汾河，三晋大地的母亲河，黄河的第二大支流。今年是山西启动新一轮汾河治水的第三个年头。
三年前，习近平总书记于2017 年6月在山西考察时强调：“一定要高度重视汾河的生态环境保护，让这条山西的母亲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
新一轮汾河治水随后启动。三年已过，汾河的水，清了没有？水量丰了没有？风光美了没有？9月21日至25日，中华环保世纪行2020宣传活动采访团从汾河源头山西宁武县管涔山雷鸣寺泉沿河而下，一路到达汾河入黄口，探访汾河是否实现了一泓清水入黄河。
静乐县湿地公园神峪沟段植被恢复前（拍摄时间：2018年12月4日）。受访者供图
静乐县湿地公园神峪沟段植被恢复后（拍摄时间：2020年8月11日）。受访者供图
创制性立法
中华环保世纪行2020宣传活动启动前，太原理工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的部分师生，刚参加完该学院组织的行走汾河活动，同样从源头，一路来到入黄口。太原理工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袁进说，师生们有一个共同感受，“不少人觉得就像逛公园一样，沿线的重点工程，比如湿地公园，很美。跟2017年之前相比，汾河确实大变样了”。
“中流轧轧橹声清，沙际纷纷雁行起。”明代诗人张颐的诗句，描绘了当年古晋阳八景之一“汾河晚渡”的胜景。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人口急剧增长，汾河流域出现水量减少、水土流失等问题。一些千古名泉面临断流危险。工业排污、地下水超采、煤炭大规模开发等让汾河不堪重负，最严重时干流全线近70%为劣五类水质，以汾河支流磁窑河为例，国考断面主要污染物曾经超标高达数百倍。
近年来，山西曾数次大力度治理汾河，但由于汾河河道径流中，天然径流占比不足10%，城镇、农村生活污水和工业企业废水占比高达90%以上，污染排放量大是造成汾河水质改善不明显的现实原因。同时，协同治理能力不强也是造成汾河水污染防治整体成效不大的重要因素。加之治理目标不具体，时间节点不明确，一些百姓似乎对汾河污染治理并没有充足的信心。
新一轮汾河治水该怎么办？袁进是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委员，他记得很清楚， 2017年，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山西省汾河流域生态修复与保护条例》，对汾河流域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任、流域生态修复与保护规划及产业政策、河流源头和泉源修复保护制度等，作出具体规定。这部《条例》属创制性立法，虽然各地关于水、河道、环境、生态等有不少法律法规，但针对一个完整流域的生态修复保护进行立法，在全国是属于走在前列的。
一年后，2018年9月，山西省委省政府印发《以汾河为重点的“七河”流域生态保护与修复总体方案》，山西开启汾河的生态化、全流域、系统性治理新探索。
“流域治理基础制度建设和法律保障非常重要”，袁进说，《条例》和《方案》，对于整个流域各级政府的职责，有了更加明确的法律要求，对于沿线企业和各类开发活动，有了更明确的规定，对减轻流域的污染负荷，调节流域生态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起到了基础保障作用。
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受访者供图
汾河入黄口。受访者供图
治汾先治污
在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张平国看来，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其中最迫切的是让水质好起来，“影响汾河水质的最大问题就是‘截污’，如何防止污水入河”。
他回忆，一段时期内，由于能源重化工云集，加之干旱少雨、治理乏力，使太原产业畸重，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一度缺林少绿，有河皆污，有市民甚至称汾河太原段是“龙须沟”。
汾河新一轮治水启动后，太原将“截污”作为重点任务，实施了城市污水治理、农业污水治理、工业企业废水深度治理、排污口信息管理等六项工程。太原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许德茂说，其中，排污口信息管理共对太原市近千个排污口实施了整治，“从2017年750个排污口，到现在剩余428个排污口，分类处置，该堵的堵、该封的封、该治的治，现在入河排污口全部实现了达标排放”。
