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读过魏思孝的小说，这篇文章也许能帮你更好地了解作者其人和他的创作。如果你从未听说过这个名字，也完全不妨碍你了解一下这个挺有趣的山东人。近日，借魏思孝新书出版的契机，我们对他进行了一次专访，聊了聊他一个青年作家的自我成长和自我规训。

“戒赌吧”文学，“厉害了老哥”、“三五瓶”、“瘫痪在床上”终于有了文学代言人。
——豆瓣网友@白，2016

把爆粗口当豪爽，把抖机灵当幽默，书中女性要么美且骚，要么丑且贱，穿的都是粉色小短裙。这盖水楼一般的文风，真是什么人都能出书了。
——豆瓣网友@庄叔的小跟班儿，2017

想起五条人那段话：“我们为农民和工人写歌，但农民和工人不听我们的歌，一些大学生，小青年，知识分子，狂热的音乐爱好者才听。这让我时常思考一个问题：我们究竟应该面对谁去歌唱？” 魏老师一直没忘了他脚下的那片土地，单凭这一点，这本书也让人动容。
——豆瓣网友@脸不大叔叔，2020

魏思孝的创作经历可以代表一部分青年写作者的普遍困境，他们在大量的自我表达之后面临转型，又在市场、读者和体制的认可之间游移不定。

但魏思孝又是独特的，他离开乡村又回到乡村，用已经城市化的外来视角，打量着这片他生于斯、长于斯、如今却处于急剧变化中的土地和乡里乡亲。

魏思孝，1986年生于山东淄博，致力于小说创作，出版小说集《小镇忧郁青年的十八种死法》等，是青年焦虑文学代表。近些年，他的目光聚焦于乡村的人和事。

撰文丨肖舒妍

最初对魏思孝产生兴趣，是因为他在豆瓣给自己第一部正式出版的小说打了一星差评，还正儿八经写了一篇题为《千万别买〈不明物〉这本破书！！！》的评论。在评论中他自嘲中学语文从不及格，认识的汉字不超2000，不明白这样的人怎么能写小说，最后还摆出一副无赖相：既然我都已经指出自己的缺点，给自己打了差评，就请各位读者手下留情吧！

对于时隔六年后出版的第二部作品《小镇忧郁青年的十八种死法》，魏思孝又换了种方式调戏读者，他恬不知耻打出了五星好评，并配文：“没进步空间了，就这样五星吧。”

《小镇忧郁青年的十八种死法》，魏思孝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16年8月。

从这样没皮没脸的作者自述，再联想到他早先小说贯穿始终的偷窥狂、跟踪狂、泄欲无门还付不起房租的小青年，和充斥全文的屎、尿、屁、脏字眼儿，对于作者的实际形象难免就有了预判。

等到今年《余事勿取》和《都是人民群众》相继出版，却发现魏思孝的写作一反常态，不再讲述迷茫犯罪的青年故事，却将视角对准了更广阔的乡村，主角也转向了小镇青年的父辈和祖辈。

今天，距离魏思孝第一本书出版已经过去十年，现年34岁的他已经结婚生子、买车买房，当时骑着摩托在街上晃荡的不良青年已经摇身一变成为一个孩子的父亲、一个失去父亲的中年，此外还带着山东青年作家协会副主席、淄博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两个响当当的头衔。

魏思孝依然焦虑，但焦虑的内容已大不相同——他惦记未还完的房贷，担心写不出符合自我期待的作品，更害怕成为一个油腻的中年男人。

接受电话采访这天是个周日，他在私家车里躲了三个小时完成了这场采访——因为孩子在家，他怕吵到孩子，或者被孩子吵到。这不禁让我想到几年前互联网流行的一个段子：只有下班后在停车场抽一根烟的时间，才是完全属于中年男人自己的时刻。

《余事勿取》，魏思孝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年8月。

“我写了那么多所谓自我表达的小说，

再写下去到底有什么意义？”

