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中国粮食产量将连续第6年超过1.3万亿斤,产能再上一个新台阶。农业农村部总经济师魏百刚指出,今年全年粮食丰收已成定局,产量将达到历史最好水平,这也是连续第十六个丰收年。但是,一边是“十六连丰”,一边却是“制止餐饮浪费行为”、“节约粮食”突然成为年末国内的热点话题,这是为什么?年产1.3万亿斤的粮食不够吃了?对这个话题,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胡小松显然很有发言权。早在大约十年前,他就开始关注农产品产后损耗和多环节食物浪费问题,他的研究也为后来人们熟悉的“光盘行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与数据支撑。胡小松教授向新京报记者讲述,在庞大的人口基数面前,任何人的每一点浪费都可以触目惊心。“扔五个馒头的同时,也扔掉了一吨水。我们每年扔掉浪费的粮食,是2亿人的口粮。”采访胡小松教授的过程,像在做数学题,那些看上去微不足道的数量,经过一番乘除,都是天文数字,“这就是我们今天仍希望每个人在意粮食、节约粮食的意义。”

 

中午来食堂打饭的人们。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琳琅满目的能源代价

 

每天中午12点到12点半,是中国农业大学一食堂全天的用餐高峰,在这里就餐的学生大约有两三千人。吃一顿中午饭需要多少钱?有学生告诉新京报记者只需4.5元,“两个菜拼一起,再加一份主食,刚刚好。”

 

“如果学生们来得晚,赶上食堂快闭餐的时候,饭菜还会再打折。”一食堂负责人戴小明说,这是为了尽量不让做好的食物浪费掉。但与此同时,每天查看询问剩饭剩菜的品类情况,也是戴小明的工作之一,“得知道什么菜受欢迎,什么菜不大受欢迎,然后再改进嘛,这也是为了减少浪费。”

 

食堂里提示大家“光盘行动 从我做起”。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其实,除了涉农专业本身对于粮食的珍视外,农大的“光盘行动”也是有传统的。少有人知的是,中国农业大学就是全国性倡导杜绝浪费、节约粮食的起源地。


2010年时任全国政协常委的农大教授武维华曾在全国两会上提出“杜绝食物浪费是保证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措施,转变生产方式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改变不合理的生活方式。”根据中国农业大学在2006年-2008年进行的调研,保守估算全国每年浪费的农产品总量在20%-30%之间,之后的许多年里,“在全国开展杜绝食物浪费的活动”成了他在政协提案或发言的内容之一。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胡小松。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胡小松,从2011年开始关注农产品产后损耗和多环节食物浪费问题,他向记者介绍,我国水资源占全球水资源的6%,名列世界第四,但人均水资源量却位列世界百名之外,仅每人每年2300立方米;我国耕地资源居全球第四,而人均耕地资源只有世界人均值的三分之一。“简单形象地说,我们扔掉5个馒头,就相当于同时还扔掉了1吨水。浪费1公斤牛肉,就相当于浪费了汽车行驶80公里所产生的能源。”


“多年以来,我们通过科技以及农民的努力,让食品市场琳琅满目,以巨大的能源、资源代价产出了丰富的食物,但农产品收获后所形成的大量损失和损耗,特别是餐桌上的巨大浪费,就几乎可以瞬间让所有增产的努力付之东流。”胡小松说。

 

餐桌上的浪费不可小视。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人均每天2.54斤粮食够吃吗

 

“其实咱们这个国家,距离真正吃饱才刚刚过去不久。”胡小松说。

 

1993年,全国油粮不再统购统销,粮票正式退出历史舞台,这也标志着国内物资匮乏的时代彻底结束,人们终于吃饱了饭。

 

27年之后,全国粮食年产量将连续6年超过1.3万亿斤。如何得知中国人是否真的吃得饱、吃得好?有人习惯于用粮食年产量来计算我国14亿人每天的口粮数量,计算结果为2.54斤,这意味着无论老幼,1.3万亿斤的粮食都能保证我国国民的饭碗。

 

但在专业的学者眼中,这样的计算方式未免简单粗暴。

 

“问题在于,这样的计算方式,忽略了其他农副产品的生产代价。”胡小松向记者举例,生产1公斤的牛肉,需要7-9公斤的粮食去转化,生产1公斤的鸡肉,需要2.7-3.7公斤的饲料(粮食)去喂养,而1公斤鸡蛋呢?“需要有不少于1.7公斤的粮食去喂鸡,总的算下来,你知道我们国家现在一年要吃掉多少肉吗?就说猪肉,一人一年大约就得吃掉半头猪。鸡肉的话,一人一年得吃掉十只鸡。”

