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讯（记者 王俊 徐美慧）日前，山东德州22岁女孩方某洋因未孕遭长期虐待致死事件引发广泛关注。

据报道，自2018年以来，方某洋因不能怀孕，被丈夫、公婆以打、冻、饿、禁闭等手段予以肉体上和精神上的摧残，致使方某洋在营养不良的基础上，受到多次钝性外力作用，导致全身大面积软组织挫伤死亡，情节恶劣。

一审法院判决认定被告人犯虐待罪，分别判处公公三年，婆婆二年二个月，丈夫二年，缓刑三年。被害人家属认为量刑明显畸轻，向德州中院提起上诉，德州中院裁定发回禹城法院重审。

该案以虐待罪认定是否合适？虐待罪与故意伤害罪如何区分？在方某洋长期遭受家暴虐待的过程中，为何没人阻止？《反家暴法》实施已四年有余，恶性家暴案件仍然频发，究竟该如何给家暴“刹车”？

以虐待罪定罪是否合适？

长期从事反家暴工作的北京市振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理事李莹认为，该案一审判决以虐待罪定罪，“我认为其实是不妥当的。”

李莹解释，方某洋案中存在一定虐待行为，包括检查出营养不良；其中也存在一定的故意伤害行为。“在方某洋死亡前的那一次家暴是非常严重的，而且直接导致了其最后的死亡。”

长期从事反家暴研究的中华女子学院法学院讲师刘永廷也表示，根据目前已披露的信息，犯罪嫌疑人实际上构成了虐待罪以及故意伤害罪。“方某洋结婚后被发现不能怀孕，其丈夫、公婆就开始对她进行各种虐待，包括打、冻、饿等。根据报道，方某洋一开始160斤，被殴打致死时只有60斤，肯定遭受了长期的非常不人道的对待，才导致身体如此营养不良，因此构成虐待罪。”

此外，方某洋受到多次钝性外力作用，导致全身大面积软组织挫伤死亡。刘永廷表示，“我个人认为这是一种故意伤害。因为一个1米75左右的青年只有60多斤，仍对她进行殴打，正常人会考虑身体承受能力，所以被告有故意伤害的嫌疑。”

李莹称，这是一种非常严重的故意伤害行为，甚至可能涉嫌故意杀人。目前案子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绝对不仅是只是虐待，可能既有虐待又有故意伤害，可能涉及数罪并罚的问题。

量刑是否畸轻？

在实践中，虐待罪和故意伤害罪较难区分。“如何准确区分在于判断犯罪嫌疑人主观上是一个什么样的故意，以及是否是长期、逐渐发生的一种行为。”刘永廷说。

“虐待是轻罪，故意伤害罪是重罪，应该是重罪吸收轻罪，而不是最后按轻罪来判处。”李莹说。

一审法院判决认定被告人犯虐待罪，分别判处公公三年，婆婆二年二个月，丈夫二年，缓刑三年。这一判决被认为量刑明显畸轻。

李莹解释称，主要还是因为该案与家庭暴力有关，涉及家庭暴力案件的定罪中存在罪轻化的倾向。

“家庭本身是让人感到温暖和安全的地方，但最后成为了受害者的地狱，”李莹说，“家庭不是一个保护伞，家庭之间的暴力行为社会危害性实际上非常大。”

李莹建议，应该提高虐待罪的法定最高刑，以增加家暴施暴者违法成本。

强制报告为何失灵？

在方某洋案中，其长期遭受家庭虐待的情况，为什么没有在早期被发现、被干预？

刘永廷表示，虽然《反家暴法》已实施4年有余，但家暴案件仍然较多，“尤其是疫情期间，家庭暴力案件更是频发。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反思一下《反家暴法》里一些制度可能在一些地方没有落地，没有真正实施起来。”

在方某洋案中，据报道是当地村支书电话通知其家属方某洋死亡的消息。“实际上，日常生活中，一个人遭遇了什么可能只有在社区里生活的人才能知道。”刘永廷说。

根据《反家暴法》第十四条，学校、幼儿园、医疗机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救助管理机构、福利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发现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家庭暴力的，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应当对报案人的信息予以保密。

也就是说，方某洋所在村的村委会负有强制报告的责任，然而在方洋洋案中，强制报告制度不见踪影。

李莹认为，应该反思对于方某洋这种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监护人对他们实施暴力、实施侵害的时候，国家怎样有效地介入。

“在方某洋案中，强制报告制度也落空了。为什么一些好的制度却没有真正施行起来？”刘永廷分析，强制报告制度没有落地的原因可能有三，一是相关法律宣传不到位，相关人员对家庭暴力的认识及自己要承担的强制报告义务不太清楚；二是负有强制报告义务的单位怕得罪加害人；三是不履行强制报告义务所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并不重。

新京报记者 王俊 徐美慧

编辑 陈思 校对 薛京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