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几年中，全国各地兴起了许多扶贫产业，从扶贫车间到扶贫大棚，再到特色种植、地方产业……扶贫产业覆盖了农业、工业、服务业的方方面面。随着脱贫攻坚收官的临近，这些产业又该何去何从？日前，在由中国扶贫发展中心和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共同举办的“产业精准扶贫研讨会”上，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院长叶敬忠建议，在未来，要“建立产业扶贫巩固提升期，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加强社会治理和社会建设来提升贫困群体的发展能力和发展动力，以此建立产业扶贫的长效体系”。
光伏扶贫产业。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变化：产业扶贫开始多样化
“我国的扶贫工作在上世纪八十九年代就已经开始了，在那个时候，产业扶贫就是其中的重要举措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王晓毅说，“但最初的产业扶贫，更多关注农民的生计问题，在温饱还没解决的情况下，给农民贷款，或者支援化肥等生产资料，帮助他们提高产量，改善生活”。
进入本世纪，产业扶贫开始多样化，不再局限于农业，逐渐涉及到工业、服务业等产业，王晓毅说，“农村的市场化程度提高，使得产业之间的融合加快，但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农民和市场的距离也变远了，农村集市减少，销售要跑到更远的地方”。
近年来，随着精准扶贫的推进，扶贫产业也在不断变化。王晓毅介绍，“第一产业链比之前更长，公司的介入比过去都更强。第二产业发展多元化，过去更多注重农业产业，但现在有更多的类型，比如光伏、制造车间等。第三产业扶贫则吸引了更广泛的社会参与，特别是网络技术和信息技术，使得越来越多的人以各种方式参与到产业扶贫当中来。”
光伏扶贫。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闽宁镇正是扶贫产业发展和变迁的亲历者。1990年10月，宁夏南部山区西吉、海原两县的1000多户百姓，搬迁到首府银川市近郊的永宁县境内，他们也是闽宁镇的第一代移民。当时，闽宁镇人均收入不足500元，贫困发生率百分之百。也是从那时起，闽宁镇开启了产业扶贫。
闽宁镇镇长杨青介绍，“三十年来，闽宁镇这个移民镇，慢慢形成了自己的产业格局，涉及特色种养殖、光伏产业、劳动产业、旅游产业、商贸物流等多个领域，到2019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3970元。”
现状：4100多亿产业发展资金
自2013年精准扶贫政策实施以来，全国的扶贫产业飞速发展，政府、社会、企业、村庄，各个领域之间的壁垒被打通。
这其中，政府是主要的推动者，据国务院扶贫办的数据显示，2016年至2019年，40%左右的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投入产业扶贫，贫困县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超过1.2万亿元，用于产业发展的资金达4100多亿元，占34%。个别地区比例更高，如河南省今年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投向产业扶贫的比例达到50%。
甘肃土豆大棚。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金融资本更多地倾向了贫困地区，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6月，全国发放扶贫小额信贷6546.3亿元，惠及1653.5万贫困户。
政府资金撬动，金融资本下乡，更多的企业向贫困地区迁徙，新疆的喀什、和田等地，在短短几年中，结束了没有现代工业的历史。
一个遍布中国的庞大产业群，逐渐建立起来，截至6月底，全国90%的贫困村都有了自己的合作社，832个贫困县累计发展农民合作社68.2万家，直接带动2197.8万贫困人口增收。在中西部22个省份，就有扶贫龙头企业2.86万个，直接吸纳贫困人口就业82.4万人。从产业领域看，仅光伏产业，全国就有8万多座村级光伏扶贫电站，规模达1500万千瓦，每年发电收益130多亿元。
“这是一个农业的新业态”，山东菏泽市扶贫办主任蔡维超说，“菏泽最早的扶贫产业，是遍布乡村的扶贫车间，其初衷是让更多有能力的农民，在家门口找到活儿干。但到今天，这些原本相对独立的车间，已经成为一个集纳生产、就业、消费、服务、人才培育等多种功能的体系。这个体系，既是脱贫平台，也是民营经济的发展平台”。
未来：打破产业发展的瓶颈
7年前，湖南十八洞村，这个人均耕地不到1亩的湘西苗村，开启了产业脱贫的道路。7年来，村里人到处贷款、引入资金、建立合作社，发展苗绣、矿泉水、旅游等特色产业，到去年，村里每人分红1800元。村书记施金通介绍，2020年，估计每人分红可以达到2000元。
不过，受自然环境、市场意识等制约，十八洞村的产业，也渐渐接近瓶颈，施金通和十八洞的村民们也在思考，村里的这些产业，未来究竟该如何发展？