据其讲，精准“截污”后，今年6月底，汾河流域国考断面水体全面退出劣五类，特别是曾因水质超标被约谈的国考温南社出境断面，水质改善明显，由劣Ⅴ类改善为Ⅲ—Ⅳ类。
太原市城乡管理局局长张建伟记得，国考温南社断面的第一个达标日是5月16日，此前一天，即5月15日，汾东污水处理厂开始运行，“5月15日，污水处理厂进行调试，截住生活污水。第二天下午，温南社国考断面水质就达标了”。
过去，每天大约有5吨至6吨城镇生活污水直排入河。张建伟说，为了让汾东污水处理厂尽快发挥作用，截住这些污水，施工方抢了工期，疫情期间，仅用150天就建成了一座20万吨/日的污水处理厂，担负起全市1/5生活污水的处理任务，太原市实现了建成区污水全收集、全处理。
地处汾河侧畔的灵石县等沿河市县，也采取了相同的“截污”行动。
“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源头治污问题，不让一滴未经处理的污水直排入汾河。”灵石县常务副县长籍永利说，与工业污水治理相比，该县生活污水治理有历史“欠账”。 “十三五”至今四年多来，财政累计投入超过10亿元，其中的“大头”就花在了污水处理厂的建设中，全县建成2个城市污水处理厂、8个乡镇污水处理厂、14座农村污水处理站和17个农村污水收集池，形成了“户户接通官网，污水集中处理”模式。
晋中市生态环境局灵石分局局长李建富说，四年多斥资10亿余元治水，效果明显，目前，灵石县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和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站出水水质全部达到地表水Ⅴ类标准，工业企业外排废水达到地表水Ⅲ类标准，“现在的水质稳定达标，能养鱼，以前不可能”。
贯穿上下游的“截污”，带来了汾河水质的转变。
9月25日，汾河入黄口庙前村断面水质自动监测站内，8组在线监测设备实时检测汾河的水温、溶解氧、pH、浊度等11项指标。“庙前村国考断面是汾河水质的一面镜子”，运城市水务局汾河站站长武新朝对新京报记者说，从2019年4月至今，汾河入黄口庙前村断面的水质，已经累计17个月退出劣Ⅴ类，稳定地达到了地表Ⅴ类水质，正在实现一泓清水入黄河。
而2017年之前，由于汾河水质一直处于劣Ⅴ类，在庙前村入黄口显得与黄河“泾渭分明”。“黄河和汾河在进入万荣境内后并行20多公里，在庙前村汇合。原来汾河水有点发黑，黄河水颜色偏黄，看起来一条‘黑龙’，一条‘黄龙’，现在已经看不到这样的分界线了”。
治水思路的转变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山西广播电视台主播李桂琴提交了《关于加强山西省黄河流域水土流失治理工作的建议》。
她认为，水土流失问题是汾河流域、黄河流域难啃的硬骨头。山西地处黄土高原东端，境内地形复杂多样，以山地丘陵为主，占总面积的80%以上，地表为松散易蚀的黄土覆盖层，加之降雨时空分布不均，水土流失严重。据2018年全国水土流失动态监测结果，全省仍有水土流失面积6.06万平方公里，其中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3.85万平方公里，占黄河流域面积的40%。
比如吕梁山区，长期以来，由于过度耕作和资源开采，导致这一区域林草植被损坏、土地肥力不足、水土流失严重，农民广种薄收。2018年，全国粮食单产为375公斤/亩，山西为为293公斤/亩，排名第28位。而临县、静乐等县均在200公斤/亩以下，比全国单产最低的青海244公斤/亩还要低，最具代表性的静乐县庆鲁沟，粮食平均单产仅为143公斤/亩。
破解汾河流域的水土流失问题，被汾河沿线各市县列为重要任务。
宁武县管涔山，汾河的源头，古称“汾源灵沼”，自古有灵山秀水之美誉，地下蕴藏着丰厚的煤炭资源。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煤炭过度开采和乱砍滥伐，导致汾河源头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直至山体残破、河源污浊。当地百姓曾经编了段顺口溜：“雨季过洪水，旱季没流水，平时流污水”。
据不完全统计，宁武境内的大小煤矿曾一度达到200多座，全县95%的财政收入和煤炭有关。宁武县东寨镇人大主席杨超军说，煤炭产业曾对汾河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影响，他印象深刻的就是水量减少了10%至20%，尤其枯水期，水量减少更为明显。
