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6日，在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学会、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共同举办的“第二届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研讨会”上，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佛大学亚当斯讲席教授埃里克•马斯金（Eric S. Maskin）从机制设计的角度剖析了新冠疫情下美国检测试剂盒不足的成因并提出对策。他指出，政府应该在危机中灵活运用机制设计的思想来克服信息不对称的天然缺陷，好的机制可以有效激发公共产品的私人生产，并最大限度地提高社会福利。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佛大学亚当斯讲席教授埃里克•马斯金。
对于还没有产生市场的商品 需要政府进行干预
马斯金提出，在竞争性市场中，通过简单的工具——价格就可以达到经济结果最优化，仅靠市场就可以实现资源配置。但在特殊情况下，我们遇到了大流行病，出现了没有市场的商品，例如新冠病毒检测试剂盒，疫情出现时试剂盒还没有市场，这时无法仅仅依靠市场进行资源配置。此外，流行病中最重要的商品是公共商品，是为造福社会而创造的，如果让消费者在普通市场上购买试剂盒，他们的购买量可能会不足，因为他们不会考虑到自己检测的同时也在给社会其他人带来好处。因此，试剂盒市场需要干预，而政府是最好的干预人选。政府首先需要刺激生产，确保试剂盒生产数量合适，然后需要让消费者能获得这些试剂盒。
那么政府应该如何保证生产？一种方法是政府直接命令公司生产一定数量的试剂盒，但问题在于政府不知道公司的生产成本是多少，如果提出一个任意数字，政府不知道这个数字是否有意义，是否可能还有其他公司能以更低的成本生产这些试剂盒。另一种方法是政府可以直接确定购买试剂盒的价格，让公司决定生产数量，但是同样地，如果政府不了解公司的成本函数，也就不知道该如何定价，可能定价太高或太低。
所以，政府最主要面临的问题是信息问题。马斯金提出，可以运用机制设计来解决这一难题，政府可以用维克里-克拉克-格罗夫斯机制(Vickrey-Clarke-Groves mechanism)的变体来计算出试剂盒的最佳生产数量。
首先，政府必须知道生产一定数量试剂盒的总收益是多少。接着，政府会关注总收益减去总成本的最大化。但问题是政府不了解成本是多少，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可以让每家公司上报其成本函数，这也包括那些从未生产过试剂盒的公司，政府可以提前通知，任何想要生产试剂盒的公司，只要愿意上报成本函数，都欢迎加入。政府拿到所有这些报告后，接着就可以算出每家公司的生产水平，使总净收益最大化，然后告诉每个公司应该生产的数量。
运用机制设计确保市场主体讲真话 提高社会整体福利
在这一机制中，最关键的一步是政府如何让公司报告其真实的成本函数。马斯金提出了一种方式，政府可以计算某家公司的存在对社会收益的边际效应，向这家公司支付这一金额。这一计算过程可以通过一项简单的公式完成：用该公司存在时的社会所得减去该公司不存在时的社会所得，使其最大化，向这家公司支付差额。这将促使这家公司报告其真实成本函数，因为该公司不存在时的社会所得计算不依赖于这家公司，而依赖于除这家公司之外的其他公司的报告，因此这家公司报告的真实成本将使社会净收益最大化，也意味着这家公司所能获得的支付最大化。
这其中包含着机制设计的一个关键思想，就是让公司或消费者等私有部门以对社会负责的方式行事，从而最大化社会目标。这只需要给他们一个包含社会目标的目标函数，公司在最大化自身利润的同时，将最大程度地提高社会福利。
在完成所有生产之后，政府可以把试剂盒免费分发，或以低价卖给国民。试剂盒是公共产品，最重要的是让尽可能多的国民使用试剂盒，因此，政府非常愿意并且应该愿意补贴试剂盒的成本，最多会收取一个较为低廉的价格。这可能提高政府的财政赤字，但在公共产品的供应问题上这是合理的，公共产品必须由政府资助，不能依靠私有部门。
马斯金表示：“这是本可以使用的方法，可悲的是，美国在疫情大流行中并没有使用这种方法。我很遗憾地说，美国政府对疫情大流行的反应相当不好，非常糟糕。”
马斯金还提出，经济学的发现只有影响政策并付诸实践中去才具有真正价值，一旦经济学家掌握了知识，就必须成为经济学发现的公共发言人，并将这些想法传达给决策者，因此经济学家与政策制定者之间的有效沟通至关重要。
马斯金的另一个身份是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学会（SAGE）的联席主席。SAGE成立于2019年4月，由马斯金和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共同设立，去年召开了第一届年会，今年的第二届年会延续并加深了政府与市场经济学领域的学术探讨。除此之外，李稻葵团队正在创办《政府与市场经济学》杂志，马斯金也担任联合主编，四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参与编委会，还有很多国际一流学者撰稿。
李稻葵表示，希望通过成立学会、创办杂志在国际上打造一个新的经济学分支，即政府与市场经济学，这是中国经济发展最有心得的一个方面。他希望从中国特殊的经济实践中提炼出具有一般性意义的、超越中国国界、国际同行能够接受的理论，这不仅关乎一个学科的发展，而且是关乎到中国经济未来能否在全球领域内正名的一件大事。
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 顾志娟 编辑 赵泽 校对 李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