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六环外的昌平兴寿镇辛庄村，每天早晚两次，都会有一辆垃圾车放着村歌，按照路线在村里环绕。歌声由远及近，两旁的村民走出家门，将垃圾分类后投入车中。走在村里，很难在路边或者田地里看到垃圾，村口棚荫下乘凉的老人也能清楚地说出，生活垃圾该如何分类。
这得益于村里2016年起推行的垃圾分类，发起人是7个陪读妈妈组成的志愿者团队。
志愿者平均年龄在40岁左右，此前多是教授、工程师等职业，由于孩子在村子里的艺术学校上学，他们在村里租了房子，成为陪读妈妈，为了创造更好的居住环境，开始探索垃圾分类。
他们都不是环保领域的专家。志愿者杨婧回忆说，初期，大家讨论后决定，将生活垃圾大致分为厨余、可回收和有害和其他几类进行投放，并得到了村长的全力支持。
四年过去，艰难起步的垃圾分类探索初见成效，辛庄村17座散发恶臭的露天垃圾站消失了，垃圾产量大大下降，仅为原来的三成。在志愿者的推广下，周边村庄也开启了垃圾分类。
现如今，由于各种原因，团队志愿者们多数已不再共事。杨婧说，但大家都各自在垃圾分类的道路上进行探索，她也重新组建了团队，开始主攻辛庄村厨余垃圾的“消化，“希望以后能摸出一条路，能真正实现厨余垃圾的循环回流。”
杨婧在她的实验棚里。新京报记者 郑新洽 摄
吃了塑料袋的羊
杨婧最初产生垃圾分类想法时，是在5年前。
她是一个陪读妈妈，由于女儿被辛庄村一所艺术学校录取，她就在这里租下一个院子，陪女儿一起读书，闲暇时，她在院子内养了几只羊。
2015年底，一只母羊因误食飘进院子的塑料袋，最后倒在羊圈中。她把小羊抱进屋里，让它睡在自己床下，还用布袋、编织篮代替塑料袋，把玩具、包装食品都收起来，避免小羊误食，“这些看似寻常的垃圾，对于其他生命来说，可能是致命的”。
塑料袋可能是从附近垃圾池里飘来的。在杨婧家不远处的路边，有一个露天垃圾池，“下雨天全部都是蹚着垃圾走，刮风天漫天都是塑料袋，苍蝇四处纷飞。”当时的环卫车装不下满池垃圾，就一边运输，一边焚烧。带有腐烂味道的固液混合体，在行驶的车厢内阴燃，一路散发出黑色浓烟，萦绕在村内，久不散去。
垃圾也造成了本村村民和外来居民的矛盾。外来居民增加了村里垃圾产量，从城市带来的生活方式也让本地村民看不顺眼。有的家长将整箱烂掉的苹果扔进垃圾池，村民目睹后质疑说，“他们这样怎么教育孩子？”
“我能为女儿做点什么？”杨婧说，直到一次课堂上，她认识了另外两位志同道合的陪读妈妈，黄奇志和陈姣枝，大家商议着要进行垃圾分类。接着，更多妈妈们——卢雁频、王金玲、唐莹莹和周曼硕也加入进来，“大家都想做点什么，但没人知道具体要怎么做”。
七个人时常一起讨论，每个人“都开始贡献出一些神奇的元素”：王金玲请来一名老师进行了一次演讲，为大家提供了“用厨余垃圾制作酵素”的方向；原是大学教师的唐莹莹刚从台湾返回，她提出要学习台湾“垃圾不落地”，定时回收垃圾……
辛庄村整洁的街道。新京报记者 郑新洽 摄
清理172车垃圾
2016年初，7位陪读妈妈迈出了探索垃圾分类的第一步。
她们找到村长李志水，几次沟通后，对方决定全力支持，并给予了4万元的启动资金。李志水也曾因村内垃圾多陷入焦虑，垃圾填埋场面积达数亩，深约十几米，到2016年春季，填埋场已经接近饱和，垃圾产量却仍在增长。
一场声势浩大的“净村行动”开展起来。
李志水安排村干部，与志愿者们一起在村民的房前屋后做“大扫除”，按照事先商议的“垃圾不落地”方案，村内17座露天垃圾池也被铲除。两个月时间里，他们先后清理出172车垃圾，“埋在地里的半截都要刨出来。”
所有人都在细节上下足了工夫。杨婧提到，当时国家并未出台垃圾分类标准，大家讨论着，按照“生活常规”，将垃圾大致分为厨余、可回收和有害和其他几类，进行推广。
村里的大喇叭每天循环播放通知，从6月9日开始，全村人将“听音乐定时倒垃圾”。曾学习工程设计的陪读妈妈周曼硕，推着自行车走遍村内的每户人家，绘制出可实施的垃圾回收路线。4条路线大致等长、不交叉，音乐声也能被沿途每一户村民听见。
他们还在村内办了32场垃圾分类的讲座。为了让村民看到实际的成果，大家最初的设想是，将厨余制作成酵素（食物发酵后的产物，具有施肥、洗涤等多种用途），并雇用了工人，定了场地开展尝试。
让村民转变原有的生活方式，并不容易，志愿者们心中也没底。杨婧说，好在大多数村民都比较配合。连续好多天，志愿者们和村干部都像“运镖”一般，与环卫车在村内随行。“遇到没分好的，就手把手地教”。村长和村书记甚至每天都自己拿着夹子，到路上捡垃圾。