扶贫大棚。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过去的扶贫产业发展，主要是政府推动的。但同时，产业本身也是市场中的一环，如何应对市场风险，如何建立更加完善的产业机制，促使产业自身产生发展的动力，不断地更新自我，持续发展，是扶贫产业未来需要考虑的”，王晓毅说。
对于大多数扶贫产业来说，如何赢得市场，是产业存续乃至发展的关键。北京大学贫困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雷明表示，“产业扶贫，是精准扶贫方略五个一批首要的措施，在未来，仍要在精准上做文章。精准扶贫有三个层次，精准识别，精准发力，可持续发展。在精准识别上，过去我们已经做得很好。未来更重要的工作，是需要精准发力，建立有效的产业链条，把生产价值转变成市场价值，只有生产显然无法帮助村民增收，只有真正找到市场，才能够变成百姓的收入。当脱贫攻坚决胜之后，我们战胜了绝对贫困，面对未来的相对贫困时代、相对扶贫时代，我们的扶贫产业，还要发挥更多的作用，这就要求我们在品牌塑造、产业融合、产业链完善等各个方面，做更多的工作”。
云南种植的枇杷。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这不仅仅是十八洞村要做的，也是在乡村振兴中，所有村庄共同的问题，中国扶贫发展中心主任黄承伟说，“脱贫以后如何巩固脱贫成果，如何拓展脱贫的成果，如何从拓展脱贫成果再到全面振兴，全面振兴道路上怎么实现共同富裕。对于全国将近60万个村，特别是将近16.8万个薄弱村，确实需要一个更成熟更完善的发展路径”。
观点：重新认识产业脱贫
从上世纪八十九年代，到2013年开始精准扶贫，再到2020年脱贫攻坚全面收官，产业扶贫再一次经历发展和转变的关口，“整个社会，需要更加正确的理解和准确的讲述”，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叶敬忠说。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叶敬忠。中国农业大学供图
如何正确地理解产业扶贫？叶敬忠认为，“广义的产业扶贫，可以认为是通过产业发展，产生减贫效果。从这个意义上看，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或者说在整个社会都是如此。但同时，我们也发现，通过市场经济下的区域经济发展，不足以使一部分人实现长期减贫，这也就有了狭义的产业扶贫，它主要是一种组织和制度安排，是在产业发展过程中通过政府对市场机制的干预作用，使产业组织的主体，也就是企业和贫困户之间能够建立起利益联结关系，将贫困户融入到产业化过程和产业链各个环节当中”。
精准扶贫政策实施以来，政府推动下的脱贫产业不断发展，这些产业所产生的影响，远不止帮助村民脱贫，叶敬忠说，“产业扶贫作为精准扶贫的抓手，体现了以脱贫攻坚统揽社会经济发展全局整体性目标。这句话在过去这些年的实践中，已经得到验证。事实上，脱贫攻坚并非独立的事业，它和区域乃至全国经济发展是相关的。产业扶贫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实现部分贫困群体的脱贫增收，还在于通过产业发展促进移民地区快速发展。所以，我们今天回顾产业扶贫的历程，必须要对产业扶贫有一个整体性的理解。”
在叶敬忠看来，产业扶贫并不仅仅是地方政府的工作，也不仅仅是贫困户增收的问题，“产业扶贫组织模式是多样的，只要产业发展能够产生减贫效果，或者产业组织主体和贫困户之间建立利益连接关系，任何产业都可以参与到产业扶贫中。同时，产业扶贫在贫困户、社区、贫困地区之间形成了有机联结，成为系统而完善的产业体系”。
在这个体系中，不同的主体承担着不同的功能，叶敬忠说，“政府起着规划、指导、服务保障的作用，将贫困户和产业主体连接起来。贫困户则以务工、入股等各种形式，参与到产业的建立和发展中，贫困户自己也可以成为产业的主体”。
值得注意的是，在贫困人口参与产业发展的过程中，确实有一些地方存在参与度不高的问题，叶敬忠说，“这和贫困人口老龄化、文化技能水平不高等因素有关。需要一个过程，才能使更多人参与其中，所以，产业脱贫本身，也是一个综合性、持续性的工程”。
因此，叶敬忠认为，在脱贫攻坚即将收官之际，应考虑如何建立长效机制，使得产业扶贫在更长的时间里发挥作用，“产业扶贫长效持续实施当然面临风险挑战，为了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顺利衔接乡村振兴，有必要在夯实脱贫攻坚成果方面做出更多的工作。第一，建立产业扶贫巩固提升期，持续完善脱贫攻坚期的产业基础。第二，完善产业扶贫工作组织领导，探索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政府职能转变。第三，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实现乡村多元产业融合发展，促进贫困群体多渠道参与产业。第四，深化社会服务供给，实现产业扶贫支持保障体系的制度化建设。第五，加强社会治理和社会建设，提升贫困群体的发展能力和发展动力。”
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摄影 王巍
编辑 张树婧 校对 刘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