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二十年，“大分流”已经成为经济史研究无法绕过的一个概念，围绕它也产生了一系列比较经济研究之作。这其中不断有作品被翻译成中文进入汉语学术界，近一两年的就包括王国斌、让-劳伦·罗森萨尔的《大分流之外：中国和欧洲经济变迁的政治》和皮尔·弗里斯的《国家、经济与大分流》等。大分流学说的贡献之一是打破欧洲中心论，在比较亚洲与欧洲、中国与英国或中国与欧洲之时，主张整个世界在十八世纪前没有那么大的差异。这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大分流”是一个突然发生的近代事件。
瑞士经济学家施图德（Roman Studer）则认为大分流研究在比较不同经济社会的过程中实际上只将比较对象视为一个模糊的整体，而低估了它们的内部差异，因此其结果是，欧洲只是低洼临海的“欧洲”，亚洲或中国只是长三角等地区。而分析的也多是江河湖海运输。大分流原本便与大航海时代的出现差不多重合。
施图德在反思研究方法局限之后比较欧洲大陆和亚洲大陆，后者的具体区域是印度内陆。这确实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创举。他将过去从未被纳入大分流视野的区域提出来，在航海之外探讨在十八世纪前影响更为普遍的陆路交通运输。不过，印度在1800年前并未进行经济贸易数据统计。施图德的解决之法是谨慎地分析粮食贸易，一是因为粮食在当时是基础货物，可以据此判断社会生活状况，二是瓷器或丝绸贸易在更早时期已经展开，对交通的要求并不如粮食高。他的这一比较方法让人看到市场在形成、扩张和整合之中，交通基础设施以及广义的制度如何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已经产生影响并让经济出现分流。而这是通过反思比较方法实现的。他将自己的研究概括为“大分流重探”确实也不为过。
以下内容经格致出版社授权节选自《大分流重探：欧洲、印度与全球经济强权的兴起》一书。摘编有删节，标题由编者所取。
原文作者｜[瑞士]罗曼·施图德
摘编｜罗东
《大分流重探》，[瑞士]罗曼·施图德 著，王文剑 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8月。
地理和“多个欧洲”的故事
纪录片《欧洲铁路之旅》第二季（2013）画面。
从地理角度，我们将可以论证欧洲内部的差异。欧洲内陆或部分内陆地区在近代早期，市场的整合度可能远低于沿海地区。有非常充分的理由相信，自然地理对贸易范围和市场整合，发挥关键性作用。在前铁路时代，水运最便宜也最快。
现代欧洲早期，海运费用大概是陆运的1.5%—10%，内河航运费用大约是海运的7%—50%。可以认为，贸易和套利的范围，不仅在欧洲沿海较高，在低地地区也比较高，因为低地地区可通航的河流和低坡度，都便于内陆水运。因此可以预期，在低地地区，距离即使较远，市场间的整合度也会较高。
因而可以提出一个论点：从大范围看，自然地理将欧洲划分为不同类型的运输体系，因而各地区有不同的市场整合过程，也有不同的发展路径。这个概念并不新颖，以前也提过。
在近代的早期，威廉·阿贝尔（Wilhelm Abel）发现，在欧洲内陆地区，从东部的伦贝格（今利沃夫）延伸到西部的奥尔良，饥荒时期粮价上涨得更高。而在沿海地区，包括毗邻的内陆部分，从东部的格但斯克到伦敦甚至是地中海地区，价格却普遍较低，即便在危机时期涨幅也小得多。他得出结论：直到18世纪晚期，欧洲粮市由两个基本地带组成，一是沿海，一是内陆。他的解释是，欧洲沿海地区贸易机会更多，因为水运廉价，使高价区和低价区、歉收区和丰产区之间，有更大的套利空间。比较不同地区的价格，观察价格离散和波动的情况，最后观察价格序列间的相关性，阿基利斯（Achilles）和后来的艾伦和昂格尔（Allen and Unger）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证实了阿贝尔的发现：不只是在危机年份，就一般性的市场整合水平而言，也符合阿贝尔的观察。
纪录片《走遍欧洲》第一季（2000）画面。
目前欧洲市场整合的文献中，上述探索性研究的成果较少出现。新的研究拒绝承认，欧洲在市场整合进程中，自然地理发挥核心作用。当前文献中没提到这些早期研究，部分原因可能是这些研究有局限性。
首先，它们研究的对象仅限于少数的市场，或涵盖的时间跨度有限，对欧洲其他更广阔的地区所进行的结论推广较具猜测性。此外，也无法随时间推移，跟踪研究市场分割和整合的趋势。目前也不清楚，应如何界定这两个不同地带的范围。
