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讯（记者 戴轩）援藏第三年，于亚滨的心率降至正常值的一半，随时面临生命危险。这个指标吓坏了爱人，但她本人挺淡定，做好了装起搏器的心理准备，扭头回了雪域高原。
最初，于亚滨并非带着扶贫的任务远赴藏地，但是地广人稀、经济落后加上文化观念，当地的医疗环境与内地发达城市不可同日而语，因病致贫的例子比比皆是。三年时间，她和队友新建学科、新增手术、改革绩效，在当地打造了一家脱胎换骨的三甲医院。
回到北京两年后，于亚滨仍然保留着西藏情结。微信里收藏着藏语表情包，一个打招呼的表情，配字“扎西德勒（吉祥如意）”；和朋友聊起来旅行地的挑选，心里觉得去哪都不如去西藏。
前阵子，她作为北京首都儿科研究所副所长，前往西藏与当地医院签署合作帮扶协议。出了机场，暴烈的阳光扑面而来，同事怕她晒伤，让她去阴凉的地方待着，她却毫无不适应，只是喜欢、怀念，回到了“梦里都想”的雪域高原。
于亚滨帮当地居民看诊。受访者供图
带出西藏首个地市级三甲医院
2015年，于亚滨接到“组团式”援藏的紧急任务，带队奔赴西藏拉萨，一干就是3年。
在西藏，于亚滨的身份是拉萨市人民医院院长、党委副书记。短短几年，她带领援藏医疗队队员、当地医护人员，为这家诞生五十多年的医院不断灌入新的血液：新建急诊科、ICU、血透中心、CCU、感染控制科等12个学科；开展40多项新技术和多例疑难手术；彻底革新薪酬管理制度……2017年，改头换面的拉萨市人民医院成为西藏首个地市级三甲医院，也成了西藏“大病不出藏”的兜底医院。
在于亚滨心中，西藏民风淳朴，环境优美，本该是一个除了氧气什么都不缺的地方。但地广人稀的自然条件和较落后的经济水平，无疑造成了医疗资源的匮乏。缺乏好医院，增加了就医成本，加上宗教观念影响，当地患者求医意愿较低，有了病痛能忍则忍，拖到不得不上医院时，病情已经恶化。
2017年，一位老先生来院就诊。泌尿外科收治后，从他的膀胱里发现了直径10厘米的大结石，足有成年人半个巴掌大，在北京，这样的例子也十分罕见。
这种就医习惯加剧了患者经济负担，带来恶性循环。于亚滨到基层调研时，发现一位骨关节病的女患者，原本病情不重，但因不愿就医、自行错误服用激素，病情加重，瘫痪在床。家中三口人，孩子上学，爱人为了照顾她无法工作，一家人靠当地的补助为生。这样的疾病虽然不要命，却让家庭折损劳动力，极易陷入贫困。于亚滨联系骨科专家，收治患者入院，经骨科手术后，患者恢复了生活自理能力，家庭的照护负担随之减轻。
援藏三年 门诊量翻番
如何让当地老百姓愿意看病、能在家门口看好病，是于亚滨的任务。
第一个要解决的，是医院学科建设空白的问题。此前，一些疑难重症患者来院，由于科室、设备、技术不全，医生束手无策，只能外转。“北京队”抵达后，在医院外科增加神经外科学组，内科增加呼吸内科、肾内科、高原病科，医疗保健科增设了神经内科、内分泌科、风湿免疫科专业……
科室的增加，扩大了可收治患者的范围，提高了诊疗水平。以往，吞服除草剂自杀的死亡率几乎100%，2017年，一位吞服除草剂后陷入深度昏迷的患者被送到医院，在多学科综合治疗下，得以挽回生命。
原有强势学科也得到发展，医院儿科建成了高原上第一个规范的儿童支气管镜中心，为儿童肺部疾病的诊断提供有力保障。此前，医生无法得知患儿气管内具体情况，确诊肺结核都很困难，开药只能凭借经验。中心的成立弥补了这一短板，建设当年，一个14岁男孩得到救治，吸入肺里5年的笔帽被取出，继发感染的大量脓痰也被吸出，经过有效治疗，患儿最终痊愈。
一边建设新科室、引进新技术，一边“传帮带”，医院的诊疗水平得到明显提高。为了确保“火种”扎根，不要随着团队的撤离而消失，于亚滨还改革医院制度，用三年时间带领队员重新修订编制了近两百万字的医院规章制度和诊疗规范；为了提高医生积极性，她发动拉萨人民医院的医生去北京跟岗学习，亲身感受三甲医院的工作状态，并改变此前“大锅饭”的分配模式，推进医院绩效改革——哪个科室干得多、干得好，科室的医生就挣得多。
由此带来的变化肉眼可见。刚来时，整个医院有些冷冷清清，随着援藏推进，医生们的工作面貌焕然一新，原本最沉寂的科室也鼓足了劲儿，要求全员去北京跟岗，有的科室主任主动提出要新增设备、增开手术；门诊大厅变得越来越有“人气儿”，要求医生加号的患者越来越多。据统计，三年里，医院门诊增加了105%，出院患者数量增加了近60%，手术量增加40%，平均住院天数同比缩短1.5天。
对话
“这三年 我更加勇敢也更加自信”
新京报：你怎么看待因病致贫的问题？
于亚滨：因病致贫和一个地区的经济、医疗水平脱不开干系。西藏的医疗条件比不上内陆，这是很多因素造成的，西藏的面积占到我国国土总面积的1/8，总人口还赶不上一个朝阳区。
医学是一门实践学科，有足够的接诊经验，医生的水平才能不断提高。西藏地广人稀，限制了医院的发展，做高水平的卫生保健非常不容易。如果本来就穷，上医院也看不好病，加上当地宗教观念，把生老病死都视为现世的修行，求医的意愿更加低下，因病致贫也就比内地更加常见。
新京报：破解之道是什么？
于亚滨：这些年来，北京的支援模式是“组团”前赴后继地去，帮助他们把学科建设的短板补齐，北京的专家手把手传帮带，把技术留下。除此之外，最关键的是做好人的工作，激发当地医生的热情。刚接到评三甲的任务，我去动员各科室的时候，当时最优秀的学科负责人跟我说，你别那么累，不就是一块儿牌子挂上去，你们走了又回归原样。那时他们全员拿平均奖，医生工作积极性不高，后来我们做了一系列改革和制度规范，一年过去，医务人员的精神面貌全变了，不忙的时候都在主动培训、学习，前阵子回去看，这种热气腾腾的感觉仍然保持着。
新京报：后期你自己身体也出了问题，为什么还是留下了？
于亚滨：2018年的时候，我测出心率低到每分钟30次，正常人是60-90次。我爱人也是大夫，他急了，给书记打电话想让我撤回来，我就回北京做了个体检。这个数值肯定不正常，我当时也挺悲观，觉得可能很快就要装起搏器了，但不管怎样，我都不可能中途放弃。人活着不是为了活多长，而是经历更多、做更有意义的事，援藏是我人生中可贵的、幸运的经历，我觉得值得。
新京报：这三年，你自己有哪些变化？
于亚滨：更加勇敢，也更加自信了。援藏回来后，不管什么任务下来、有多困难，我都会觉得没问题，一定能克服。
新京报记者 戴轩
编辑 张畅 校对 卢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