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王广坤(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理论上来说,某种未知疫病的突然侵袭一般都会对人类社会产生巨大影响,几乎会第一时间地导致全体民众的集体慌乱,甚至由此而引发一系列错综复杂的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危机。面对这样的糟糕境况,各类专家都会积极行动起来,探寻追踪导致疫病暴发与扩散的根本性原因,并通过了解疾病症状,总结其性质,然后再紧急予以相应的医疗救治与公共卫生管控,尽力确保社会秩序与民众心态回归正常。

 

2020年初,突然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让我们于现实层面真实体验到某种未知疫病侵袭人类的影响与危害,也引起诸多有识之士对于世界上流行病发展史问题的关注,为此,中信出版集团特别出版了英国医学史学者马克·霍尼斯鲍姆(Mark Honigsbaum)的《人类大瘟疫》,该书以英文形式初版于2019年,中文版由首都医科大医学人文学院与医学史学学系的谷晓阳、李曈两位老师翻译,梳理了一个世纪以来的全球主要流行病,以20世纪鼠疫、艾滋病、埃博拉、寨卡等九个对人类社会影响巨大的流行病为例,详细深入地刻画了当初流行病暴发时人们的身心异样表征,探查考证针对这些疫病流行缘起与发展的基本路径,梳理阐明了医学界科学家们对流行病病原体的探寻经过,以及为弄清其病毒传播途径所做出的各种努力。与此同时,该书也对这些科学界人士所经历的挫折、阻碍,各自彼此之间的分歧及最终获得相对成功的结论予以了细致评析。最后,作者强调指出:对于疫病,还有诸多谜题有待后人深究探索,并断言世界会“出现新的流行病”,人类必须时刻对此保持警惕。


《人类大瘟疫》,[英] 马克·霍布斯鲍姆著,谷晓阳/李曈译,新思文化|中信出版社2020年5月版

  

纵观全书,作者虽对医学技术进步与细菌病毒免疫学科学认知发展着墨甚多,但视角并不单一,字里行间始终渗透着深深的人文思考与针对科学进步的批判反思,指出尽管现代医学及相关的流行病学、寄生虫学、动物学和分子生物学都获得了跨越式发展,但医学研究人员大都还是会倾向于固守某种特定的范式和疾病病因学理论,对那些已知或未知的病原体威胁缺乏敬畏和警惕之心。

 

对此,他特别强调:对于人类历史上最为严重的公共卫生灾难制造者——1918年大流感而言,医学界就过分相信了著名细菌学权威专家科赫门生普法伊费尔的理论,坚持认为这种流感不过是微小的革兰氏阴性细菌传播引发的,可以像霍乱、白喉和伤寒症那样研究出相应疫苗,且和其他流行性感冒一样,于人体尤其是年轻人身心健康威胁不大。对此,作者感叹指出:这种错误观点影响极大,直接导致了几千万民众死于大流感病毒,虽然当时也有很多研究人员曾怀疑大流感是由某种“可滤过的病原体”引发,但多年后,流感由病毒而非细菌引发的理论才得到普遍接受。

 

在作者看来,现代医学随着病毒学、人工药物制造与基因分子学等医学高科技的发展,以及抗生素等新型人工合成药物出现并进入批量生产之后,医学开始迈入到“无所不能的大英雄主义时代”,人们日益相信他们已经掌握了过去塑造人类进化的那种自然力量,相信现在他们可以掌控自己的生物命运和文化命运,对于彻底地征服与消灭传染病存在过分乐观的情绪。

 

西班牙大流感

 

对此,作者非常担忧,在书中不断提醒人们需要保持警惕,强调世人不可过分轻视流行病的变异发展。他在书中特别引用了洛克菲勒研究所研究人员勒内·迪博的话,强调这种乐观情绪不过是一种假象,因为人类与其他任何生物体一样,都是极为复杂的生态系统之组成部分,通过无数环节与这些系统内的其他所有组成部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人类不可能彻底摆脱疾病,大自然将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突然地予以人类难以预见的反击。比如,当20世纪50年代的抗生素发展鼎盛时,人们因为对于征服与消灭疾病的前景过于乐观,故而完全忽略了这种警告,不久之后,美国就出现了直到现在也没有完全征服的流行病——艾滋病。

 

由于针对流行病观察视角的多样化,作者对人类社会认知与防控流行病的路径描述虽主要集中于生物医学层面的成就与反思,但也并未忽视生物医学领域之外流行病本身所显现的社会文化寓意,且对这个领域做出了较为深入的解读,强调这也是流行病之所以能够造成巨大影响的关键要素。在他看来,那些影响极大的流行病不仅有其生物科学的属性,更有其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宏大寓意。

 

