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讯(记者 王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刑事诉讼法修改后确立的一项重要制度,全面实施近两年来,司法实践效果如何?还有哪些问题有待改进?10月15日,在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作关于人民检察院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情况的报告。

  

报告提出,今年前8个月检察机关办理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率达83.5%。

  

针对关注度高的非自愿认罪认罚的问题,报告强调,强化认罪认罚自愿性和合法性审查,严防被迫认罪、替人顶罪等冤错案件。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检察机关占主导责任,报告也坦陈,检察官运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办理疑难、复杂、新型案件能力不足,被围猎、腐蚀的风险加大。要求强化自身建设,解决能力素质不适应问题。

  

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率提升

  

2018年10月刑事诉讼法修改确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愿意接受处罚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

  

为何建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一方面是着重提升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另一方面,更着重于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罪犯改造。

  

报告透露了一组数据,2019年1月至今年8月,全国检察机关在依法严惩严重刑事犯罪的同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办结案件1416417件1855113人,人数占同期办结刑事犯罪总数的61.3%。

  

报告也坦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全面实施之初,由于工作量、工作难度大大增加,检察办案普遍存在不敢用、不愿用、不善用的问题。

  

对此,最高检要求全面落实该制度。记者注意到,张军多次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运用提出要求,今年年初在全国检察长会议上明确提出要依法“可用尽用”。

  

此次报告数据显示,2019年12月检察机关办理刑事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比例已达83.1%。

  

今年以来,尽管疫情期间受看守所封闭、值班律师难以到位等因素影响,适用率一度有所下降,但1至8月整体适用率仍达到83.5%。涉疫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率为86.6%。

  

强化认罪认罚自愿性和合法性审查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中,不少法学者担忧犯罪嫌疑人非自愿认罪认罚的情况发生。

  

此次报告中表示,检察机关全面审查、认定在案事实、证据,决不为片面提高效率而牺牲公正,决不因犯罪嫌疑人认罪而降低证据要求和证明标准。对3949名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认罪认罚,但经审查认为证据不足,不能认定其有罪的,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

  

“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把罪与非罪界限,强化认罪认罚自愿性和合法性审查,严防被迫认罪、替人顶罪等冤错案件。”报告强调。

  

据透露,为保障犯罪嫌疑人权利,检察机关要及时告知相关法律规定,让其充分知悉认罪认罚的性质和法律后果;值班律师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124.6万人次。

  

对恶性犯罪依法从严追诉、不予从宽

  

是不是所有案件中,只要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就能够从宽,这样是否存在公平性的问题?

  

报告强调,办理认罪认罚案件不受罪名或法定刑的限制,但并非只要认罪认罚就一律从宽,还要区分具体案件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综合权衡从严、从宽因素,做到区别对待、罚当其罪。

  

具体来看,对轻罪案件特别是因民间纠纷引发的轻微刑事案件,尽量依法从简从快从宽处理。对社会危害不大的初犯、偶犯、过失犯、未成年犯,一般应当体现从宽,今年以来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适用率为88.4%。

  

对于犯罪性质和危害后果特别严重、犯罪手段特别残忍、社会影响特别恶劣的,依法从严追诉、不予从宽。

  

检察机关确定刑量刑建议采纳率89.9%

  

办理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提出量刑建议是法定环节。量刑建议是否被采纳也是检验检察机关工作的重要标准。

  

报告称,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的,检察机关应当就主刑、附加刑、是否适用缓刑等提出量刑建议,量刑建议尽量具体、明确,更有利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减少反悔和不必要的上诉。

  

此前,“两高三部”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办理认罪认罚案件,人民检察院一般应当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对新类型、不常见犯罪案件,量刑情节复杂的重罪案件等,也可以提出幅度刑量刑建议。

   

报告数据显示,2019年1月至今年8月,量刑建议采纳率为87.7%。其中,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率从27.3%上升至76%;庭审对确定刑量刑建议采纳率为89.9%,高于幅度刑量刑建议采纳率4.3个百分点;确定刑量刑建议案件上诉率为2.56%,低于幅度刑量刑建议案件3.1个百分点。

  

■ 关注

对3万余名被害人发放救助金4.89亿元

  

除了犯罪嫌疑人外,被害方的权益也值得关注。

  

报告称,要高度重视被害方合法权益保护,细致释明认罪认罚从宽、刑事和解等具体法律规定,充分听取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对案件处理的意见。

  

对33040名因犯罪侵害致生活陷入困境的被害人开展司法救助,发放救助金4.89亿元。

  

此外,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认罚,有助于增强接受教育矫治的自觉性,更好回归社会,最大限度减少社会对立面。据透露,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办理的案件中,一审后被告人上诉率为3.9%,低于其他刑事案件11.5个百分点。

  

报告还指出,是否与被害方达成刑事和解、取得被害方谅解是从宽的重要考虑因素,也有助于弥补被害方身心及财产受到的侵害,化解社会矛盾,修复被损害的社会关系。

  

记者了解到,目前一些地方检察机关在办理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时,教育、引导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退赃退赔,最大限度追赃挽损。

  

检察官被围猎、腐蚀风险加大

  

检察机关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肩负着主导责任,报告在提到成绩的同时也指出了目前存在的问题。

  

包括办案质效的问题,报告称,有的检察官审查把关不严,存在因认罪认罚而降低证据要求和证明标准的问题。有的检察官因片面追求适用率,迁就犯罪嫌疑人或辩护律师,影响案件公正处理。

  

与侦查机关沟通不够,主动听取律师意见不够。

  

检察官的能力素质也被提及,报告称,检察官运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办理疑难、复杂、新型案件能力不足,对量刑标准把握和理解不同,被围猎、腐蚀的风险加大。

  

报告要求,要坚持依法该用尽用,让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并强化自身建设,解决能力素质不适应问题。

  

新京报记者 王俊

编辑 樊一婧 校对 贾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