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文徵明，人们很容易想起“江南四大才子”这一称号。在沈周、祝允明、唐寅、王世贞等名流雅士前后辉映的时代，文徵明显然也是其中一位艺术巨人。
在正德四年，沈周逝世之后，同为40岁的唐寅、文徵明成为了苏州最著名的两位文人画家。正如周文翰在《文徵明传：苏州的风雅传奇》中所言，唐寅虽然诗、书、画风格突出，才华横溢，可是他因为科场案和个性狂放等原因，被视为道德有瑕疵之人或者狂狷之徒，没有如文徵明那样得到文人阶层的普遍好评。
对于文徵明的认识，与苏州这座城市息息相关，以至于人们在提到文徵明时，很难将其与北京联系在一起。事实上，在文徵明的一生中，还有三年半与北京有关。
作为艺术家的文徵明，无疑是非常成功的，但在仕途之路上，他的一生却颇为坎坷。文徵明一生参与了十次乡试，却屡试不中，蹉跎科场三十年。一直到54岁那年，才以被举荐的方式进入仕途，被授以翰林院待诏的职位。
翰林院有六名待诏，是从九品官员，月俸五石米，是翰林院里有品级的最低职位。据黄佐的《翰林记》所载，翰林待诏的职权是应对皇帝咨询、编写史书、抄写典册等事宜，“凡遇上宣问文义以备呼召，编摩誊写等事，亦如之史官之职”。
不过，像文徵明这样不仅没有考中进士，连举人都不是的文人能靠举荐进入翰林院，在当时极为稀有。但这一段官场生涯也并不能令人称心如意。对自己在北京为官的生活，文徵明更多的感受可能是后悔：在一首名为《潦倒》的诗中，他写道：
潦倒江湖岁月更，晚将白首入承明。
五更几蹙长安马，百啭初闻上苑莺。
北土岂堪张翰住？东山常系谢公情。
不须礼乐论兴废，毕竟输他鲁两生。
对比他在初入京城的路上所作的《留城道中有张良祠》，表达自己年纪虽大但仍然有到京城一展才华的心志“老去马迁心尚在，不妨书剑事遨游”显然大不相同。
那么，文徵明在北京都经历了哪些呢？本期的京华物语，选取了文徵明在北京的游玩经历，以及他赴京就任翰林院待诏后，受嘉靖三年（1524年）七月“左顺门事件”影响，想上疏请求致仕回家的部分。
以下内容节选自《文徵明传：苏州的风雅传奇》，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文徵明传：苏州的风雅传奇》，周文翰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20年4月版。
原作者丨周文翰
摘编丨何安安
嘉靖三年（1524年）七月“左顺门事件”中众官员被杖击、被贬官的惨烈，让文徵明萌发了请求退休南归的心思。在九月份给岳父的信中，他说自己想上疏请求致仕回家，但是担心别人非议或者牵涉朝中派系对立的局面，不敢贸然上疏。岳父担心他的身体情况，让文徵明之妻“三小姐”八月时乘船北上照顾文徵明，但是文徵明可能并没有接受这个建议，因为他已经打算次年就回家。这一时期给岳父、儿子的信里，文徵明频繁提到朝中官员被弹劾或者贬官、退休之事，对朝政变化感到担忧，指出嘉靖重用的张璁、桂萼等“二三用事之人方事报复，且言无不从。观其意，非尽逐好人不已也。举措如此，时事可知，我亦安能郁郁久居于此，决在明春归矣”。
《文徵明致丈人吴愈函》，22.9cm×30.8cm，（明）文徵明（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