新一轮汾河治水启动后，宁武县将“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作为汾河“净源”的突破口，2018年投资4500万元，进行了汾河源头水土保持生态及河道治理工程；2019年，上马总投资80495万元的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修复保护项目。
位于汾河上游、吕梁山东脉的静乐县，有着“汾河之肾”的美称。但由于地形地貌复杂，降雨量小，沟壑纵横，生态环境非常脆弱。
“原来一下雨，河水就变成了黄色的浑水，泥沙俱下，从山上冲下来流到了汾河里”，静乐县湿地公园主任徐文玉回忆。静乐县县委副书记宣文晓也表示，“水土流失严重，雨水少了，庄稼长不出来，雨水多了，土又流走了”。水土流失还对水量造成了严重影响，庆鲁沟的历史最低水流量，每秒曾只有1到2立方米。
2014年起，汾河川国家湿地公园项目、庆鲁沟生态保护修复工程项目先后上马。静乐县希望通过项目实施，发挥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的效应，提升河水自净功能，深度净化水体，有效维护汾河上游生态平衡，减轻汾河中上游及黄河生态安全保护压力。
目前，汾河川国家湿地公园项目已恢复湿地植被2000亩。庆鲁沟共8个村，8个村的荒山全部造林绿化，其中6个村整村搬迁后，耕地全部退耕还林，森林覆盖率由3.5%，提高到50%以上。
“生态环境好不好，野生植物说了算；生态结构好不好，野生动物尤其是野生鸟类说了算；生态功能好不好，水质水量说了算”，徐文玉说，随着汾河川国家湿地公园的建设进度，生态环境有了明显改变，静乐县与宁武县接壤的断面水质，已由原来的地表三类，提高到地表二类；今年的水流量，已经达到每秒29.6立方米，比去年增加了3个立方米。
汾河入黄口庙前村断面的检测数据也显示，汾河全线推进的“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丰富了汾河的水量，“2017年之前，有时会断流，没有水。2017年以来，水量一直保持在每秒15立方以上，特别是今年，水量达到了每秒27立方，我们很满足”，武新朝说。
更直观的变化是汾河沿线风光。
徐文玉说，汾河川国家湿地公园已经瞄准“太原后花园”的定位，发展生态休闲旅游，“湿地公园现在已经成为鸟类乐园，原来，天鹅对于静乐县来说只是个传说。今年2月9日，白天鹅飞到了湿地公园，待了一个月。现在鸟类有16目41科114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3种，分别是黑鹳、金雕、褐马鸡，2014年之前，我们从没见过黑鹳”。
宁武县副县长张国伟认为，2017年以来推进的“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意味着汾河治水思路的转变。
“原来强调大工程、大建设，以人为干预为主，比如单纯的造林。现在强调的是‘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采用贴近自然、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形式，适合什么种什么，适合什么做什么，宜草则草、宜灌则灌、宜林则林”，他说，在新一轮汾河治水过程中，宁武县会考虑很多细节问题，每一座山、每一条沟、每一个河道怎么建？人与自然的关系怎么协调？生物多样性如何体现？
比如河道，原来的河坝多采用水泥、石头等建成的硬质坝体，防洪防汛作用突出，可硬质坝体容易隔离水生物和陆地生物，割裂了生物之间的联系。所以换上了“加装”生物毯的生态堤坝；还有景观路面，原来多采用彩色路面，但研究发现，色彩鲜艳的彩色路面挡住了动物，动物会害怕，不敢过，因此，现在的景观路面采用的是沥青路面。“表面看起来，沥青路面没有彩色路面漂亮，但是这种改变有利于生物多样性。”张国伟说，桥涵、公路现在也做了特殊设计，挖有类似“狗洞”的通道，“这并不是特意为犬类设计的，而是为生物迁徙留出途径”。
现在的植树造林与以往也有区别，会考虑动物食谱。“宁武县是山西省鸟褐马鸡的重要栖息地，因此，植树造林过程中会考虑褐马鸡吃什么；宁武县还是金钱豹的活动区，金钱豹要吃野兔野鸡，也要考虑野兔野鸡吃什么。”
环境与经济的“平衡点”
宁武县和静乐县都曾是山西深度贫困县，也是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虽已脱贫摘帽，但统筹好生态保护和脱贫攻坚，仍然是当地发展面临的课题。
宁武县累计关停取缔了汾河干流两侧3公里范围内各类企业511个，整合大中型煤矿17座，重点保护区域全部退出了煤炭等矿山资源开采。这对曾以煤炭作为支柱产业的宁武来说，经济发展受到了影响。张国伟说，良好的生态环境造就了地方特色产业，当地优化改造的沙棘林，带动相关产业，定点供应给北京餐饮连锁企业。依靠养殖业、种植业，实现了脱贫摘帽。
