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观点：
1、深圳40年在经济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但如何晋升为世界闻名的大城市，还面临较多挑战。这些挑战不是短期采取一些措施就能立竿见影解决的，很多需要长时间的努力和积累。
2、未来的对外开放最主要是要对标国际规章制度，考虑双赢和对等，不能只对我有利的开放，对我有挑战的或我不需要的就不开放，国际合作要考虑双方的利益。
3、对于中国来说，现在重要的是如何进一步融入世界，进一步展示出我们在强大之后，仍然能够跟世界和平相处，能够为世界带来发展机遇。这是缓解中美矛盾以及中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矛盾的关键。
“对于中国来说，现在重要的是如何进一步融入世界，进一步展示出我们在强大之后，仍然能够跟世界和平相处，能够为世界带来发展机遇。这是缓解中美矛盾以及中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矛盾的关键。”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院长海闻近日在接受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
经过8年谈判、覆盖15个国家的RCEP协议终于签署。海闻表示，RCEP协议表明了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姿态和决心，也进一步表明了中国愿意按照世界规则跟其他国家一起来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举动，产生的正面影响非常大。
展望2021年的中国经济，海闻表示，今年第一季度受疫情影响，全球经济及中国经济都出现了负增长，由于基数较低，明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将出现超过10%的正增长，全年经济增长至少会达到8%。
如何通过更大的改革和开放跟世界各国实现合作共赢，是一个挑战
新京报：今年是深圳经济特区成立40周年，你认为深圳特区不断发展进步的关键因素是什么？怎么看待其进一步发展面临的挑战？
海闻：深圳取得成就源于三方面，一是相对自由的市场体制。宽松的户籍限制使得劳动力的流动相对自由。“来了就是深圳人”，有利于吸引各类人才。较大的对外开放程度则吸引了很多外资和内资。
二是充分发挥企业的作用，尤其是民营企业。深圳发展最快、做得最好的企业几乎都是民营企业，如华为、腾讯、比亚迪、大疆等，还有很多小的不出名的民营企业。它们是经济增长的活力源泉。
三是政府做好服务工作。对比很多地方特别是一些落后地区，政府动不动就去管企业，给企业提各种要求，限制企业发展，深圳政府更加宽容，并且主要是为企业提供服务，管好政府该管的事情。
深圳的进一步发展主要面临两方面挑战。第一，如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让市场发挥促进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政府解决好“市场失灵”。市场本身不是完美的，经济发展越快，包括贫富差距、环境破坏、公共设施不足等公平性、外部性、公共性等一些市场失灵的问题就会越突出，但政府管得太多又容易妨碍创新和发展。目前为止深圳政府做得较好，在公共设施建设、贫困人口上学、医疗和住房方面采取了很多措施，但未来能否继续处理好市场和政府、创新和监管、发展和均富等问题，仍是一个挑战。
第二，如何促进教育科研、医疗卫生、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发展，使深圳拥有可持续增长的动力源，真正成为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的国际化都市？目前，深圳在经济发展方面走在前面，但一个城市持续长久的发展离不开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和基础科研；而且城市发展到一定程度，怎么能够吸引并留住人才，需要医疗、文化、艺术等多方面的综合发展。这些都是深圳成为世界一流城市的挑战。
毫无疑问，深圳40年在经济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但如何晋升为世界闻名的大城市，还面临较多挑战。这些挑战不是短期采取一些措施就能立竿见影解决的，很多需要长时间的努力和积累。
新京报：如果扩大到全国来说，你认为中国经济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发生了哪些新变化？
海闻：中国的改革是从经济崩溃的边缘开始的，首先解决的是短缺问题和贫穷问题。初期对技术的要求不高，企业发展相对容易，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各个阶层都从改革开放中获益，改革的理念和措施也得到绝大多数人的支持。
现在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物质生活基本得到满足，要解决的是满足人民追求生活质量的问题，要解决的是更好和更优的问题。一方面会给现代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的发展带来很多机遇，另一方面也会使一些利益集团在新的改革和开放中遭受损失。因此，不是所有人都会支持改革，未来的改革和开放难度会更大一些，这是一个挑战。