使文徵明略微感到愉快的是与同僚游览北京的名胜，他曾经在夏日和秋日两次经过西苑（宫城西的御园，北海、景山等），分别写了《游西苑》《秋日再经西苑》两首诗。嘉靖四年（1525年）春天，侍讲陈沂（鲁南）、修撰马汝骥（仲房）、编修王同祖（绳武）邀文徵明一起进入西苑游览。这是因为陈沂在宫内给皇子教书，认识守苑官员王满，在他的带领下四人一一游览各处景色，让没有资格进入这里的文徵明大饱眼福，领略了皇家园林的风光。
文徵明觉得这次游览的经历十分难得，回到住所后根据记忆创作了十首诗，在每首诗前一一注明西苑景点的名称和概况，如第一首写万岁山（今天的景山）的题注是“在子城东北玄武门外，盖大内之镇山也，其上林木阴翳，尤多珍果，一名百果园”。
《西苑诗》十首其一“万岁山”全诗为：
日出灵山花雾消，分明员峤戴金鳌。
东来复道浮云迥，北极觚棱王气高。
仙仗乘春观物化，寝园常岁荐樱桃。
青林翠葆深于沐，总是天家雨露膏。
《西苑诗》十首其三“璚华岛”写的是今天北海公园内的琼岛，全诗为：
海上三山涌翠鬟，天宫遥在碧云端。
古来漫说瑶台迥，人世宁知玉宇寒。
落日芙蓉烟袅袅，秋风桂树露团团。
胜游寂寞前朝事，谁见吹箫驾綵鸾。
其他几首诗都是写琼岛和北海附近的建筑和景点，包括瓮城中的圆形建筑承光殿，璚华岛东北停放船只的龙舟浦，太液池东岸的芭蕉园、乐成殿，太液池南岸的南台、太液池西岸的兔园（山下小池中有石雕龙形喷泉）、平台（可以骑马阅兵）。
他在诗后的跋语中写道：“窃念神宫秘府，迥出天上，非人间所得窥视，列官禁近。而吾徒际会清时，遂得以其暇日游衍其中，独非幸与？然而胜践难逢，佳期不再，而余行且归老江南，追思旧游，可复得耶？因尽录诸诗藏之，他日邂逅林翁溪叟展卷理咏，殆犹置身于广寒太液之间也。”可见他已经有了回苏州的打算，十分清楚一旦离开翰林院，就不可能再有这样游览的机会。
到了秋天，他又和陈沂、马汝骥一同前往西山游览，创作了《游西山诗十二首》，一路写自己从阜成门出门，登香山、游览碧云寺、夜宿弘济院、游览玉泉亭等所见的景观。
失去官场人脉支援遭到冷遇
嘉靖四年六月，文徵明参与的《武宗实录》修撰完成后，皇帝赐宴礼部，他在多达97位编修人员中仅仅名列第62位，归入“誉录监生秀才十六人及续添誉录官十五人”之列，可见仅仅是抄写文字而已，只获得赏赐的白银五两、可做衣服的高级丝绸纻丝表里一套。按惯例，参与此事的官员大多可以升迁，之前也曾经有朋友建议他去拜会当朝显贵疏通关系，执拗的文徵明没有去走门路，因此也就没有获得升迁。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朝政变化以后，和他友好的中高级官员如林俊、乔宇、何孟春、杨慎等或退休或贬官、戍边，他失去了官场人脉的支援，又不愿意去取悦新势力，因此遭到冷遇。
《文徵明致丈人吴愈函》，（明）文徵明（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多种因素之下，文徵明辞官之意萦绕心头，有了在本年秋冬上书请求退休的打算，希望次年春天回苏州。不料因为之前请病假、请求退休的官员数量太多，嘉靖四年（1525年）九月十九日吏部尚书上奏建议“今宜遵照旧例，京官年七十以上、衰朽不堪任事者，方准致仕，果病不能行动者，方准养病”。这获得了皇帝的肯定。
56岁的文徵明觉得这个规定不可能坚持多久，但是他不愿在此时贸然违反新规，决定再等一段时间。他在给儿子的家书中提到：“我归兴颇切，而当道方以格律锢人，谓非七十不得致仕，非病危不得请告。”他还曾和当时担任内科中书的吴愈次子吴南谈到过自己回家的打算。年底时皇帝下诏征选名医子孙入朝，文徵明的女婿王曰都应试，通过礼部的考试后担任了太医院医士，他一直干到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才退休。