《余事勿取》讲述了山东农民卫学金生命最后三天的故事。这部小说和魏思孝此前作品的最大区别，就是作者收起了原先投射在小镇青年主人公身上的膨胀的、泛滥的、甚至过剩的自我，在这篇长篇小说中，你很难找到作者自己的身影，人物出场、说话、行动，却少有旁白和评价。

这是魏思孝有意为之。他大刀阔斧删去了所有（在他看来）不必要的情绪抒发和场景描述，将自己代入到人物之中，却不借人物自我表达。他隐去作者视角的决心如此强烈，以至于在小说最后的呈现中，一些转场都显得生硬、跳跃，需要读者自己脑补在两个场景之间都发生了哪些事件。

这篇完稿于两年前的长篇小说可以看做是魏思孝写作的分水岭，甚至是他人生的分水岭——他把前一阶段称为“青年焦虑文学写作”，后一阶段称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写作”——“30岁之前，我的自我很大，可到了30岁之后，我开始焦虑，我写了那么多所谓自我表达的小说，再写下去到底有什么意义？我觉得曾经的自我都不值一提，自己也没那么重要了。”于是他终于将视线从自己身上移开，转到他所成长、生活的乡村。

魏思孝他娘在地里指导他干农活。

魏思孝出生于山东省淄博市金岭镇下的一个小村庄，在县城念完高中之后，他考入曲阜市的一所师范学校，之后也辗转过青岛打拼生活，尝试在淄博市区开一家小店，却最终在妻子怀孕后带着她搬回村子里的祖宅，回到农村生活——地方大，也没啥生活开销，主要还是因为穷。

回到老家之后，魏思孝意识到，乡村生活处于巨大的变化之中，主要体现为农田迅速生长出工厂，而老一辈人却开始接二连三死去。接踵而来的死亡成为了魏思孝这一阶段小说创作不可逃避的底色。

《余事勿取》中有两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情节：一个是主角之一的青年侯军，到邻村参加朋友的葬礼，奔丧的人们一脸轻松交头接耳，有人埋怨死者走得太快欠下一屁股债没来得及还，到了发丧时刻，所有人像拧开了开关，齐齐开始（佯装）哭泣，等棺木抬上车，车还没开走，哭声又像拧紧了开关齐齐消失；另一个有关主角之二，51岁的农村老人卫学金，独自到医院检查身体，得知自己是肝癌晚期，时日无多，他回顾了自己既不短暂也不漫长的一生，决定主动寻死，他有计划地拜访了几位多年的老友，在外甥家最后一次看了毛片，却在寻死的路上被人抢劫、意外杀害，最终他的死亡也没法由自己决定。

这两个情节都与死亡有关，并且都是身不由己、无力干预的死亡。不过，说到底，又有谁的死亡是可以自主决定的呢？

魏思孝的小说基本上情节有虚构、人物有原型，卫学金的原型是魏思孝的父亲。他在确诊肝癌晚期之后一个多月，就因病情恶化迅速离世，时间短暂到家人还来不及为他打上一针凭借肝癌诊断可从医院免费领取的止痛吗啡，来不及告知他真正的病情，他至死都不知道自己的死因。

尚未领取的吗啡被魏思孝写进了《余事勿取》。父亲猝不及防的死亡一直让他耿耿于怀，尤其没能告诉父亲他的病情，成为了魏思孝长久以来无法释然的遗憾。写作“卫学金”这一章节，魏思孝用了长达四个月的时间。在这四个月中，他一直尝试厘清，在父亲的角度他会怎样思考问题：他在50多岁时有一个怎样的心境？上有老下有小，他一定承受着生活的压力吧？他能感受到自己的身体在衰落，或者他是不是已经把所有的期望都放到了儿子身上？他面对死亡的时候会是怎样？

“卫学金”一章是整部小说最先完成的章节。和魏思孝合作九年的出版社编辑林潍克看到这一部分时，充满了惊喜——一来是为作品本身，相较魏思孝之前的作品，这部分人物关系更复杂也更细腻，叙述也愈发成熟；二来则有关具体的情节，林潍克和魏思孝同龄，就在几年前他也经历家人的突然重病、在各个医院间的来回奔波。

