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海淀的一处办公室，陈定昌走过一个甲子。
30平方米的办公室里有几个书柜，摆放着一整套的航天丛书和相关资料。小小的办公室，诞生过不少“高精尖”的理论，也留下几代科研人的喜怒哀乐。
2020年9月7日，中国精确制导领域的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第二研究院研究员陈定昌，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
2020年9月13日，北京八宝山殡仪馆，三千多人到场悼念陈定昌。灵堂两侧播放着老人生前接受采访的视频，一旁的挽联写着：“家国情怀，毕生追梦，无私奉献，功勋卓著”。
生于乱世，投身国防一甲子
毕生投身国防事业的陈定昌，出生于中国饱受外侮的时代。
1937年8月，淞沪会战打响，一百多万人沦为难民。人群中，一户人家带着刚满半岁的男婴，匆匆向扬州避难。
男婴正是陈定昌。生于乱世，很早就立志“不能使国家再受到侵略”的他，在高中毕业时，决意放弃喜爱的文学，选择理工科专业。
一次转身，便是一个甲子。
1963年，陈定昌以毕设5分的成绩从清华大学无线电系毕业后，被分配至国防部五院二分院工作，自此与航天结缘。1969年，五院二分院改为七机部二院，后又更名为空天防御技术研究院。
年轻时的陈定昌。 受访者供图
“二十年前走得不对，二十年后就没有结果。”在航天领域，陈定昌重视战略规划，要求有二三十年的提前量。
世界上第一部激光雷达样机，中国第一部全反射式激光雷达的发展，都饱含陈定昌等研究者的心血。
“要自身严谨，不能迷信权威”，这是陈定昌向学生传递的研究理念。
能言善辩、记性超群、思维超前，这是陈定昌留给许多人的印象。
原航天工业部老部长李绪鄂曾送给陈定昌一个绰号“陈铁嘴”。只要讲到专业或技术方案，陈定昌必定滔滔不绝。不但能把世界各个时期、各种武器的杀伤力、作战效果说得头头是道，一些数据和指标甚至背得滚瓜烂熟。
专业的纯熟，来自日常的积累。陈定昌的身上常常带着一个小本子，“就记自己不知道的东西”，每天把遇到的新问题、新名词和新鲜事儿记下来。
在中国航天科工二院档案馆的一间幽深库房里，保存着陈定昌的部分工作笔记，共46本，囊括1965~1986年的笔记。
翻开这一个个笔记本，工整的笔记写得密密麻麻，有些地方还附有地图和框架图。
在1966年的一个小本扉页上，陈定昌一笔一划写下——“百折不回，奋勇前进”。
这是一名老科研人一生的注脚。
“人总是要老的，要注意培养年轻人”
“既然要带，就不能把你们放养。”学生建斌第一次见到导师陈定昌时，对方如是说。
1996年，建斌成为陈定昌的博士，当时陈定昌是二院的院长，尽管工作繁忙，但仍旧抽出时间指导建斌选课，经常约学生到办公室交流，还列出推荐书单。
给学生上课，仿佛陈定昌的报告会：每每讲到兴之所至，往往会忘记时间。出现拖堂的情况一多，大家饿着肚子开玩笑：“陈院士，下次听您讲课，我们得带着面包来。”
每每说到这里，陈定昌马上就回应：“下次一定注意，一定注意。”
但真到下一次，熟悉的场景往往再次上演。
陈定昌在办公室。 受访者供图
“有东西可讲”，得益于学习与积累。在后辈明春的印象中，陈定昌每天都在看最新的资料和报告，并把这些信息放入自身的知识体系中进行分析。“他十分注意知识的积累，不断扩充自己的知识面。”
“比字典还准、还全。”跃宾是陈定昌带的最后一个博士生，作为“关门弟子”，经常去家里看望陈定昌。每次陈定昌都拉着跃宾讲最新的技术动态，甚至能背下相关参数和指标，“他比年轻人还了解”。
毕业论文初稿写完后，建斌把110多页的论文交给陈定昌，两三天后便收到陈定昌的回复，纸质版的论文上满是红笔标注，“每一页都有修改建议，连标点符号都改了。”
建斌记得，当时陈定昌正在负责一个科研项目，白天没有时间，几乎都是利用晚上的时间进行修改。
跃宾曾是陈定昌家里的常客。有时候，陈定昌就穿着睡衣跟他一起讨论技术方向，一讲就是四五个小时，等到师母做好晚饭才按下暂停键。
在跃宾印象中，陈定昌常常在家看书或材料，“他很愿意教我，恨不得把知识全都掏给我们。”
1993年，健敏刚入职二院，跟其他新员工坐在会议室里等待培训。一个穿着夹克戴着眼镜的人直接走进来，自我介绍后便开始讲课，后来大家才知道，那就是时任二院院长的陈定昌。
“航天总体人要当社会人才，听说读写都要会”，陈定昌演讲令健敏印象深刻。在陈定昌的解读里，“社会人才”，即听不同的声音，用多个视角去认识社会。“我现在带新人也会讲‘社会人才’”。那次培训，影响了健敏的一生。
“人总是要老的，要注意培养年轻人。”陈定昌曾说。
研究“高精尖”而并不“高冷”
研究“高精尖”的陈定昌，平日里并不“高冷”。逢年过节，陈定昌会给同事和学生发短信。
建斌第一次收到陈定昌的短信时，感觉“不可思议”。那是除夕夜，突然收到导师的短信， “受宠若惊，那么大的专家给我发短信”。
往后每年的重要节日，同类的祝福短信都会如期而至。
陈定昌投身国防一甲子。 受访者供图
“忆往昔，亲密合作，攻坚克难，友谊珍贵，终身难忘。”这是陈定昌写过的一条短信。
年轻时，陈定昌大部分时间在试验场度过，一年有两百多天待在各地。那时候的他喜动，排球、羽毛球和短跑都是陈定昌的强项，上年纪后，看书、下象棋和围棋，成为他主要的消遣方式。
1998年，健敏从俄罗斯留学归来，进入航天二院，再次与陈定昌共事。有一个重大项目在外地进行，当时零下二十多度，六十多岁的陈定昌与现场工作人员一起住小土院、吃馒头、熬夜搞试验，一待就是二十多天。
试验成功后，领导来视察，并没有认出人群中穿着破军大衣的陈定昌，介绍后来才惊讶地说：“老陈，瘦了不少啊。”
即便年事已高，遇到大试验时，陈定昌还是会到现场给大家加油鼓劲，一起加班。“那么大年纪，还跟我们熬到那么晚，年轻人都快扛不住了。”健敏说。
2010年冬天，在零下二十多度的大漠，下着大雪，路上又冷又滑，73岁的陈定昌拄着拐杖到现场指导工作。
学生跃宾看在眼里，觉得既惊讶又亲切。每次搞大项目都需要消耗极大的体力和精力，试验过后，陈定昌总会大病一场。
陈定昌的一生获得过三次最高科学技术奖，即便如此，老人家依然信奉低调、不张扬、少说多做、做无名英雄是航天人的特点。
2013年11月12日下午，躺在病榻上的陈定昌对前来探望的几位传记作者说：
“我的一生，就是在实现中国梦方面做了一些工作。”
新京报见习记者 吴采倩 编辑 王煜
校对 李立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