女婿、女儿入京让文徵明心情好了一些。嘉靖五年（1526年）三月七日文徵明任翰林待诏满三年，按当时的官员考核规定，先由翰林院列出履历（当时称“脚色”），由所在部门的主官翰林学士审核后，再去吏部复核（“磨勘”）以决定升降。文徵明说自己不愿意和部门最高领导翰林学士张璁见面，所以干脆不参加考核，心中已经打定主意要辞职，在四月一日给儿子的信里说“我是要归人……但待《兴献实录》有次弟，即上疏乞归。此时石湖风景常在梦中，若得遂请，胜于晋官也”。其实，从九品的待诏就算是考核合格升官，也不过是派到地方担任九品的县学教谕一类官职，对文徵明来说也是勉为其难，因此他只想把自己参与的《献皇帝实录》完成后就辞官回家，参与编著史书算是对自己为官三载一个交代。
让文徵明略感欣慰的是，这一年二月二十九日礼部主持的会试中，苏州府有11名文人考中贡士，三月十五日殿试，其中2人名列二甲进士，9人名列三甲同进士出身，这些新科进士中王守、袁帙和文徵明熟识。他们来北京时带来了文徵明家人的信件，其中王守居住在文徵明家附近的庆寿寺中，几乎每天都来和文徵明闲聊，袁帙也经常来拜会，给思乡心切的文徵明很多安慰。但是袁帙为了自己的前途，三次向他求书画以便送自己所在部门的官员，让文徵明颇不耐烦，觉得此人过分热衷仕途。当时，恰好苏州知府胡缵宗三年任满来北京参加吏部考核，也曾和文徵明以及王守、袁帙、陆粲、常熟人杨仪等新科进士一起聚会，赋诗唱和。
思乡心切，想要逃离“虎豹场”
在翰林院中，也有人看不惯未经科考就进入翰林院的文徵明。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中说，衡山先生在翰林大为姚明山（姚涞）、杨方城（杨维聪）所窘，时倡言于众曰：“我衙门不是画院，乃客画匠处此。”杨维聪21岁时考中正德十六年（1521年）状元，慈溪人姚涞是嘉靖二年（1523年）状元，当时都是翰林院修撰。
董其昌在文徵明所作《永锡难老图》的题跋中认为何良俊上述记述有误，和杨维聪一起讥讽文徵明的不是姚涞而是龚用卿。龚用卿在嘉靖五年（1526年）26岁时考中状元，当年被授职翰林院修撰，年轻气盛的龚用卿看不起白发的从九品小官文徵明。另外也传说因为北方同僚索画时不够礼貌，文徵明予以拒绝，因此才有了这样的流言。至于姚涞，他在文徵明退休回苏州时没有按惯例只写一首赠别诗，而是接连写下《送衡山先生马上口占十绝》和一篇《送文衡山先生南归序》，从语气可见对文徵明十分推崇，应该不会是讥笑文徵明之人。
此时朝政又有变化，嘉靖帝诏兵部尚书、左都御史，总制陕西三边军务杨一清进京入朝担任吏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内阁首辅，五月杨一清抵达北京城外时，满朝官员都前往拜会。文徵明父亲文林和杨清是同年进士且有交往，文林曾赋诗《京口公馆柬杨应年》，可见当年有诗文往来。
《出警图》（局部）绢本设色，92.1cm×2649cm，佚名宫廷画家（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正德十五年（1520年），无锡富豪安国曾经请文徵明题写两首祝寿诗送给辞职回到丹徒家中闲居的杨一清，文徵明在诗前的序言中提及父亲和杨是“同年进士”，彼此有“通家之情”，尽管这可能是文人写文章时按惯例攀关系的客套言辞，但是就当时文人、官员的社交习俗而言，文徵明完全可以以“故旧之子”的身份去结交位高权重的杨一清。
