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快讯（记者 张璐）2020年服贸会公共卫生论坛今天（9月6日）举行，国内外专家学者围绕“凝聚世界防疫智慧、共抗全球疾病威胁”进行主题演讲。新冠病毒有哪些特性？疫情对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有哪些启示？对此，新京报记者对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徐建国进行专访。

徐建国在服贸会公共卫生论坛发表演讲。新京报记者 李木易 摄

谈新冠病毒

新冠病毒传播范围之广前所未有

新京报：此次疫情初期，你担任国家卫健委“病原检测结果初步评估专家组”组长，初步判定病原体是新型冠状病毒。目前我们对新冠病毒特性有哪些新的认知？

徐建国：新冠是具有甲流流行特点的冠状病毒。以前发现的冠状病毒，没有流行得这么厉害的。新冠病毒传播速度之快、范围之广，在自然环境的生命力，前所未有。它在一些外界环境中和物品上存活的时间更长，传播的场所很多，近距离特别容易传播，所以要格外重视，不能大意。

一般来说，新冠疫情在一个国家要经历20-40多天的孵育期，30-50多天的高峰期，60多天的缓慢下降期。但国与国之间差异很大。考虑气候、地理、文化、传统等特点，以及防疫策略和执行程度的差异，发展趋势难以准确预测，需要做远期谋划。

新京报：目前，很多疫苗已经进入三期临床，对于疫苗未来的使用，你是如何看的？有些人担心，未来如果病毒发生变异，目前研发的疫苗效果还能保证吗？

徐建国：对于控制新冠疫情来说，疫苗是有力的武器，也是百姓的期待。目前我国有5条疫苗研发技术路线在同步开展，速度很快，水平也高。

疫苗很重要的作用是阻断疫情传播，控制疫情规模，减少疫情对社会的影响。未来哪些人需要打疫苗，应全面考虑，统一规划，科学合理，才能最大程度发挥疫苗的预防作用。譬如，人口密度较大、人员交往频繁、传播风险较大的地区，疫苗发挥的效果会更好。迄今为止没有发生疫情或者确诊人数非常少的地方，应该精准接种。

病毒变异是正常的，科学家在密切监测病毒的变异。至于变异什么时候会影响到疫苗的保护效果，我们期待科学家的监测报告。现在没有必要担忧。

谈疫情防控

超大型城市应该有一个“小汤山”

新京报：秋冬季是呼吸道传染病高发的季节，如何防止流感和新冠肺炎交叉感染？要如何抓好疫情防控工作？

徐建国：如果往年不注意接种流感疫苗，今年要特别重视起来。打疫苗不仅是对自己的保护，更重要的意义是防止疾病在人群中传播。把流感控制住了，也是对新冠疫情控制做出贡献。我们就可以有更多的医学资源用于新冠疫情防控。

秋冬季节要加强新冠监测力量。要基于监测结果，指导防控。要特别重视对无症状感染者的监测。

另外，我们需要认真落实国家的要求，大幅度提高新冠病毒的检测能力。全国检测新冠病毒的能力，应该至少达到每天100万人份，或者更高。要有相当规模的机动检测力量，能够随时派到急需的地方。大规模检测，是控制新冠疫情的必要手段，是发现传染源的利器，是迄今为止唯一能够做到早发现、为控制传播争取时间的技术手段。

新京报：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对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有哪些启示？

徐建国：国家对公共卫生、对重大传染疾病研究的支持和投入应该是长久的。目前，预防医学专业毕业生报酬较低，岗位缺乏吸引力，疾控人才流失，这种情况应该得到改观。

新京报：特大城市人员密度大、流动频繁，在传染病防控方面有何建议？

徐建国：目前，感染科医生待遇比较低，这里风险高，平时病人相对少。像北京这样的超大型城市应该有一个“小汤山”，要做好应急储备。超大型城市的公共卫生应急，特别是传染病应急响应要做好。生物安全实验室等建设需要特别重视，特别要加强病原学研究的力量。