也有村民觉得这是“瞎折腾”，不愿意配合。“我不给你倒不就完了吗？我到时候拿到村子外面去，马路边哪一撇不行？”杨婧记得，有次入户时一个中年村民态度强硬。
“那今天我先帮您分了吧”。言谈间，杨婧蹲下身，用手将他家垃圾桶里的厨余等垃圾一一分开。见此情形，这位村民态度终于有所缓和，并开始配合垃圾回收工作。一位村民告诉新京报记者，志愿者在上门时，经常直接上手帮忙，“觉得她们不像想象中的那么有距离感。”
在村民的支持下，辛庄村的垃圾分类的回收率和分拣率，达到一个相当高的标准。村民产生的大部分垃圾都是厨余，均被存放起来用于制作酵素，计划用以提高村内草莓种植户的产量。
志愿者们也进行数据统计。2016年底，辛庄村垃圾产量大大下降，仅为原来的三成。
环卫工人按时收集村民的生活垃圾。新京报记者 郑新洽 摄
从垃圾分类推广到遭遇瓶颈
辛庄村启动垃圾分类后不久，陪读妈妈卢雁频最先提出，要将这种模式推广到其他村庄。
大家也知道其中的困难。辛庄村的情况较为特殊，这里有很多外来的城市家庭，可以带动村民垃圾分类，而其他村并不具备这种条件。如何与其他村的村民们沟通，推行的可能性多大，推行后是否具有可持续性，一切都未可知。
杨婧认为，目前的模式还不够完善，但还是帮着联系，尝试向周边10余个村庄进行推广，进行垃圾分类的宣讲。此后兴寿镇有20多个村庄开启了垃圾分类。
回忆在兴寿镇下苑村第一次做宣讲时的情形，志愿者唐莹莹说，她先给村民放映纪录片“垃圾围城”，然后讲述垃圾分类与生活的关联，也教村民怎样利用家里的厨余做酵素，如何堆肥。结束活动后，现场招募志愿者，村里一下就有14个阿姨报名登记。
推广的同时，辛庄村内的垃圾分类，由于缺乏良好的后续处理方案，开始面临困境。
因厨余收集速度太快，酵素产品本身又无相关标准，贸然投放到高产值的草莓密闭鹏中，是种植户们不愿意承担的高风险行为。生产出来的100吨酵素被一桶桶堆放，无人使用。
酵素方案搁浅后，杨婧和伙伴们开始转而探索“厨余堆肥”，但首先便遭到村内环卫工人的抵触。“他们觉得这东西也不会有人用，还又脏又热，甚至开始劝说村民，不用再分类了。”
2017年初，团队提出的“生活垃圾细分类”方案也遭遇瓶颈。原方案计划在四大类垃圾基础上继续细分，并交由相应的回收企业处理。但杨婧发现，在当时，找到处理能力强的回收企业收购这些分好的垃圾，难度颇大。
“当时很迷茫，觉得没有一条路能走通了”。杨婧说，她也想过要放弃，直到有天自己忙完回家后，躺在院子的长椅上，满眼都是湛蓝的天空，“我当时想着，以后我女儿长大，生活在一个干净的地球上，这一切不就值得了吗？”
杨婧的实验棚里放置着厨余垃圾桶。新京报记者 郑新洽 摄
主攻厨余垃圾的“消化”
到2018年，志愿者团队因观念不同，也逐渐开始各谋发展。唐莹莹采买了镇政府的垃圾分类项目。黄奇志决定从商业企业的方向着手发力。杨婧说，她们几个人“像蒲公英一样，往各自认定的方向飞去”。
是继续扩大推广面，还是重新回到辛庄村，在垃圾分类上进行更深层次的探索？杨婧选择了后者。
杨婧重新组织起团队，开始主攻辛庄村里产生的厨余垃圾的“消化”。这次，她将重点放在了土壤改良上。长时间的堆肥实验让她逐渐意识到，此前的多次碰壁，实际上都与土壤条件不具备密切相关。
2019年3月，杨婧通过请教专家，用厨余和树叶按比例搭配，成功培育出“黑金土”。她介绍说，所谓“黑金土”，就是把厨余垃圾和粉碎的农作物秸秆放置在堆肥处，让有机物质更好地“还田”，三个月到半年堆肥成熟后，这块土地就能变成种植用的有机肥料。
回想初次尝试培土的场景，杨婧说，当时正是冬天，下着小雨，气温很低，在村里的一处果园的空地上，她穿着雨衣，用铁锹和手翻开掺有厨余的落叶进行肥堆。突然一股蒸腾的热气扑面而来，她索性坐在了肥堆中间取暖。
“我感觉到生命的温度，是数以亿计的微生物，将我呵护了起来。”至此，杨婧相信，这样的土壤改良方式，将为村里的草莓种植户带来种植方式的革新和效益的增长。
现如今，杨婧在村里建有一处约400平米的堆肥场。有村民被她打动，选择在堆肥大棚里打义工。村民周女士告诉新京报记者，自己以前种地时，也知道化肥对土地不好，但没施肥的土地长出来的作物卖相很差，只能大量施肥，没想到还能有这种培土的方式。
杨婧说，现在自己一方面在“跑技术”，比如研究落叶等有机废弃物跟家庭厨余的配比量，另一方面“跑流程”，思考如何真正解决厨余的循环回流问题。“希望以后能摸出一条路，实现厨余垃圾的循环回流，让老百姓真正用上产品，给生活带来好的改变”。
新京报记者 张熙廷
编辑 左燕燕
校对 李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