这个章节也告示了魏思孝本人的成熟与成长。在写完这部分之后，魏思孝突然从十年以来无法释怀的遗憾和愧疚中解脱出来，他已经能理解父亲，也能接受自己了。

魏思孝老家屋顶上的全景视野。

“所有男性都是被迫成长的，没有谁愿意主动成长、主动肩负起责任。必须有几个生活节点让你意识到这个问题，比如父母的死亡，比如孩子的出生。你的角色会变化，你必须承当起更多的责任。这个转变不可避免地会在你的写作中得到体现。”回想起那段经历，魏思孝这样总结。

34岁的他，经历了父亲离世、孩子出生，强烈地意识到自己肩上的重任，写作的笔下也无法只是青春期迷茫、膨胀的自我了。

因为“卫学金”一章，林潍克对整部小说寄予厚望，等他看到全文却又难免有些失望，无论是杀人犯侯军还是卫学金的儿子、大学毕业生卫华邦，仍然是过去魏思孝笔下出现最多的人物形象，延续着他一贯的写作风格。

“他还没有完全摆脱自身的舒适区、脱离自己的惯性写作。”林潍克如是评价。

惯性写作，这是魏思孝本人也不得不承认的问题。

“除了写小说，啥也不会干。”

多数青年作家在拥有几部真正获得市场认可的作品之前，往往选择把写作作为副业，用主业的收入维持生活，魏思孝却做不到，因此在创作生涯早期，他只能批量撰写重复、雷同的短篇，卖字为生。

魏思孝也尝试过找一份稳定的工作，拥有一份基本收入。他做过教辅公司的校对、也当过美容院的文案，没有一份工作超过半年。尽管美容院的工作基本是他当时的女友、现在的妻子帮他远程完成，他只需要定时打卡，在工作时间出现在美容院的办公室，期间他可以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但他还是感到自由被剥夺，“虽然我没啥能力，能为了一千多块钱把自己的时间全耗在这，我也觉得自己吃亏。后来院长还找我谈话，让我工作上点心，下班之后没事也想想工作。一千多块钱让我下班后也想着工作？”

魏思孝和发小在屋顶晒玉米。

兼职编剧是他除了写小说之外坚持最久的工作。即便是这份兼职，他也在今年年初选择了放弃。“我觉得写小说是自己完全能做主的一件事情，无论写得好坏，但编剧是一个团队合作，我不能全权做主，剧本成为影视作品也不能给我带来多少成就感。最痛苦的就是我要按照别人的意见修改，写剧本也属一种文字工作，任何文字工作我都不希望被人指手画脚。”

魏思孝意识到，自己“除了写小说，啥也不会干”，于是只能一心一意写小说。但这也意味着，原本出于热爱的小说写作，也承担起了养家糊口的责任。“你会发现你没有耐心写特别长的东西”，因此很长一段时间内魏思孝都只能写作短篇小说，写得快、发表快、赚钱快。林潍克刚认识魏思孝时，他几乎每天都会发布一篇两三千字的小说。

《余事勿取》可以算作魏思孝第一篇正式的长篇小说（出版于2010年的处女作《不明物》虽然是长篇，却更像青春文学，不被魏思孝本人所认可）。能够静下心来完成这部长篇，可能得益于魏思孝加入了淄博市和山东省的作家协会。

2016年，淄博市首创签约作家制度，魏思孝成为六名签约作家中的一个，每月有两千元的保底收入。2018年，魏思孝又入选了张炜工作室高级班学员，并成为山东作家协会签约作家，享有写作补贴。两份补贴每年能为他带来六万至七万的收入，在山东县城基本能满足他的最低生活开销。

魏思孝老家屋后的雪景。

加入作家协会，魏思孝克服了巨大的内心障碍，“一开始我觉得挺违背自己一向的认知的，我一个青年时期热爱王小波、强调独立思考独立意识的人，怎么能加入作家协会呢？但是单纯靠文学写作的收入实在太少，我就想成为签约作家拥有补贴。最后我找了一个理由说服自己：反正钱给那些混日子的也是给，还不如给我一个真正认真创作的人。”

