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期间）还是得保持警惕，管住自己，少去人员密集处和通风不好的地儿。”

时隔5个月，“西城大爷”唐敬之和流调医生乔富宇摘下口罩“坦诚相见”。

6月11日，唐敬之确诊新冠肺炎，当时在近两月没有新增病例的北京掀起巨大关注，通过连夜流调，乔富宇和同事问出了新发地这一地点，为北京之后的疫情防控提供了关键信息。

直到现在，唐敬之对于自己的确诊还感到不解——在新发地，他只停留了20分钟。“这个病毒太狡猾”。北京刚出现病例时，他还不觉得严重，上药店看到口罩被疯抢，有些不以为然。直到6月10日深夜，接到医院复查通知、看着发热门诊的门在眼前关上，心里“咯噔”一下，知道坏了。

症状最重时，胸口像被堵住了，空气仿佛吸不进肺里，他曾一度悲观地想，自己恐怕过不去了。给他带来勇气的是医生，有的握着他的手给他打气，有的安慰他挺过这几天就没问题，有的每天都来病房探视，希望他“第一个入院，第一个出院”。

身边人没有感染是最让唐敬之欣慰的事。他被隔离后，疾控人员将他家中彻底消毒，孩子学校的老师主动提供心理疏导，家长自掏腰包买了菜送到家门口，他深为感激。康复后，有医生告诉他，你的血就是其他患者的救命药，他就捐献了200毫升血浆。

当下，唐敬之最大的心愿是疫情早日过去、生意回归正轨，他要邀请乔富宇去自己的餐馆小酌。

对话现场。摄影/新京报记者周博华

对话嘉宾：

“西城大爷”唐敬之：北京新发地疫情首例确诊患者

乔富宇：西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管医师，在唐敬之确诊当日参与了流调工作

“西城大爷”一直不相信自己会感染

唐敬之：（6月）6日我发了高烧，最多烧到过将近40℃，给我烧傻了都。生病前我其实没把它当回事。

乔富宇：今年二三月份疫情刚暴发时，你觉得它不会波及自己？

唐敬之：对，因为我觉得自己防控得挺到位，公交车几乎不坐。6月份突然确诊，当时确实接受不了这事实。治疗过程中，其实也想过自己可能不行了，挺悲观的。听说我不是（新发地聚集性疫情）第一例？

乔富宇：可能有另外病人出现症状相对较早，但是被发现的比较晚，你是第一个确诊的，也是最早拉响警报的。

3小时连夜流调找出“新发地”关键信息

乔富宇：我记得那个时候，咱们第一轮一起流调了三四个小时。你当时发着烧，三个多小时要不停地使劲地去想。我后来回忆这个过程，觉得有点像绞尽脑汁，你当时自己感觉怎么样？

唐敬之：我感觉，你一点点提醒，引导我把那么多天的细节想起来了。

乔富宇：你要回忆20天的行程，当时确实有几天挺难想起来。既往没有接受过这种调查的人，都很难一下子想得那么清楚，所以我们做了一个大大的表格，就跟填空题一样，每天填。

唐敬之：确实记忆有点模糊了那会儿。

乔富宇：6月1号有点想不起来了，想到你家孩子上小学，那天正好六一儿童节，对家长来说应该是挺重要的日子，你很厉害，我们一提这，你立马想起来了。

唐敬之：对，还是凭你的经验问出来的。

乔富宇：这是咱们双方努力的结果。之前我碰到流调很困难的病人，岁数很大，自己和孩子都说不清行程，也不用手机，很难用大数据查找信息。跟你的那晚我们收获很大，为后续锁定新发地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唐敬之：到现在为止，新发地的源头找到了吗？确定了？还是冷链的？

乔富宇：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定论。

唐敬之：我一直没想通自己怎么感染的，在新发地停留的时间不超过20分钟。

乔富宇：你在新发地感染的肯定没错，其他场所全部是阴性。至于为什么停留时间那么短也感染了，还需要进一步认识。不管是冷链传播也好，还是封闭空间的气溶胶传播也好，都是在我们和新冠打交道这么久逐步了解的。