另外，跟深圳问题类似，全国经济的发展也会出现很多“市场失灵”的问题，即市场解决不了的问题，而且市场经济越发展，这些问题可能变得越严重。市场的机制是奖励能干的和肯干的，干得好就赚得多，干得不好收益就少。一些公共产品、基础设施，很难通过市场办法来解决等等。但是，如果一看到市场经济出现一些问题，就用管制和控制的手段去解决，一看到民营企业出现问题，就用国有企业或政府直接去替代，就会破坏市场机制和扼杀民营企业创新创业的动力。
因此，当市场发展到一定程度出现一些问题后，怎么来解决也很重要。这也是个非常重要的挑战。
对外开放中也有新的机遇和挑战。原来中国劳动力成本比较低，发达国家对中国开放市场，劳动密集型商品的出口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现在我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经济实力也越来越强，原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竞争力下降，很多产业转移到了东南亚国家。我们现在开始出口的，主要是具有一定科技含量的制造品。虽然出口产品的附加值高了，但同时也更困难了，因为这些产品恰恰是发达国家具有优势的产品。我们跟发达国家形成了竞争，发达国家也就不会像原来那样友好地对中国开放市场了。现在的国际氛围是希望中国更多地承担责任，而不是为中国提供市场和提供帮助。我们如何通过更大的改革和开放来跟世界各个国家实现合作共赢，这又是一个挑战。
不能只对我有利的开放，对我有挑战的或我不需要的就不开放
新京报：疫情影响下，逆全球化的思潮明显，甚至涌现了一股“去中国化”的说法或趋势，怎么看待和理解该趋势？
海闻：逆全球化或者说反全球化的力量始终存在，因为全球化涉及各个国家的资源重新整合，而每个国家中都有在全球化中受损的利益集团。比如，发达国家的劳工组织始终反对全球化，他们把国内的失业问题归结为对发展中国家的开放。特朗普上台后，一直说中国“偷了”他们的工作。
当然，我认为这是一个伪命题，因为在新冠肺炎的疫情暴发之前，美国的失业率已降到自然失业率之下，实现了“充分就业”，何来失业？
虽然反全球化始终存在，但近期的一个趋势是，很多反全球化是针对中国的。其中有几个原因：第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已经展现出一个强大的形象，包括经济力量、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
第二，中国的意识形态、政治体制、经济体制跟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不同，所以他们比较担心中国进一步的发展会影响世界的体制和价值观。
第三，随着中国越来越强大，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期望值和要求也在提高。中国当年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市场经济还不发达，很多规章制度跟世贸组织并不完全吻合，但那时西方国家觉得中国比较弱，对他们不构成威胁，所以对中国的要求不是很高。现在他们认为中国发展了，应带头遵守各种规章制度，承担更多社会责任。
此外，疫情的暴发使得各个国家之间的供应链暂时出现中断，不少国家在国家安全，经济安全以及保护本国企业的考虑下，希望逐渐减少对中国制造品的依赖。
新京报：中国应该怎么做？在您看来，未来我们还有哪些领域的开放待推进？
海闻：最主要的是要对标国际规章制度来进行改革和开放。
虽然我们的农村还很穷，但是作为国家整体确实非常强大，人家现在不把你当作发展中国家，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要求中国的贸易壁垒进一步降低，还有公平竞争的问题，外企跟中国企业享受同等待遇的问题等等。
未来的对外开放最主要是要对标国际规章制度，考虑双赢和对等，不能只对我有利的开放，对我有挑战的或我不需要的就不开放，国际合作要考虑双方的利益。从其他国家的角度来讲，他们有比较优势的领域也希望进入中国市场来赚钱，我们给不给？
新京报：今年下半年以来，我们一直在强调国内国外双循环，但是国内也对此产生了一些争议，你怎么看？
海闻：“双循环”其实并不是什么新的东西，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始终是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都存在。最近强调双循环，实际上主要强调要充分利用国内市场。
提出“以国内循环为主”战略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原来以出口为主导的经济遭遇阻力。比如，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对中国部分高科技产品和公司进行打压；且疫情期间，很多经济交往和产业链中断，我们也不确定疫情多长时间能够缓解，也不确定中美关系什么时候能够有所改善。
二是国内市场发展的时机到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本国的市场也就慢慢成熟，中国现在市场购买力相当大，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本身也有能力建立一个比较完备的工业体系。