 

胡小松说,这意味着14亿中国人,一年将消费近6000万吨猪肉,同时也消费近3000万吨鸡肉,还有7000万-8000万吨的鱼肉。“这些都要用粮食换,当然,还有3700万吨的食用油,其中近三分之二靠的是进口。”

 

在当下,年人均粮食400公斤,是国际上认可粮食安全标准线,如果按照这个标准计算,我国年人均粮食470公斤已经高于标准线以上,似乎可以高枕无忧。然而胡小松提醒记者,现状是,我们生产的两亿多吨玉米,有85%是作为牲口的饲料粮,以及水稻加工成大米产生的大量米糠和小麦加工成面粉所产生的大麸皮,以及进口的一亿吨大豆转化成了上千万吨的食用油,而剩下的豆粕,也成了猪牛羊和鸡鸭鱼的口粮,保障着我国肉蛋奶的需求。

 

倒退13年,2007年的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当时美国人均食物消费量大约折算粮食量是1046公斤,“如果按照这个数字计算,我们也可以算一算,14亿人如果都达到这个水平,我们的缺口还有多少?”胡小松说。

 

人均1046公斤的粮食折算量,这意味着我国年人均粮食数量需要在现有基础上再翻一倍多。“而现实情况是,我们的耕地不可能翻倍,水资源不可能翻倍而且只会越来越少,拖拉机的柴油能耗不可能缩短一半。”胡小松说,我们必须要用更少的耕地、水、农业投入物、能源代价和劳动力,去生产更多、更丰富多样、更营养安全和更健康的食物。这一切只有依靠科技进步和创新。

 

产前损耗触目惊心

 

无法开源,但还有太多领域有节流的办法。

 

胡小松首先讲到了农业生产的产前,“我们在种地的时候,这个种子其实也是粮食,如果每亩地能在合理的基础上少用一些种子,那么因为我国耕地面积的基数大,节约的粮食数量也会很吓人。”以小麦为例,我国平原与丘陵耕种每亩小麦所需要的种子数量差异较大,而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我国2019年全国种植小麦的面积为35595万亩,若每亩地可以节约1公斤的小麦种子,那么这一季也就省下了约3.5亿公斤的粮食。这是什么概念?也就是说,按照我国现阶段年人均粮食470公斤来计算,省下这些粮食,就是省下了约74.4万人一年的口粮。


而另一项触目惊心的浪费发生在收割期。“等到夏收秋收的时候,即便我国主流的收割方式是机械化收割,但在收割过程中也会发生粮食损耗。”胡小松告诉记者,目前一些发达国家的收割设备,基本可以保证收割损耗不超过1%,而一些国产设备的收割损耗却在3%-5%左右,能不能着力去提高2-3个分点呢?

 

为什么说这个数字触目惊心?胡小松向记者介绍,现阶段我国粮食产量连年增长,每年亩产的增长幅度基本在3%-5%之间。“而这平均3%-5%的损失,也就把好不容易的增产幅度大大打了折扣。”

 

这并非危言耸听。以稻谷为例,据相关文献资料显示,在我国稻谷主产区,无论粳米还是籼米,收割过程中的机械损伤和撒漏损耗都在2.5%-3%之间,而一些小农户的损耗则超过4%。而据联合国农粮组织2019年发布的《世界粮食及农业状况》,全球约14%的粮食在从生产至零售环节之前被损失掉,在东亚及东南亚,从收获后到流通阶段的粮食损失约有8%。

 

而在运输、仓储环节,蔬菜水果有20%-30%的损耗浪费,也有5%-10%粮食没能走向下一个环节。

 

中国农业大学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发中心。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一年扔掉2亿人的口粮,汇成这个数字的不仅仅是餐桌上,也包括了粮食生产和贮运加工从农田到餐桌各环节的过程。在今年9月份的一次全国人大调研会议中,胡小松发言时强调,食物浪费不仅是餐桌浪费,也可归为产前、产中和产后。而对于产后领域各环节,长期以来我国在农业产后领域的科研投入和重视程度还远远不够,胡小松认为,在未来,国家应在战略层面从宏观到微观高度重视农产品收获后减损降耗增值问题。

 

越精细越浪费

 

在接受采访过程中,胡小松还向记者提及了粮食加工环节的损耗数据。他提及存在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富强粉”,“当时百姓们可能过年的时候才能吃到,比标准粉白一些。富强粉分为两种,一种叫做‘88粉’,一种叫做‘85粉’,这个数字代表的是每100公斤小麦的出粉率。在每100公斤小麦出85公斤面粉的这个加工层面上,其实已经损失了全麦营养综合的15%-25%。”