可是文徵明不仅没有去城外拜谒杨一清，后来在城内朝会、社交场合偶然见面也冷淡处之。传说有一次在社交场合杨一清见到文徵明，杨半开玩笑提到自己和他的父亲文林是朋友，为什么文徵明这么晚才来相见？文徵明回答说不是自己怠慢，父亲逝世后如果朋友旧交有书信慰问，自己都曾一一回复，意思是杨一清对自己父亲的亡故不闻不问，不能算是朋友。杨一清只能敷衍说这是自己的疏忽错误，文徵明如此和杨一清说话让周围的人感到震惊。由此可以看出文徵明去意坚决，不愿意继续留在北京官场发展，也不想讨好高官显贵。
六月，《献皇帝实录》编纂完毕，获赏赐的人员名单中，文徵明的名字排在“监生秀才”一列位置，按常例参与此项工作者均有可能升迁。有人劝文徵明去拜访当权者以便获得升职，文徵明予以拒绝，他没有获得升迁，仅仅是按照惯例获得一些赏赐的银币而已，还写了《实录成赐燕礼部》：
北府书成奏尚方，南宫拜诏许传觞。
青春照坐宫花丽，瑞露浮樽法酒香。
邂逅鸾台修故事，遂令牛走被余光。
浓恩恰似朝来雨，散作槐厅六月凉。
这时候他思乡情切，经常见于诗歌，和卢襄、陆冕等苏州府官员相会时也经常表露这种情绪，写下《与师陈夜话因怀行乡土师陈有诗次韵》《九日迎恩寺怀归》《愧故知》《病中有怀吴中诸寺》等怀念家乡风物、亲友的诗歌。《病中有怀吴中诸寺其二·竹堂寺寄无尽》：
东城古寺万枝梅，一岁看花得几回。
竹径三年无我迹，松门此日为谁开。
还应坏壁余诗草，只恐荒碑蚀雨苔。
凭仗山僧悬木榻，长安倦客且归来。
竹堂寺是文徵明熟悉的地方，他曾经和唐寅等友人多次游览。后来回到苏州后文徵明还曾多次到访，曾给竹堂寺僧人性空上人赠送所作《水墨写意十二段》。这一年中秋节他思乡心切，一直无法入睡，接连作了五首诗回忆苏州家中的玉兰堂、停云馆，回忆石湖的绿树流水。他感叹自己真不应该抛弃家乡的平静生活来到北京官场这个“虎豹场”中闯荡：
中夜无眠思故乡，梦成刚在玉兰堂。
深泥不恨无车辙，新水还堪着野航。
草色帘栊春雨足，绿阴门巷午风凉。
谁令抛却幽居乐，掉鞅来穿虎豹场。
《石湖图》（《明贤姑苏十景册》之一）纸本设色，23cm×33cm，（明）文徵明（北京故宫博 物院藏）。
“山如文债海诗逋，追骑飞尘出帝都”
嘉靖五年八月二十日、八月二十六日文徵明连续上了两道辞呈，表示自己身患痼疾“旧患痰眩等症不时举发，两足麻痹不能行立，目睛昏眊，视物不明”，不便参加早朝，也难以处理公务，请求允许自己退休养病，并举例说之前太仆寺丞姚永、太常寺典簿钱贵及南京户部郎中邵镗，都是年龄不到六十就因病无法供职的，请参照这一标准允许自己退休回家。这两次上疏的疏文都被吏部压下没有上报。于是九月二日他再次上书，以自己病重思念故乡为由请求准予退休，这一次这份上奏终于被批准了。
文徵明开始为自己的离开做准备，大概就像当时的许多官员退休一样，他需要把在北京买的房子卖掉，一一拜访友好的官员、同乡，参与亲友组织的饯别宴会，免不了要经常赋诗、送扇面之类。当时翰林院的惯例是凡是官员奉命出使、给假侍亲、养疾、致仕、迁官、贺寿和去南京当官，都会推举一位与当事人熟悉的官员写赠别的序文，他人也会按照惯例赋诗赠之，称作“例赠”。文徵明的同乡徐缙被翰林院同僚推举写了《送翰林待诏文君致仕还吴序》，和文徵明交好的同僚马汝骥为此赋诗九首赠别，黄佐撰写了《送文待诏归姑苏序》、姚涞也撰有《送文衡山先生南归序》，其他如陆粲、袁帙、顾梦圭等都有赠别诗。