谈病原学研究

未知病毒研究我国居于世界前列

新京报：你从事传染病防控工作40多年，完成多起新发突发传染病疫情的病原学调查。在此过程中，你印象最深的是哪次？

徐建国：1999年的那次。当时，江苏省徐州市出现了一些先腹泻、后发生急性肾功能衰竭的病人。由于病原无法确定，死亡人数增加到170多人。这应该是SARS之前最重要的一次突发传染病事件。刚好我在美国就是学这个的，回国后自己的实验室也是做这个的，所以很快判断是一起大肠杆菌O157:H7引发的疫情。

新京报：做病原学调查，你和同事平时的工作状态是什么样的？

徐建国：有应急任务时工作比较紧张，比如为了确保“大灾之后无大疫”，我们有个救灾队常常要在地震之后奔赴现场，开展卫生防疫，保证水和食品的安全。灾区条件非常艰苦，在汶川地震初期一段时间，由于交通中断，现场防疫队伍基本是与世隔绝的状态。

在所有传染病中，控制鼠疫是最艰苦的。在玉树地震后，我们到达现场防鼠疫，由于高原反应，喘气和走路都困难，手里连相机都拿不动。我看到鼠防队员在控制旱獭密度时，在一条小溪附近搭帐篷，住在那里，往附近的旱獭洞和老鼠洞中放药，观察效果。他们非常艰苦，待遇很低。

2010年，玉树发生地震。由于震区属于青藏高原喜马拉雅旱獭鼠疫自然疫源地，一些国外专家认为，中国可能会发生鼠疫。地震将当地的检测实验室也摧毁了。为了防控鼠疫，我们带着移动P3实验室第一次上了青藏高原，开展鼠疫菌监测工作。从那时起，我们就发现可研究青藏高原野生动物微生物的重要意义。

新京报：目前，我国传染病防治体系在病原学研究方面处于什么样的水平？

徐建国：对于突发性大规模传染病而言，找出病原体至关重要。我国传染病防治科技重大专项实施以来，已初步建立72小时内筛查300种已知病原体的检测能力。三天完成300种检测，150种病毒、150种细菌。同时，我们也布局了发现新的病原体的研究。SARS以后，入侵我国的新发传染病，基本上3天就把病原体明确了。我国发现新病原体的能力大大提高。

SARS时期，确定病原体用了三四个月，这次不到十天就完成了。这次新冠疫情发生后，中国疾控中心、中国科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等多家实验室，做出了重要贡献。具有发现新病原能力的实验室不止一家，整体水平提高了。在未知病毒的研究方面，我国居于世界前列。

谈个人工作

未来希望培养疾病预测人才

新京报：今年8月19日是第三个“中国医师节”，你被中宣部和国家卫健委授予“最美医生”称号。你有何感受？对于年轻的医生，你有何建议和期许？

徐建国：我做过很多起传染病事件的病原学调查。SARS之前，一些内容是保密的，不允许发表，所以很多工作是默默完成的。我是疾控系统中得到这项荣誉的第一人，这对我们疾控人也是一种认可和激励，今后更要好好工作。

目前，传染病的理论和知识在发生变化，国家对我们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我也希望年轻人能扎扎实实做好工作。不管多辛苦多艰难，都不要退却。

新京报：南开大学成立公共卫生与健康研究院，你出任首任院长。研究院发展未来是如何考虑的？

徐建国：我们希望利用南开大学综合性院校多学科的优势，探索和发展新的理论、策略，为培养高水平的公共卫生人才做点贡献。新冠疫情发生以来，传染病理论、策略、技术、方法等，已经在发生革命性的变化，我们应该引领这个趋势。

我们应该重视传染病疫情的预测研究。综合性大学有优势。今后，对传染病疫情的预测应该成为常规的。开始可能不太准确，要逐步提高准确性，服务于社会大众。这也是科学和社会的进步，就像现在的天气预报一样。

我们希望动员全国公共卫生领域的力量，重新定义公共卫生的内涵，开阔视野，面向社会，面向未来，主动防疫，为确保国家传染病安全，做点贡献。

新京报记者 张璐 协作记者 李木易

编辑 白爽 校对 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