这种意识形态的拥趸。
而政治开放之后，那些对现实不满的人及其后代，也拥有了新的政治空间，并且能够把旧的武器（比如伊斯兰）拿起来，然后结合新的东西进行斗争，新的东西里面很重要的就是自由主义、左翼，同时也有所谓的后现代主义。这些东西都是很对批判现实的胃口，也就是说，能够批判世俗主义者所代表的那个巨大的垄断利益集团，伊斯兰主义知识分子和政客们，不断揭示这个集团搞政治专制、经济垄断的本质，然后就戳穿世俗主义意识形态的虚伪与空洞，说它背离了本民族的最重要的真正的价值（也就是伊斯兰），也伤害了民族性。说到底，在一个99%的人口是都是穆斯林的国家与社会，如何安放与宗教/信仰有关的精神和灵魂？凯末尔主义的激进世俗主义肯定不是长久之计。这是土耳其围绕世俗主义的意识形态斗争的特点。
但背后是什么呢？当然是被旧体制边缘化的人，他们在1980年代以来全球化时代的私有经济发展起来后，他们被称为安纳托利亚“小老虎”，他们成了新中产阶层，他们要寻求政治权力。所以，这里面有阶层斗争、利益斗争的因素。但斗争是全面的，也包括了意识形态。
后来，这个新阶层及其盟友赢了政权，这就是埃尔多安和他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他们代表的是穆斯林兄弟会（MB）的土耳其道路。但这一派人成长和发展的环境，还是一个建立在凯末尔主义基础上的土耳其，还有世俗主义的制衡，所以，凯末尔主义及其世俗主义仍然是他们活动的大框架。土耳其还没有形成稳定成熟的两党制，但能够看出各政党之间分野的缩小，尤其是在对伊斯兰传统和文化方面，激进世俗主义已经没有市场了。传统的世俗与宗教之争，其性质也在发生变化。在意识形态上，土耳其的政治伊斯兰势力整体上还是温和的，是很实用主义的，还看不出走伊朗那种教权国家道路的苗头。
因而，在上述意义上，圣索菲亚博物馆被改成清真寺，虽然可以部分地被视为土耳其政治伊斯兰的一个不大不小的动作，但这很难被直接说成是世俗主义的倒退。也就是说，它和宗教本身的关系并不太大，更多地是现实政治对帝国历史记忆的操控，目的是服务于当下土耳其国内的权力政治。
伊斯坦布尔。图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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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新奥斯曼主义”：
一种被外人夸大的政治野心
除了内政，博物馆改清真寺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影响就是，外界尤其是西方对当下这个土耳其执政集团的印象，必然会更加负面。加上土耳其在塞浦路斯、叙利亚、利比亚、东地中海和难民危机等问题上表现出日益强硬和进取的姿态，其与欧洲国家之间的龃龉只会不断增加。但这主要不是什么“文明的冲突”的问题，而更多地是地缘政治的问题，也是反抗西方霸权和文化帝国主义的问题。而土耳其则被外界解读为要复兴奥斯曼帝国，这就是所谓“新奥斯曼主义”的问题。
历史地看，这是土耳其在新条件下的一种自我调整。实际上，土耳其自冷战末期以来就在寻找新的国家定位，它原来是美国阵营抵御苏联的前哨，冷战的结束使土耳其失去了这样的地位。而且，随着深度融入全球化，土耳其成为重要的出口导向型国家，需要周边国家的原材料与市场，这样，土耳其当然越来越重视周边国家尤其是中东穆斯林国家，也包括巴尔干地区。由于这些地方曾经是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因而这些战略和政策导向早在上个世纪末就在土耳其国内被冠以“新奥斯曼主义”之名。
不过，“新奥斯曼主义”这个说法被西方叫得更响，是在21世纪埃尔多安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上台以后。我对此也写过文章，基本的看法总结出来就是：
（1）21世纪的所谓“新奥斯曼主义”，是继承自冷战末期以来的厄扎尔的遗产；
（2）它并不是土耳其自我标榜的意识形态或主张，更多是外人的一种概括；
（3）土耳其之外的人，一般关注的是其在周边地区的积极的外交和军事活动，将其过度解释为一种土耳其要恢复奥斯曼帝国的野心；
（4）土耳其对外的积极姿态有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更加关注穆斯林世界，这是埃尔多安领导下的土耳其要成为穆斯林世界领头羊的一种雄心。穆斯林世界也是其所谓“软实力”能够覆盖的地区，因而跟宗教有关的敏感话题是这些年土耳其有意识操控的，比如巴勒斯坦问题、耶路撒冷问题、罗兴亚问题、欧洲难民问题等等，这些都使得一些人判断土耳其在走疏远西方、回归伊斯兰的道路，而我认为这是土耳其的多边主义，是土耳其摆脱向西方“一边倒”、谋求其地区大国地位的正常表现；
（5）在土耳其国内，它主要表现为对奥斯曼帝国极盛时代的怀念与肯定，尤其是要彰显其胜利、伟大和荣耀，期望和煽动当代土耳其人能够以此为荣，在精神上恢复那种状态，包括在社会文化层面上的一些保守主义的举动，比如头巾问题，领导人更多使用宗教话语进行政治动员，等等。这些现象更加深了人们对土耳其所谓“伊斯兰化”、复兴奥斯曼帝国的印象，但目前这仍局限于社会文化和价值观领域。
伊斯坦布尔Taksim广场上的共和国纪念碑。摄影 昝涛
21世纪有一个很重要的全球性现象，即所谓新兴经济体的勃兴。土耳其也是一个重要的新兴经济体。这些新兴经济体挑战了西方主导的世界市场和国际秩序，当然，这个挑战也并非一帆风顺，目前看甚至困难重重。在土耳其国内，如何讲好自己的故事，并没有一个固定的版本，甚至还因为诸多分歧而难以定稿。但对一个有着丰富的历史资源，又与周边龃龉不断的国家来说，土耳其的故事里最方便引用的就是伟大的过去及其记忆，所以，这个故事的主旋律就是对伟大过去的复兴。对外部来说，理解一个如此野心勃勃的土耳其，最方便的参照当然也是对过去的记忆。所以，“新奥斯曼主义”无非是贴在土耳其式伟大复兴身上的一个方便的标签罢了。
未来很难预测。围绕圣索菲亚的争议所折射出的，主要是现代土耳其民族在身份和定位上的历史性变化与矛盾性，是变化了的土耳其现实政治对历史记忆的操控，是危机四伏的政客们捞取资本的把戏，也是西方文化帝国主义不断寻找素材、制造“他者”的惯常伎俩。当然，若说这些举动是土耳其欲复兴奥斯曼帝国，则不只是高估了这些人，也大大低估了奥斯曼帝国遗产的复杂性。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撰文：昝涛；编辑：徐伟；校对：李世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