作者的这种解读在全书第六章有关艾滋病的描述中体现得最为明显,他在此章节中特别强调指出:艾滋病最初之所以能够出现,与殖民时代中非赤道地区的新修铁路和公路修筑规划息息相关,认为这项规划使得大批男性劳动力涌入农村地区,破坏了两性关系的稳定平衡,滋生了卖淫习俗,并扩展到大型城镇中。而且,作者也注意从文化习俗角度考察艾滋病,认为美国同性恋解放运动的发展进一步冲破了性禁忌的束缚,从而极大助长了艾滋病的传播,纽约和旧金山公共浴室更是成了吹嘘滥交男性进行无保护肛交的聚集场所,强调这种百无禁忌的文化模式使得美国一度成为艾滋病感染的重灾区。

 

各国会采取不同的防疫措施,并赋予疾病以政治文化寓意

 

在应对流行病滋生与扩散的社会认知层面,作者虽然从生物科学发展视角给予艾滋病患者与社会大众以宽慰安抚,强调即便艾滋病难以完全治愈,但也不再意味着必死无疑了。不过,与艾滋病的治疗进展相比,作者很显然更为关注此类疾病所引发的诸多非必要性的无谓恐慌、歇斯底里和污名化谬论,一再强调人们要以将艾滋病妖魔化所导致的各类仇视与整个社会恐慌情绪蔓延为教训,避免此类事件重演,真正做到以史为鉴。

 

对此,他特别指出当时美国以共和党参议员杰西·赫尔姆斯和道德多数派领袖杰里·福尔韦尔等保守派政客为代表,将艾滋病视为“上帝的审判”,认为它是对“变态”同性恋生活方式的神圣惩罚,还有人认为艾滋病毒是与伏都教息息相关的,并且尤其爱袭击海地人,还有人指出此类病毒是混在彗星尾巴里由外太空进入地球的,更有阴谋论者强调该病毒是由五角大楼、制药巨头和中央情报局合谋,在生物武器实验室中制造出来的。

 

此后,随着艾滋病研究的进展,由于人们意识到该病毒的不可治愈,可通过血液与体液传播等特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整个社会的“恐惧大流行”。有关这种疾病形象的错误塑造,作者认为科学家与医生群体需要负主要责任,因为以美国法国科学家为代表的学术争论影响了人们对于艾滋病的科学认知。在作者看来,这些对于艾滋病的过度解读都体现出当代人类社会的病毒不再是单纯的生物科学意义上的微生物,而是被不必要地赋予了诸多社会经济与政治文化内涵。

 

对于此类认知和应对流行病的非理性倾向,作者的解读贯穿全书,这其实是提出了有关疫病问题的政治与文化面相,与各国政府、民众、团体组织面对疫病时的社会认知与应对态度息息相关,而这又是与各国民众与政府的观念、制度与文化信仰体系息息相关的。在世界全球化、工业化与城市化高度发达的今天,引发流行病危急的微生物病原体扩散更加容易了,几小时就可跟随国际航班跨越江河湖海,感染每一个人,并迅速在拥挤的大都市里造成成千上万人士的患病。

 

德国反封锁措施的抗议

 

不仅如此,人们在患病后,又会由于观念制度与文化上的差异,采取了多样化的疫病防控管制,并可能因为各国国情与文化的不同而针对某种病因不明、医治无效的流行病赋予政治文化寓意。无论是作者书中提及的商业地产商等影响政府防疫决策的既得利益者,还是各大城市不同媒体间出于商业竞争而引发的疫情报道误导使得民众普遍滋生过分恐慌的歇斯底里不良情绪,都是流行病被赋予了特殊含义的典型案例。

 

所以,我们不仅要从生物科学的角度从病原学与传播学意义上彻底消灭疫病,还要缓和抚慰流行病给整个社会各大领域所带来的恶劣影响,尤其要根除助长流行病蔓延的社会经济与政治文化环境,只有做好这类事务,人类才有可能真正战胜疾病,这或许是作者在书中最想表达的观点。

 

总之,在《人类大瘟疫》一书的谋篇布局中,作者既能按照生命科学理性客观逻辑,向读者详细介绍疫病的基本感染轨迹与具体症状,又能在读者们充分了解流行病暴发的前因后果真相基础上,以疫病为聚焦点,揭示疫情处理过程中的各种利益纠缠与思想博弈,使得人们看到了流行病背后所隐藏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要素,让单纯的流行病研究超越了单纯病原体、感染地域、民族国家与个体受众的界限。从长远意义来看,这种写法不仅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与认知人类社会的流行病问题,也能有力推动学术界疾病史研究的深入进展。

 

作者 | 王广坤

编辑 | 徐悦东 张进

校对 | 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