但进入作协之后，魏思孝发现自己之前对“体制”的认知存在偏差，作协中不乏认认真真从事评论、写作工作的会员，中国大部分优秀的写作者也都在作协之中。正是在山东作协，魏思孝认识了几位志趣相投的诗友、文友，隔三差五便会喝酒小聚。

参加张炜写作工作室也是加入作协的一部分。“说实在的，张炜不是我追求的那一类作家，”对于工作室的收获，魏思孝十分坦诚，“但是在文学之外，我确实能学到东西，张炜会在讲课的时候告诉我们，‘我给你们谈一些东西，不是想让你们都成为我这样的写作者，而是想让你们成为更好的自己’，而他对于写作的坚持与热爱，也是我应该学习的。”

魏思孝豆瓣签名：“心里有点数。”

张炜工作室第一期研修班为期两年，在今年春天已经结业，第二期随之开始，魏思孝再次成为了第二期6位高级研修班成员之一。

除了一定的物质保障，加入作协还为魏思孝带来了意料之外的“好处”。此前，乡里乡亲对于魏思孝的“作家”身份并不理解，一提到职业就会引来一连串的追问，“写什么东西的？网络小说吗？”“写东西能养活自己吗？”“一年能赚多少钱啊？”最后魏思孝只好含糊其辞敷衍过去。但一次偶然，他发现作协成员、尤其是作协副主席的身份却能获得认可，只要一提，对方就连连点头，帮他省却了不少麻烦。

“没有批评恰恰说明看的人还不够多。”

《余事勿取》出版之后，在一定范围内收获了好评，进入几家文化媒体的推荐榜单，在豆瓣收获8.6分的好评，但魏思孝对于这个结果并不满意。

不满意首先是针对小说本身。这本小说定稿于两年前，两年之后回头再看，魏思孝能轻易找出其中仍显生硬或表达不足的地方，语言太紧、转场太干。也正因此，他极少翻看自己过去的作品。

其次是对于小说获得的评价和反响。我试着向他提出，推荐榜单对于此书的推荐语都千篇一律，却少有人能落到实处，更缺乏批评和指出问题的声音，在我看来，这本书是被过誉了。意外的是，魏思孝坦然承认了，“没有批评恰恰说明看的人还不够多。”

“你不觉得文化圈整体缺少一种批评的氛围吗？可能并不是每个人都看好你的小说，但不会有人说出来。”我反问他。

“其实就是这样的，你说得很对，”魏思孝坦言，“现在中国文学界最缺乏批评，没人敢说真话，不夸得太过分就已经很难得了。以前我在微博上骂了好多人，可是现在出去参加活动，动不动就会见到本人，我只好再上去和他们打招呼，说声不好意思。”

事到如今，魏思孝的微博和豆瓣已经很难再见到当年那种年少气盛的口出狂言，更多是转发自己的新书书讯或友人撰写的书评，他给《余事勿取》和《都是人民群众》的评分都是老老实实的8分，还留言“建议购买阅读”。

过去“青年焦虑文学代表”的标签、给作品打一星的自嘲，是源于对自己的不自信吗？就像他的评论所暗示的，“我已经把自己贬低到这个位置了，你们就不要再贬低我了”。

但在魏思孝本人看来，自嘲恰恰是他表达自信的方式、是一种故作谦虚，正因为有足够的信心，才不介意别人的差评，“只要我自己觉得好，你们的否定都不能抹煞它。”

“中国文学界女性作家普遍缺乏自信，

男性作家那么普通却那么自信，都觉自己可优秀了。”

当然，魏思孝现在对自己的作品已不如早年那样肯定。随着生活和写作经验的丰富，他愈发清楚自己的缺陷和不足。

比如女性视角和女性意识的缺乏。早在《不明物》一书的评论中就有读者指出，魏思孝笔下的女性“要么美且骚，要么丑且贱”，是对女性的物化和丑化。小说不是道德标杆，这样的女性形象如果出于创作需要也无可厚非。但是这种对女性命运同情与理解的缺乏，在《都是人民群众》中的妇女群像一章，扎眼地暴露出来，并限制了小说的人物塑造和故事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