其次，这些文献在方法上有明显缺陷：它们大多有些过时，经常使用比较简单的方法，例如比较平均价格和一个年度内的离差，来得出结果。当使用更系统的方法（如相关性分析）时，这些文献会面临一个现实问题：当数据存在非平稳性时，将会出现虚假相关性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在当时还没有在计量方法上被给予关注。因此，当阿贝尔以及艾伦和昂格尔发现，16世纪和18世纪的相关性很高时，他们并不知道这可能仅仅是因为恰好处在价格的普遍上涨期，此时的价格联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虚假的。
统计学的进步，大量资料的新增，都要求对地理因素如何决定市场整合，展开全新且更系统的考察。与以往的大多数研究相比，无论地理范围还是时间跨度，定量研究所需的数据库，都得到极大的丰富。随着方法的更新，可以采用各种计量技术，避免虚假相关性的陷阱。
数据库的扩展不仅可用于先前的研究，也可用来同上章的宏观综述做比较。本章这项欧洲内部的研究，数据库规模增加了一倍多，涵盖100个市场。
方法论上，我们补充一种新方法：不再以国家来划分考察样本，而是让数据自己来识别和划分区域。具体而言，我们遵循桑切斯阿尔沃诺斯（Sanchez Albornoz）的方法，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并在研究的后半部分以创新方法将这些区域划分为观察单元。以这种方式，我们可以预期，新划分的区域与城市间的实际贸易网络，会更密切地相对应。
多样化的欧洲与统一市场的形成
分析欧洲内部的差异，以国家作为考察单元是有意义的。因为贸易政策、货币、法律制度或度量单位，这些与市场整合相关的因素，通常由各国决定，而跨越国界就截然不同。然而在这个将近三个世纪的研究中，国界线发生了巨大变化。此外还有其他的分类方法，并不会遵循国界的划分。例如，地理特征，可能是更重要的区域划分标准，这在近代早期的欧洲更明显。用不同的方法来划分，会产生不同的新见解。这里提出的方案，是让数据自己来说话，根据数据集自身的特征做分类。
其中一种方法，是使用主成分分析法，这是广为接受的技术，根据联动的模式，对变量做分类。简言之，主成分分析法揭示了潜在的数据结构，于是数据集的本质信息由几个变量表示，称为“因子”。变量与成分之间的相关强度，由所谓的因子载荷或者成分载荷来度量。因为我们的变量是各城市的粮食价格，而观测对象则是地理单元，因此每个成分都是欧洲的次级地理单元，而不同的城市依市场价格表现的相似度进行分组。要理解主成分分析法产生的结果，可以在图上画出所得出的所谓成分或因子的范围，也就是说，根据不同城市价格变动的相似性，对城市做地理分组。
而分析结果显示，从近代早期到19世纪，欧洲发生重大变化，即区域性市场在后期被欧陆一体化的市场取代。其中第一个成分，仅能解释近代早期价格变动的五分之一或四分之一，而同样的成分，在19世纪，几乎可以解释三分之二的欧洲价格变动。主成分分析法证明了它的用途：在近代早期，与政治因素相比，地理对市场分布、规模和位置的决定性更明显，重要性更大。1620—1789年和1715—1789年的样本都表明，市场范围通常会跨越政治实体的地理边界，尤其是在大国和政体边界支离破碎的地区。只有英国和瑞士，证据一致表明：国家和市场的范围是重合的。此外也存在超越政治边界的联系，瑞士城市的发展就与斯特拉斯堡（法国西北）和于伯林根（德国南部）息息相关。
纪录片《多瑙河：欧洲的亚马逊》（2012）画面。
亚平宁半岛要到19世纪，才形成“意大利”这个国家，但由于这里与地中海北部市场重合，情况变得复杂。同样地，尽管贸易网络覆盖了德国各个州，但此时还不能确定，德国已形成统一市场。
近代欧洲的早期，市场分布支离破碎，市场范围也不大。除了受距离因素影响，毗邻北海或地中海等特定海域，也形成了市场分界线。内陆部分的市场往往较小：瑞士和欧洲中部，在1620—1789年间，是无可争议的最小的市场。同样的评语，对1715—1789年的下萨克森西部、下萨克森东部、瑞士和法国中部也成立。因此，自然地理，特别是入海的通道，不仅是重要的补充性维度，而是近代早期欧洲粮食市场最重要的特征。
与近代早期的情况相悖，19世纪欧洲统一市场的出现，说明进入现代后，自然地理因素对市场整合的重要性要小得多。正如最近文献显示，19世纪的蒸汽运输和贸易自由化，逐步消除了存在久远的区域和地理间差异，随之而来的是欧洲统一市场逐步形成。然而，同样的文献忽视了一个问题：19世纪不仅是欧洲的时代，也是民族国家的时代。对法国和瑞士而言，国家市场形成（或者自称成立）时，才融入欧洲——在这里，我们把一个著名的标题改一下，就更能说明这个现象：“农民在成为欧洲人的同时，也成为了法国人”。
简言之，从近代早期到19世纪，欧洲从一个分割的市场，转变为几乎统一的市场。19世纪也见证了民族国家的市场增长。相比之下，近代欧洲早期的贸易网络，是由地理而非政治意义上的边界来决定，主要分界线是通往海洋的通道。同时，沿海地区的市场规模越来越大。只有在自由主义和运输革命时期，欧洲内陆和低地地区之间，地理禀赋差异的影响才逐渐消失。
原文作者｜[瑞士]罗曼·施图德
编辑｜罗东
导语校对 ｜柳宝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