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讯(记者 戴轩)与“新冠”的第一次交手,比刘景院预期的要早一些。

 

今年1月12日,一对有武汉旅居史的夫妻被连夜送入北京地坛医院ICU,之后确诊为北京最早的新冠肺炎病例。作为ICU主任,刘景院度过了从医生涯中最繁忙的一段时间:全北京2/3的危重型新冠肺炎患者收治在这里,他不仅要亲自查房、进行ECMO上机等高难度操作,还要负责病房一切指挥调度,随时准备上阵“救火”。

 

北京地坛医院ICU主任刘景院。地坛医院供图


打响北京新冠疫情“首役”

 

1月12日深夜,魏丽荣接起了一个特殊的电话,内容有些劲爆:北京可能来“新冠”了。挂了电话,两口子便往医院赶,这是多年形成的默契,烈性传染病面前,没有一丝拖拉的余地。

 

时隔半年,那个夜晚的情景,刘景院依然记得很清楚。两人都没想到北京的首例来得这么快,出门时还带着一些怀疑,也没有告诉孩子。

 

他俩都是北京地坛医院职工。魏丽荣在医务处,负责疾控应急工作;刘景院是ICU主任,每当新的传染病袭来,他负责的科室是迎战的最前线。

 

地坛医院一共有8间负压病房,全部在ICU。由于能有效隔离病原体、减少患者病情加重后多科流转的院感风险,根据医院规定,所有新发传染病患者都被固定送入这里。此前,北京首例H1N1、H7N9、裂谷热、黄热病患者,也是在这里接受治疗。就在数日前,北京百年中首次遇到的输入型肺鼠疫患者,刚刚从这里出院。

 

不过,负压病房并非24小时空置待用。平日,这里也开展普通患者救治,是所谓的“平战结合”。刘景院来到医院的第一件事,就是将满员的负压病房腾出两间,梳理接诊流程,并安排人手。患者乘坐120救护车从大兴而来,路程需要数小时,而医院ICU的准备工作半小时内就完成了。

 

患者是一对夫妻。

 

两人刚在武汉参加过婚礼,婚礼之后,有8人出现肺炎症状。夫妻俩的症状不算严重,妻子咳嗽,丈夫发烧,暂时不需抢救,这让刘景院略微宽了心。

 

更大的精力用在安抚上。新发传染病的确认有复杂的流程,两人的核酸样本要经过多重审核,多日后方有确诊结果,在此之前,没有人能告诉他们是得了什么病、怎么得的,住院后,两人的症状很快好转,孩子还在朋友家等待接回,他们要求马上出院,不理解继续隔离的要求。

 

刘景院只能频繁与他们沟通,纾解他们的情绪。两个星期后,两人核酸阴性,得以治愈出院。但刘景院的工作强度,却随着疫情的发酵与日俱增。

 

重症救治的“中枢神经”与“救火员”

 

短短数月,北京迎来了三波进攻。

 

先是国内外省输入,一开始都有湖北旅居史,随着疫情范围扩大,逐渐出现其他省份旅居史患者;这一波还没有彻底过去,很快迎来了境外输入病例;到了6月,上一轮疫情仅剩2人在院,“西城大爷”的确诊,又牵出了新发地聚集性疫情。

 

患者接二连三地入院,刘景院一天也歇不了。

 

新冠是自限性疾病。轻型、普通型患者多数能够自愈,不需要过多医疗救治,但重型、危重型患者的抢救不可轻视。同为冠状病毒导致的疾病,相比SARS,新冠的病情进程更为难测,一些患者头一两周还好好的,某一天情况就会急转直下,病情加重后,累及的不光是肺部,还有心脏、肾脏等全身多脏器。

 

刘景院负责的ICU,照料的就是最棘手的病人:“大白肺”、呼吸窘迫、合并严重基础疾病、多脏器受损……医生值班,是“一个萝卜一个坑”,负责固定患者的救治,刘景院却是整个科室的中枢神经,每个患者的情况都要了如指掌。每天上午,他要进隔离区查房,离开病房,随时拿起手机盯着工作群里的动向,思考病例救治、设备调配、人员安排,一刻也停不下来。

 

作息也变得碎片化。

 

刘景院熟悉团队成员的个性。一部分大夫比较谨慎,病房里有异动,会随时和他交流,共同商量处理办法;一部分比较有主意,遇到问题喜欢自己处理,实在处理不来了,才会向他求助。他理解不同的性格与处理方式,但“新冠”是陌生疾病,重症救治要慎之又慎。遇到前者值夜班,他一个晚上要接好几个电话,心里却比较踏实;遇到后者当班,他睡前要打个电话叮嘱,如有不大放心的病例,还要给自己定几个闹钟,两个小时就醒来一次,看看群里反馈的情况,打个电话再跟进进展。几个月来,睡不了一个整觉。