“西城大爷” 唐敬之。摄影/新京报记者周博华

发病时觉得喘不上气医生的触碰和安慰让人踏实

唐敬之：我是（6月）11日上午去的地坛医院，当时医院里空空荡荡的，因为北京已经将近60天没有本土病例了。护士围过来都特热情，问你需要什么。

第二天，北京中医医院院长刘清泉就过来看我，刘院长人特别好，给我把脉，身体接触，没有防备我，那会儿我觉得特别贴心。

紧接着新发地的商户就来了，病房里马上就忙活起来了。下午我去做CT，做完紧接着就去了ICU，之前都是低烧，那时候体温开始升高了。到了第三天，朝阳医院的童朝晖院长，宣武医院的姜利主任，还有我的主治医生王宇主任，都来了。

乔富宇：这都是国家级的大专家。

唐敬之：是。那会儿是我最难受的时候，胸口憋得慌，怎么都喘不上气儿。说句实话，我没想到这病这么凶险。

乔富宇：当时我们俩通过一次话，挺明显的，第一天调查时中气十足的，那会儿气息完全不同了，我想病情可能有点儿重了。

唐敬之：是，那会儿有点害怕了，说句实话，特害怕。当时在病房里有一个大夫，他穿着防护服，我不知道他叫什么，但应该特有经验，他经历过SARS，安慰我说没事，说17年前病房里呼吸机、高流量这些设备都是没有的，条件没现在好，还说最难受的时候是从第6天到后来十来天，这段扛过去就好了。后来我亲身体会，他说得真准，特别准。

从ICU出来，我就进入了康复期，王宇主任很关心我，天天来，给我调药、问诊，刘清泉院长和童院长也经常来。

乔富宇：特盼你早点出院。

唐敬之：是，是，特盼。希望我第一个入院、第一个出院。

乔富宇：当大夫的心就是这样。

西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管医师乔富宇。摄影/新京报记者周博华

康复后 “西城大爷”捐献血液

乔富宇：刚确诊那会儿，你有没有感到压力或者顾虑？

唐敬之：早期压力还谈不上，那会儿我也顾及不到了，身体很难受。后来，我最担心的是爱人和孩子，怕他们也感染了。我孩子在育民小学，学校很贴心，校长亲自安排老师给做心理辅导。他们结束隔离后回家，家里都空了，没什么吃的，孩子同学的家长也不顾传染风险什么的，买了菜送到家门口。我们想着把费用给人家，对方也不要，到现在我都特别感动。

乔富宇：这就是雪中送炭。

唐敬之：真是，你看非亲非故的，等于社会给我们心理上物质上很大帮助。我的朋友也天天鼓励我，之前得过SARS的朋友也给我打电话，说没事，老唐你这身体没问题。

乔富宇：经历这次感染后，你对其他的市民有什么想说的吗？

唐敬之：还是得保持警惕，管住自己，少去人员密集处和通风不好的地儿。自己要锻炼，免疫力好了，即便感染好得也快。

得完这个病，我老觉得对社会好像有点影响，国家这么为我治病，我想回馈一点，出院以后也献了一次血，因为大夫跟我说，你的血对那些重症（患者）来说是药，我一听这话，义不容辞，肯定得献。

乔富宇：你对社会、对国家的责任心是非常难得的，是一个很好的表率。你在坚持各种卫生防控措施等方面也做得很好，是我们的典范。

唐敬之：这是我应该做的。其实这个病不可怕，除了发烧那几天有点天昏地暗之外，其余就像一个比较重的感冒。所以有发现自己不适，一定要第一时间去医院，让专业的人办专业的事，别自己待在家里头，这是最关键的。

疫情期间，疾控人员在现场开展工作。北京市疾控中心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