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玛扎西的家位于农科院宿舍，是一幢有着藏式风格装饰的二层小楼，10月22日下午，尼玛扎西的妻子拉琼，穿着一身黑色的棉外套，静静地坐在沙发上，忆起与丈夫的往昔岁月，泪水一滴滴掉下来。31岁的儿子阿旺次仁帮妈妈拿拭泪的纸巾，不多时就用了半包。
“他是无怨无悔、真心实意地去工作。除了工作，他什么也想不到。”拉琼说。
傍晚的阳光斜照进庭院，四周俱静，与丈夫几十年的感情生活，拉琼娓娓道来。
“家里整面墙都写满英语单词”
我们一路走来很艰辛，但是感情很好，生活得特别开心
新京报：你们当初是怎么相识的?
拉琼：我和他是同学，当时一起在咸阳民族学院的预科班读书，后来又考上西北农学院农学系。1986年7月，我分配到西藏农科院农业研究所工作，他被分到测试中心，一年后，他被调到青稞研究室，开始从事青稞研究。
新京报：他后来成为了西藏第一位农学博士。
拉琼：1995年，他考上了中国科学院综合自然地理研究所，硕博连读。他经常说，他很幸运地赶上了新时代，在党和国家的培养下，把他从家境贫困的孩子，培养成西藏农学的第一位博士，他感到非常自豪。
拉琼和儿子阿旺次仁接受媒体采访。新京报记者 吕文君 摄
新京报：你们当时的生活怎么样?
拉琼：在农科院工作的时候，他晚上下了班，骑着自行车到社科院听英语课，家里的整面墙都写满英语单词。当时我们的工资低，仍然坚持买磁带、英语书籍、录音机。后来就考上了加拿大莎斯克春大学农学院前往深造，本想着在加拿大连读硕士，但因为单位的要求就义无反顾的回国。后来他决定考研，就关在办公室学习，那时我每天过去给他送饭。我们一路走来很艰辛，但是感情很好，生活得特别开心。他考研究生那年，是个元月份，早上8点天还没亮，他点着蜡烛起来参加考试。
新京报：2001年他在尼泊尔国际山地中心任职，当时待遇很高，他还是选择了回国。
拉琼：当时单位需要他，这边缺乏相关的人才，他就放弃尼泊尔的薪酬，回来了。
“把家当成招待所”
他不回来，我也不吃饭，一直等他。他说，你心里想什么我都知道
新京报：2003年他成为农科院的副院长，之后的工作是怎样的?
拉琼：他工作特别忙，顾不上家里，儿子也顾不上管。阿旺读到三年级，成绩总是不及格，没有完成寒假作业，他爸爸生气了，拿筷子打他的手。
他很少有假期，周末也待在办公室。早晨从家里走的时候有点不好意思，说材料没整完，会早点回来，但他总是做不到。就算结束得比较早，他也是再去试验地转一下。他一心一意地工作，脑子里除了工作什么都忘了。他身体不好，我不知道怎么去说他，就说你应该多保重。他说，我事情特别多，做不完的话，更安不下心，睡不好觉。
他从年轻时就爱喝咖啡，后来为了提神，一杯里面冲三四袋速溶咖啡，一天喝十几袋。对生活，他没什么要求。我做什么饭，他就吃什么饭，儿子上小学的时候，他还有空擀面片、包饺子，他很会包饺子，但后来，他就忙的没时间做饭。
新京报：他经常下乡，对家里照顾得很少?
拉琼：他在办公室待得时间长，出差下乡的次数多。我有时候说他，你把家当成招待所一样，他说，我心思确实没在家里。
每次出差回来，他把箱子放下，马上跑到办公室。我说，刚回来还没休息，你怎么对身体这么不负责任?他说，我这算是好的，我还进来送东西，我的导师直接进办公室，根本不会到家里去。
因为他忙，里里外外的家务都是我干的。2008年家里房子装修，他签个字，就跑到宾馆和同事写申报项目的材料，其他都交给我。我让他去看一下，他说有什么好看的，装修师傅会处理好的。
他对这些事根本不上心。他一心一意地工作，除了工作，他好像想不起其他的事情。
新京报：你会怪他吗?