宣文晓说，静乐县在脱贫攻坚工程中，生态扶贫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实施退耕还林脱贫一批、生态治理脱贫一批、生态管护脱贫一批、经济林提速增效脱贫一批，全县生态扶贫受益贫困人口累计达到15635人，全县近三分之一的贫困人口通过生态建设实现增收致富。将来计划在村里成立专门的旅游合作社，把农民变成旅游产业的服务员、小老板。
村民李全全就是生态管护脱贫中的一员。之前，他的收入只有种地。汾河川国家湿地公园建成后，他和静乐县的30个贫困户，当上了湿地巡护员，每天骑着电瓶车巡林，为家庭每年增加了过万的收入。他说，未来预计收入还会增加，退耕还林后，他原来的地种上了沙棘、杏树、桃树，现在还没到结果期。
灵石县是山西的县域经济十强县，但支柱产业为煤焦铝电等高耗能传统产业。籍永利坦言，产业结构决定了灵石县面临巨大的环保压力，“先天条件如此，这就表明，别人用10分的力，我们必须用100分的力，才能有所收效”。
这几年，灵石县也致力于转型发展，发展新型产业。“发展新型产业的同时，传统产业也要革新。虽然是传统产业，也要用现代装备和现代化管理”，她说，现在对企业排放提出了越来越严格的要求，超低排放，“我们工业的用电量是持续增加的，大工业的用电量，去年比前年增加了20%。但是增加的这部分，企业是不是全部增加在扩大生产上了？不是，一部分就是用在了环保上，增加环保设施，使排放量能达到最佳标准”。
她认为，经济、环境协调发展，其实就是三大支撑能不能支撑起来。“第一个支撑，认识上的支撑，全民环保意识的提升，不仅仅依靠行政推动；第二个支撑，财力支撑；第三个支撑，技术支撑。辛苦不怕，资金投入想办法去筹也不怕，最怕的是找不清楚成因，比如大气污染的成因、臭氧的成因是什么？”
李建富也表示，“以灵石来说，这两年环保投入在山西县级层面很大，水污染防治投资10个亿，大气投资10个亿，工业企业投资50个亿，但是并没有影响经济发展，财政收入、税收收入平稳上升”。
“经济和环境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李建富说，他印象最为深刻的是2018年以来启动的灵石县煤炭“公转铁”（公路转铁路）项目，“煤炭运输原来都是开放式的、露天的，‘公转铁’项目实施后，站台全封闭，遏制了扬尘等污染问题，企业因此可以满负荷生产，经济和环境，相辅相成”。
连续三年的执法检查
从2018年以来，每年，袁进都会做一件事情。作为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参加《山西省汾河流域生态修复与保护条例》执法检查。他记得，条例2017年审议通过后，2018年，山西省省人大常委会启动了三年连续执法检查计划，每年确定一到两个主题，把上年发现的问题作为下年检查的重点，推动汾河治理硬指标硬任务完成。
其实，《条例》执法检查工作在计划制定之初，曾有过不同的声音，有人提出，“《条例》刚刚实施一年，相关体制机制建立不久，各项工程才相继开工建设，汾河治理的效果还未显现，在此时就开展执法检查是否为时过早？”
对此，山西省人大常委会认为，立法之后不能束之高阁，汾河生态保护工作刻不容缓。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郭迎光曾表示，“汾河水量一日不丰、水质一日不好、风光一日不美就绝不收兵。”
执法检查过程中，经常召开座谈会，“晒”出发现的问题。
2018年4月，在临汾召开的座谈会上，带队检查的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高卫东谈到，在汾河干流洪洞段泄洪槽见到的“黑臭水体”，“一边是为了美化城市景观修建的环境优美的沿河湿地公园，一边却是汾河干流臭气熏天、污水涛涛，这样的景象让人很不舒服！”
在省人大常委会的带动下，沿汾河的市县人大也行动起来。今年7月15日、16日，由太原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冯原平带队的执法检查组，赴太原市晋源区、古交市、清徐县，对条例实施情况开展了执法检查。检查组肯定了成绩，同时就存在的雨污分流还不够彻底、水质达标还不够稳定、部分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还不够规范等问题，提出了整改要求。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连续三年的执法检查，有力促进了污染防治、河湖长制的推行、水源地的保护力度等，特别是河湖长制，截至2020年，汾河流域内已落实各级河长6398名，河长制正在从“有名”向“有实”推进。
新京报首席记者 王姝
编辑 樊一婧 校对 陈荻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