“以国内市场为主”，既是大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也是应对当前反全球化、去中国化以及全球疫情没有得到控制的发展战略。如果疫情一直没有很好控制，中美关系以及中国和西方的关系得不到缓和的话，国内市场是有能力让中国经济进一步得到发展的。
新京报：具体的突破口在哪里？
海闻：从两个角度考虑:在扩大需求方面，一是要打破地方保护，建立国内统一市场。中国虽然人口众多，市场很大，但并不意味着这是一个比较畅通的市场，例如，许多省市存在着地方保护主义，外省的商品和服务很难进入。真正实现内循环，必须要打通国内的流通渠道。
如何去掉地方保护？可以通过法律来禁止地方保护主义，最重要的是要解决地方政府的收入来源问题。许多国家地方政府的收入来源主要是房产税和销售税，所以无所谓企业在不在本地注册，也不在乎其他地方的企业来本地发展。但是中国的地方税主要来源于当地产业。保护地方企业，实际上是保护地方政府的税收。要想打破地方保护建立统一的、流通顺畅的国内市场，可能需要进行税制改革。
二是要提高中国老百姓的购买力。现在居民收入在增加，但工薪阶层的所得税率仍高，税收起征点又低。怎么能够进一步的减税，提高居民的实际购买力，让国内市场有能力消费这些产品和服务？
从供给角度来讲，要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不断生产高质量的商品和服务，替代进口的商品和服务，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物质和精神追求。
新京报：民营企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海闻：“双循环”中民营企业可以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尤其在“补短板”方面。民营企业的机制决定了他们既有利润的动力，又有竞争的压力去不断寻找市场，不断创新产品。民营企业对市场的灵敏度很高，知道人民群众需要什么样的产品和服务。因此，在“双循环”的战略中，在未来经济的改革和发展中，要充分发挥民营企业的作用。
对此，政府要切实提供相应的服务。虽然我们一再强调民营企业的重要性，但在实际操作中，民企在贷款方面、在融资方面，甚至在找一些政府项目方面，或多或少还存在困难。
明年中国经济至少实现8%以上的增长
新京报：疫情冲击下，中国经济率先修复，不少经济指标都已经由负转正，展望明年，你怎么看？
海闻：今年第一季度受疫情影响，中国经济是负增长。二、三季度实现了正增长，但都没有达到往年的正常状态。当疫情完全被控制以后，经济增长还会回到正常的轨道上。
因为今年第一季度增长率是负的，基数很低，明年第一季度同比增长一定超过10%，甚至15%的增长都有可能。明年全年可能会超过10%，至少会实现8%以上的增长。
新京报：增长的质量怎么样？
海闻：明年的增长应该可以回到正常轨道上来。现在看来，即使在国外疫情没有控制的情况下，我们的出口增长也会较好，因为国外经济不景气，他们的生产能力也受到影响，需要从中国进口商品。中国近几年出口高科技产品，尤其是向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我觉得会继续增加。
从这个角度来讲，国内的需求是保底的，国外的需求也并不会因此而降低太多。由于今年基数较低，所以明年经济增长会特别高，但是后年又会降下来。
新京报：东盟十国以及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15个国家正式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您如何看待RCEP的影响，中国和东盟的贸易关系的未来？
海闻：中国参与RCEP，表明了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姿态，也表明了中国愿意按照世界规则跟其他国家一起来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决心。
该协议得到了其他14个国家的参与，尤其在反全球化和中美冲突的趋势下，在大家对中国怀疑和不满的时候签订这样一个协议，产生的正面影响非常大。实际上反映了这些国家对中国的认同和信任，相信中国会继续推动改革和开放。RCEP的签订，会加强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关系，对进一步推动全球化也将产生积极的效应。
新京报：就大家关注的中美关系而言，拜登当选后对中美经贸关系有什么影响？
海闻：其实我们不必太关注谁当选美国总统。拜登还是特朗普，可能只是表现形式不同。目前，美国两党对中国的态度基本是一致的，只不过是激烈冲突还是缓慢冲突的区别。
对于中国来说，现在重要的是如何做好自己的事情，如何进一步融入世界，进一步展示出我们在强大之后，仍然能够跟世界和平相处，能够为世界带来发展机遇。这是缓解中美矛盾以及中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矛盾的关键。
我们要让世界人民知道。中国的发展和强大给世界带来的是和平和发展，带来的是利益而不是所谓的“威胁”，就能取得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信任，那么我相信中美关系也不会继续恶化下去。
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 胡萌 编辑 李薇佳 校对 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