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贝壳财经讯(记者 侯润芳)近期资本项目开放的相关讨论引发关注——中国资本项目到底要不要开放、何时开放最合适、资本项目如何进行开放?在今日举行的2020中国国际金融年度论坛上,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在谈到资本项目开放这三个焦点问题时表示,首先,资本项目开放是中国必然的选择;第二,从时机选择上来说,可能不存在最佳时机——如果经济环境不是那么理想的时候进行资本项目开放,也许我们会更加重视风险因素,也许就是更佳的时机;第三,要在宏观审慎方面采取很多的措施,这样资本项目开放过程才能走得更加稳健、可持续。

资本项目开放的第一个焦点问题是要不要开放?黄益平表示,对于这一问题,中国经济学界的争议不太大。从大的方向来看,中国过去四十几年的成功归功于改革开放,改革就是走向市场经济,开放就是融入世界经济。从这个大的方向来说,如果继续往前走,资本项目开放应该是必然的选择。“不管我们在短期内碰到什么样的困难、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大的方向是要进一步进行包括资本项目在内的开放。”

第二,资本项目何时开放最合适?有观点认为,现在应该抓紧时间进行开放,同时也有观点认为现在不是资本项目开放的最好时机。对此,黄益平坦言,他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在过去几年发生了一些变化。

黄益平表示,他此前接受国际金融界的一个共识——在经济增长比较强劲、通胀比较稳定、财政比较平衡、国际收支有一定盈余等宏观经济环境比较稳定的时候,是资本项目开放最合适的时机。在这个时候进行资本项目开放不太容易出现资产价格大幅度下调或者资本外逃等风险,会使得开放的过程更加平稳。但现在回过头来再看过去几十年各国开放的经验,尤其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在所谓的资本项目开放时机良好的时刻,选择资本项目开放本身也会带来一些风险。这是因为在经济金融环境都非常好的情况下,放开资本项目必然会吸引大量的资本流入,在短期内会经济增长非常强劲,资本市场会变得非常繁荣,货币也会不断升值,看起来都是好消息等。

“但实际上回过头来再看,(在宏观经济环境比较稳定的时候实行资本项目开放),有很多国家最后落到了金融危机的地步。原因在于大量资本流入的时候经济繁荣了,但经济很可能会过热,资本市场繁荣了很容易形成泡沫,货币升值了也容易导致货币的高估,这个时候一旦出现一个风险因素的逆转,很容易发生很大的金融风险甚至发生金融危机。”黄益平说,在经济金融环境比较好的时候进行资本项目开放很容易引发一些新风险因素的积累,与此同时,在经济金融繁荣的时候我们往往不会高度重视风险防范,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很多经济体放开资本项目之后,一开始形势非常好,但最后落到了金融危机的地步。现在反过来看,如果在经济金融环境不是那么好的时候放开资本项目,也许是我们决策层会更加重视对一些风险因素的防范和处置。这样,在这个时候放开资本项目,会更加稳健。

“对于资本项目开放,我现在的看法是:第一,可能不存在最佳的资本项目开放时机。第二,在经济金融环境不是那么完美的时候,放开资本项目也许会提高我们对风险因素的防范和处置,这样的开放也许是更加稳健更加可持续的。”黄益平说。

资本项目开放的第三个焦点问题是,应该如何进行资本项目开放?黄益平针对这一问题谈了两点看法。第一,资本项目开放绝不能一放了之,要采取一些宏观审慎的政策。“跨境资本可以自由流动,在有些国家资本的大进大出会造成严重的后果。采取一些稳健措施对未来的金融体系和资本流动的稳健可以起到积极的作用。”第二,要考虑改革的次序问题。我们的经济开放和金融开放大致应该遵循这样的原则——先实体后金融,先国内后国际,先汇率后资本。首先,“先实体后金融”就是把国内实体经济的一些问题,比如贸易问题、财政问题都给解决了,再考虑金融开放的问题。“先国内后国际”指的是,在金融开放方面,我们首先考虑解决国内的利率、市场机制的问题,再考虑对外的部分。“先汇率后资本”指的是,在对外的部分,我们首先考虑把汇率的机制理顺了再放开我们的跨境资本的流动。“我们在2015年汇率中间价改革的时候已经看到了一些这方面的教训——我们之前大力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到2015年改革我们的汇率中间价的机制,这本身是一个非常好非常市场化的举措,但很不幸的是后来引发了市场信心的波动,最后我们不得不采取很多措施对跨境资本流动加强管理,但实际上这样的一些举措就是为了不得不将就我们还不够灵活的汇率体系。”黄益平说。


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 侯润芳 编辑 赵泽 校对 李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