 

“不知为什么,现在人们要去讲究面和米的精,细,白。100公斤小麦只能加工出70来公斤,或更低。这可是食物营养的大量浪费啊,这种过度加工下,实际上在入口前,小麦的整体综合营养已经被损失掉了50%-60%。”谈及这些,年到花甲的胡小松显得非常无奈,他向记者讲述,自己搞不懂,也无法理解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会选择“麦芯粉”,“感觉百姓们是不是缺少常识到失去理智了?”

 

在加工过程中,除了营养代价,人们还需付出能源代价。水稻方面,胡小松讲述,从稻米到糙米的加工过程,大米重量减少10%-15%,而营养物质的流失不会超过15%。而当糙米加工成白米,会淘汰一部分碎米,在自身重量减少5%-10%、能耗大幅增加的同时,还会造成30%-50%的营养流失。而国家标准中却把一次次碾白等工序冠以“加工精度”的美名,把“一级”,“二级”冠之为“精碾”,“三级”就只能被称之为“适碾”,胡小松说,“这样的标准导向是不是存在误导?是不是应该尽快改一改了呢?”

 

这不是大米加工的尽头。要达到消费者满意的“油光锃亮”的大米,还需经过两三道抛光。“每抛光一次,每吨大米就会消耗约20度电的能耗,营养物质也会进一步流失。那么最终剩下的是什么呢?只有碳水化合物和淀粉。”

 

新京报记者获悉,自1978年关于大米的国家标准开始实施以来,经过了1986年、2009年和2018年的三次修订。在2018年的修订版本中,标准对大米的加工精度设置了上限,调减了杂质最大限量等指标。但记者也注意到,在一些获得地理标志产品大米的现行执行标准中,也在加工工艺要求中,表示“亦可有抛光或色选”。

 

胡小松指出,在人们要求谷物粮食更细、更精、更好看的同时,粮食在加工过程中损失掉的营养也就越多。他向记者强调,所谓“精碾”和加工精度“精”字,描述的只是加工程度,“在某种程度上,产业用这样的字眼词汇,会对消费者产生误导,这是产业在向不科学的方向发展。”

 

西方之问与警惕之心

 

关于中国粮食安全的问题,一直存在着“西方之问”。

 

1974年,第一次世界粮食会议在意大利罗马举行,当时的中国只有10亿人口,多国专家预测中国不可能以占世界总量7%-9%的耕地面积养活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1994年,时任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的莱斯特•布朗也曾写书发问《谁来养活中国人》。这本书对中国的农业状态进行了多方面的分析和预测,包括他预言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状态下,粮食产量将在未来减少五分之一,不足以供给中国人口。

 

而事实是,在距离1994年之后的26年里,我国粮食作物产量一直在缓慢增长,总产量将连续6年超1.3万亿斤,这个数字比1994年的粮食总产量增加了4000亿斤。目前,国内粮食库存消费比远高于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17%-18%的水平,粮食库存可以满足全国人民一年的消费水平。我国用占世界7%-9%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0%的人口。

 

2020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国,春夏之交重大病虫害偏重发生,南方汛期时节又遇洪涝,到了八九月份,东北玉米产区又遭遇了台风三连击。很多人注意到,国家开始宣传提倡节约粮食、光盘行动。在这样的节点,重提粮食安全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在网络社交平台上有超过30万人浏览关注。

 

新京报记者也曾试问胡小松教授同样的问题,他看懂问题背后的担忧,答复说,“不用怀疑,我们的粮食很充足。”

 

于专家学者眼中,某种角度上,这似乎也是一个“西方之问”。胡小松进一步解释,西方之问持续了几十年,各种惶恐的声音甚嚣尘上,实际上我们完全可以养活自己,甚至大量出口的农副产品也能养活其他人口。“不过在另一个角度看,这样的担忧也不完全是坏事,它也在不断地向我们敲响警钟。”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我们永远都可能会有粮食安全的危机,但这并不是因为供给不足。”胡小松说,即便十六连丰,即便我们如今可以储备14亿人一年的口粮,我国也没有资本浪费粮食。“纵然富有,所有人也都须知道,我们每天扔掉的食物,是无数辛苦的劳作、科学工作者夜以继日的付出,还有不可再生的、属于全人类的资源。”

 

新京报记者 田杰雄

编辑 张树婧 校对 柳宝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