文徵明于十月十日离开京城，正好黄佐也请假回家乡广东香山县探亲，于是两人同行。此时的文徵明十分想念家乡，他在《致仕出京言怀》中写道：白发萧疏老秘书，倦游零落病相如。三年漫索长安米，一日归乘下泽车。坐对西山朝气爽，梦回东壁夜窗虚。玉兰堂下秋风早，幽竹黄花不负余。他们沿着京杭大运河行船，到距离北京城约150公里处的潞河时天气已经变冷，河流结冰把船只冻住了，无法通行。两人只好停留下来，一住就是四个多月。两人在这里诗歌唱和，鉴赏书画，有时还一起参观附近的寺庙等景点。他们宁愿在这里居住等待而不是回到北京，或许是为了节省吃住费用，另外也可以免去应酬等人情往来的麻烦。
不过，黄佐看到有许多京城官员派人前来索求文徵明的诗文书画，让文徵明忙于创作，于是他作诗形容文氏“山如文债海诗逋，追骑飞尘出帝都”。文徵明还利用这段空闲整理自己在北京创作的诗歌，把怀归主题的三十二首诗手写成单独一册。
《品茶图》纸本墨笔，310cm×60.8cm， （明）文徵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到了次年春天约二月底，潞河之冰消解，文徵明和黄佐得以乘船南下。靠近临清的时候有一位素不相识的文官“兵备道”带领身背弓箭的士兵在路边迎候，非常显眼。他上船拜会文徵明时拿出丝绢求文徵明题赠作品，文徵明予以拒绝。这位官员又来请黄佐代为疏通，大概为了避免麻烦，文徵明还是留下了书画给这位官员。他们沿着京杭大运河的水路走走停停，到了三月才抵达扬州。文徵明在这里游览了平山堂等景点，之后回到苏州家中。
在北京的三年半，对文徵明的一生影响甚大。首先，他有了“翰林院待诏”的新身份以及附带的其他好处。像他这样举荐后被直接派到翰林院任官之人非常稀有，可以说是一种殊荣。虽然这个从九品的“散官”对北京官场资深的士大夫来说无足轻重，但是对当时的世俗社会和地方文坛而言，曾经在翰林院为官仍然是重要的资历，对提升他的社会声望作用重大，也会让他的润笔价格有明显提升。
当时和后世文人常以“文待诏”“文太史”称呼他，文徵明也每每于其重要或具有礼仪性的诗文画作中以此官职自称。如他为叔父文森撰写的《先叔父中宪大夫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文公行状》的落款是“侄翰林院待诏将仕佐郎徵明状”，为岳父吴愈所撰《明故嘉议大夫河南等处承宣布政司右参政吴公墓志铭》署名是“婿翰林院待诏将仕郎兼修国史雁门文徵明著”。
其次，他在北京见识了北京的皇家气派和官场风尚，北上和南下的路途也让他对南北文化、风貌、掌故有了新的认知，有了许多诗思。这一趟回家之旅是他诗歌创作的一个高峰期，他沿途写了许多诗歌，后来把一部分集合为《怀归出京诗六十四首》。而他在北京参加朝廷仪式、游览西苑等经历以及创作的《西苑诗》等诗文，彰显了他的地位，成为他日后社交的文化资本，他曾经多次书写这些诗歌。
第三，他在北京翰林院任职期间结识了一批新的士大夫文人，其中既有苏州府的新科进士，也有其他地方的官员，如他与黄佐、杨慎、薛蕙等在之后都继续保持交往。如大理寺副卿王暐向文徵明求画《勾曲山房图》，不久之后文退休回苏州，过了十几年王暐来信还提及此事，文徵明于嘉靖二十年（1541年）画了一幅赠送对方，算是完成了承诺。
本文节选自《文徵明传：苏州的风雅传奇》，较原文有删节修改，小标题为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原作者丨周文翰
摘编丨何安安
编辑丨王青
导语部分校对丨陈荻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