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经过十三五规划以及扶贫攻坚,我国农村已经成功化解了"不愁住"的问题,而不少城市居民和外来进城务工人员却越来越愁住的问题,房价高,众多工薪阶层城市居民买不起,房租贵,大多数的外来务工人员租不起,住不好、住不起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和难点问题。我认为,应将"不愁住、住得起"作为十四五城市规划的重要任务,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从十三五农村不愁住,迈向十四五城市不愁住。其中需要正确规划和有效操作,不排除超巿场化的手段,对此我有四方面的思考:

 

首先,众多实践表明,解决城市"不愁住、住得起",依赖市场化配置资源是不行的。

 

2020年5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政协经济界联组会上指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一锤定音,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我认为,十三五期间,农村"不愁住"的一条基本经验是,不是依赖了市场配置,而是依靠了政府帮助。

 

追溯近20年来我国城市房地产走的弯路,重要原因之一是没有真正处理好房住不炒的问题。这表现为解决住的强度不足,打击炒的力度不够。一些地方,遇到经济下滑,就希望通过房地产来救市,救市后出现炒作,炒作后出现上涨,上涨后群众不满,群众不满后政府出手干预,有时越干预越涨,甚至迫不得已下狠药。也有一些地方政府,面对房价炒作上涨,想调控,但真正“听话”的企业不多,想加大供给,有效的政策不多,能调动的力量不足。

 

由此可见,解决城市居民“衣食住行”中的住得起,绝不能一推了之,依赖市场,而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要敢于和善于结合市场和政府两个作用,参照“粮袋子”省长负责制、“菜篮子”市长负责制的工作方法,要实施“安居”市长负责制,针对住得起,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力争在十四五期间,最大限度地化解“不愁住、住得起”,提高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住房幸福感。

 

第二,众多事例表明,城市"住不起"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社会问题,甚至演变为政治问题。

 

中国传统的文化是“安居乐业”,“安居”放在“乐业”前面,没有安居谈何幸福感。有人说要学西方的租房文化,鼓励居民租房而不是买房,我认为这种观点没有充分考虑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力,赞成这种观点的人,恐怕大都是拥有房子的人。我们要充分认识到"住不起"不是经济问题,而是很容易上升为社会和政治问题。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对于住房这一影响我国未来社会发展和年轻一代的问题,要进一步加快符合中国制度、中国文化特色的住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采取一系列有预见力、决断力、执行力的措施化解住的问题。


第三,两个"毫不动摇"完全适用于房地产业发展,即: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房地产业的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房地产业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2018年的一次政协经济界会上,有政协委员指出,2010年有关部门要求78家不以房地产为主业的央企清退房地产业务,绝大多数地方也采取了相应的清退措施。到2017年,房地产行业的国有企业数量仅占1.2%,同时催生了不少地产民企,但是房价却不断上涨了。可见,减少央企和地方国企的进入,为民企和外企创造更加充分的市场竞争,并不能起到抑制房价作用。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我认为,对于涉及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住房保障和房地产业,两个"毫不动摇"完全适用。其中,公有制经济不能退也不应退,否则就失去了平衡和调控,应充分发挥房地产国企履行政治和社会责任的优势,聚焦满足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需求,促进其积极参与不以盈利为目标的公共保障房和有限利润的中端商品房建设,起到快速增加有效供给、平抑市场价格和遏制市场炒作的作用,同时支持和鼓励其进入二手房中介服务行业,使之成为房地产健康发展的中坚力量和压舱石。

 

最后,各级城市应认真研判规划未来的人口发展,并同步规划确定中端商品房以下的建设面积和土地需求,包括实施路径和时间表。

 

当前,全国县级以上的城市都在编制十四五发展规划,不难发现,绝大多数的城市都是在做人口增量的规划,如果将各自规划的常住人口相叠加,增量是上亿的天文数。我认为,各级城市在十四五规划中,应认真研判未来产业发展,确定相应的常住人口增减,要有一个合理的数量变动区间和"天花板",并确定相应的公共住房保障和房地产业的规划。要有高端商品房规划,更要有中端商品房以下的规划,毕竟城市不可能都是"富人区",都是"人才区"。对于规划增量的城市,在吸引人才落户和接受外来务工人员的同时,不能只管户籍,而不管住房。不能享受外来务工红利,而不提供住房便利。如果能通过规划,做到适度的“人等房”到“房等人”的转变,那就更好了。

 

我认为,中国房地产业的红利,过去很大,现在仍然不小,其中广大购房者做出了贡献。总体上讲,不能让房地产业再继续成为高额利润的产业,地方政府不能"无为而治"而应发挥作用。当前,除了征地拆迁、居民动迁以及旧城更新改造的路径外,应充分盘活利用央企和地方国企在城市中的闲置工业用地,其中不少是政府划拨用地,不仅数量可观,获得代价小,而且操作在地方政府行政权限之内,可迅速启动房地产建设,既加快满足群众的住房需求,又加快拉动疫后的经济增长。此外,土地变性为地产,还能立竿见影地增加地方财政的当期收入,缓解因疫情导致的财政压力。我们不应再将房地产业作为支柱产业,但可以将住房条件的改善作为促进消费带动力,会有效带动白色家电业、装饰业、建材业,甚至汽车产业。

 

口述:全国政协常委、中铝集团原董事长葛红林

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 侯润芳整理 编辑 岳彩周 校对 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