拉琼：有时当然会生气。有一次我做好了晚饭，等他回来吃。当时他在院里值班，使劲催也不回来，都快到晚上11点了，饭菜热了两三遍，颜色都变了。我当时真的生气了，就吼他，什么事都让你来干!他说好好好，马上回来了。好不容易见到人回来了，他一路上都在打电话，回到家跟我说对不起。
其实我的气也消了。我看着心疼，又觉得特别的无奈。我们经常晚上10点才吃饭，有时到11点才吃。他不回来，我也不吃饭，一直等他。他说，你心里想什么我都知道。
儿子在北京工作，有时也打电话安慰我，说妈妈不要怪爸爸，我们北京这边领导也是这么辛苦，领导就应该这样。
新京报：听说他做了胆切除手术，还有糖尿病，一直到现在每天注射胰岛素。
拉琼：有次他去北京，当时没带厚衣服，就得了重感冒，在小诊所里临时输液，之后得了糖尿病，医生说与输入过量的葡萄糖有关。
在成都的华西医院确诊为糖尿病后，每天他都要空腹打两针胰岛素。我们回到拉萨后，人民医院的医生让他本人过来办理相关减免药费手续，他一直没时间，我实在没办法，就拿着华西医院的检查结果，对医生说，求求你，他是农业科技人员，经常下乡，你们通融一下。
后来都是我替他去拿药，他从来没有去过。他总是说，我的药快用完了，我要去下乡，你帮我跑一下医院。他连药都没有时间去取，除了工作他什么也想不到。
新京报：你了解他为什么这么急迫地工作吗?
拉琼：我觉得他是心怀感恩。他总是说，国家把他培养成一个领导干部，还得到了那么多的荣誉，他有义务和责任干好工作，回报国家和社会。
“他非常爱我，我也是心甘情愿地支持他”
他说，作为妻子你是合格的，儿子如果能找到像你这样的妻子该有多好
新京报：工作之外，他有没有弥补过对于家庭的亏欠?
拉琼：以前我们穷惯了，直到现在看得都是减价、处理的商品，他喜欢优衣库的衣服，一件纯棉的衬衣破了好几个洞，仍然穿在外套里面。儿子说，别人看见会觉得寒酸，他说穿得舒服不舍得扔掉。
但他对我和儿子却特别大方。每次出差，他都给我买礼物。我们偶尔去商店，我喜欢的东西，嫌贵不舍得买，他不眨眼买下来。跟我说，你到了这个年纪，想吃什么就吃吧，想穿什么就穿吧。
他对儿子爱得很深，阿旺有什么要求我不同意，他都同意。只要阿旺喜欢的，他都买下来。他说有这样的儿子感到非常的骄傲。
有时候我操心儿子的婚事，他说，作为妻子你是合格的，儿子如果能找到像你这样的妻子该有多好。今年情人节，他给我打了2013块钱，“我爱你一生”的意思，我的心都醉了。
我们出去吃饭的时间特别少，偶尔有机会，他说全部依你，你吃什么我吃什么，只要你开心高兴就行了，你去哪儿我都陪你。
他在去吃饭的路上也用手机办公。他既近视又远视，手机的字体那么小，我就提醒他这样对眼睛不好。他曾说过，工作做不完，就算我回来陪你待在一个地方，我的心也不在那里。他的心思全部在工作上。
新京报：他给儿子的未来提供过哪些建议和帮助?
拉琼：实际上从小到大，儿子都很独立，自己住校，自己报志愿。包括毕业以后，都是凭自己考上了北京的公务员。我跟他抱怨，说把儿子放到那么远的地方，个人的问题什么都没操心过。他说，相信阿旺肯定会处理好自己的事。
新京报：他曾说过，每年只有藏历的新年能休息一下。
拉琼：他是个喜欢干净的人。每年藏历除夕都把整栋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做起家务来，他比我能干得多，但总是在除夕，或者我生病的时候，他才顾上干家务。藏历初一的时候，我们就穿着干净的新衣服，给科技人员拜年。
新京报：你们最后一次通话是什么情景?
拉琼：8月20号，我们上午一起散步，走到试验地，他给我介绍正在培育的一个青稞新品种，我当时还拍了照片。那是我们最后一次散步，没过几天，他就下乡了。
下乡的时候，他会带着一个小行李箱，装着电脑、咖啡、烟和药。隔几天我就给他打个电话，聊得很简短。他会说，今天挺好的，已经休息了，让我放心。我也不多问，怕影响他。9月4号那天，我打他电话，问他何时回来，他说10号。他当时在工作，我不敢多打扰，就连声说好，挂了电话。那是我们最后一次通话。
我心里想，他很快就回来了。9月5号那天，我还多买了肉和大白菜，心想如果他提前回来，准备包饺子吃。
我身体不太好，身体发虚汗，爬楼梯时，身子一歪就倒下去。他此前说过，北京有个治内分泌的医生，等到10月休假的时候，就带我去看医生，治好我的病。 我没想到他就这么走了。每天一睁眼，我还是不相信这个事实，还想着他会回来的。
新京报：他在你心中是什么样的?
拉琼：他是一个非常正直的、特别善良的人，他经常说，做人、做事一定要真诚，善待每一个人。如果有人需要帮忙的话，我们尽量要提供帮助。
对我们来说，他是一个优秀的丈夫和父亲。我和儿子都知道，虽然工作很忙，但他心里装着我们，深爱着我们。我也是心甘情愿地支持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