 

除了指挥全局,他还承担了“救火员”的角色。

 

隔离病房内,由于穿戴防护带来的阻碍,医护人员的体力消耗成倍增加。重病人不能自理,ICU内的工作强度更大。医生们的排班是固定的,但总有需要增援的情况,刘景院不愿意临时调动人手,打乱同事的作息,他24小时在线,有紧急事件,就自个儿顶上。地坛医院收治的患者中,共6人接受ECMO治疗,每次上机,都是刘景院在现场参与操作。


地坛医院ICU病房,刘景院和同事抢救重症患者。地坛医院供图

 

“了解新冠是‘盲人摸象’的过程”

 

“抗疫”期间,刘景院的生活变得异常简单。医院在一街之隔安排了酒店,他每天两点一线地往返。偶尔也有不用抢救病人、不用操心病房的时候,时间仍然属于“新冠”——总有治疗方案和特殊病例要琢磨,也总有新出的论文需要参考学习。

 

“新冠”所表现出的特征,在各地似乎不尽相同。武汉猝死患者不少,心肌损害的情况也较多,但在北京却没有这样的现象。究竟是现实条件的差异,还是隐藏着某种未被揭示的规律?

 

“新冠的特征,对它的治疗思路,不同的人会给出不同的观点。这种不同,未必有对错之分,而是面对一种陌生的疾病,大家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角度,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刘景院说:“就像‘盲人摸象’,你摸到了耳朵,我摸到了鼻子,慢慢的,人类对新冠就会有越来越准确的认知。”

 

在这个过程中,一些既往的研究成果,也给新冠的临床救治带来新灵感。

 

预测重症发生的倾向,及早进行干预治疗,对重症患者的救治十分重要。淋巴细胞值是一个明显的参考指标,病毒感染早期,人类的淋巴细胞数量会出现下降,但不同人体内的淋巴细胞数量,从4000到7000不等,很难直接参考。此前,有肝衰竭相关领域的论文提出,粒细胞与淋巴细胞的比值能起到预测效果——粒细胞数量不发生变化,而不同人体内粒细胞与淋巴细胞的比例是相似的,所以淋巴细胞数量若减少,会直观地体现出来。

 

刘景院计算了部分“新冠”患者的数据,验证了这一方法的可靠性,为预测新冠患者重症倾向找到了简单而灵敏的新“工具”。

 

“抗疫”期间,刘景院还发现了首例新冠肺炎合并病毒性脑炎病例。该患者进入病房后,很快因呼吸衰竭进行了气管插管,为了减轻痛苦,医生们为其镇静镇痛、使其失去知觉。三天后,肺部炎症改善,但停用镇静镇痛药物后,患者依然没有清醒,随后出现抽搐。排除脑出血、脑梗的可能,抽取脑脊液并测出新冠病毒基因后,经过反复讨论,刘景院与合作者公布了这一病例,提醒同行注意类似情况。

 

十年磨一剑 打造一支“能打”的团队

 

半年“抗疫”,始于初心。

 

高中时,刘景院的父亲生病住院。站在病房门口,看着父亲被疾病折磨,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让刘景院感到非常无力。之后,父亲在治疗下恢复健康,医生也成为刘景院心中高尚的职业。

 

高考前半年,班上同学急病,几人陪着他去医院。八十年代的县医院急诊科,条件简陋,挤满了患者,当班的只有一个医生和一个护士,忙得焦头烂额。刘景院和几个同学看在眼里,下决心要做点什么,之后报考,他们都选择了学医。

 

“这是一个能够实现价值的职业,用心了、努力了,就能看到患者好起来,救死扶伤,是一件让人快乐的事。”刘景院说。

 

另一件让他快乐的事,是带出了一支“能打”的团队。

 

截至8月,北京超过三分之二的危重型新冠肺炎患者,都在刘景院带领的ICU团队中接受治疗,进行气管插管30余例,救治成功率90%以上。

 

“我们经常拿新冠和SARS做比较,我也常和年轻大夫说,十多年过去了,我们的能力要更强,要救更多的人、将副作用控制在最小,不要让一家人感染去世的悲剧重演。临阵磨枪是不会光的,想要从容应对陌生的挑战,靠的是十年如一日的长期积累。”刘景院说,从现在的成绩看,他们做到了,可以实现国内高水平的治疗,这是他最欣慰的一件事。

 

新京报记者 戴轩

编辑 张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