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初，全国早已入冬，结束丰收的土地看似一片冷清。而在田间，播下的小麦、油菜等作物正在休养生息，为新一轮生长做足准备。种子是一切农业生产工作的开端，在现代农业里，一颗种子要经历选育、审定、推广等多个环节，动辄十年为期。甚至可以这样说，种子，就是中国三农产业的“芯片”。

那么，大国三农“芯片”是否也在遭遇核心技术“卡脖子”的风险？形势出人意料的乐观。中国农业大学农学院植物遗传育种与种子科学系教授尤明山在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如今我国的自主选育品种占比高达95%，“中国粮”用“中国种”的目标已基本实现，我国现代育种工作从理论发展、育种技术等方面与西方不存在差距。

尤明山曾先后主持国家“863”、“科技支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多项国家级研究项目。在小麦品种选育中，他曾参与育成“农大135”、“农大211”、“农大5181”等20余个不同特点的小麦品种。新京报乡村频道请尤明山来一起聊聊，“中国种”发展的现状与未来。

中国农业大学农学院教授尤明山。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提高单产仍是育种关键目标

新京报：对于种子，普通人常听到的就是杂交水稻，而从粮食作物到蔬菜水果，育种其实存在于农业生产的方方面面。那么我们如何看待种子在三农产业中的地位？

尤明山：种子最大的价值就是它的品种特性，在推动农业生产发展的技术环节中，品种更新换代处于核心地位。一般来说，品种对提高单产的贡献率超过30%，其中玉米杂交品种的贡献率在40%以上。在分类上，农业生产中常用的品种主要有常规种和杂交种两类。在我国三大粮食作物中，玉米品种基本是杂交种，小麦基本是常规种，水稻则是杂交种、常规种大体各占一半。

新京报：在粮食作物的品种选育中，主要有哪些目标？

尤明山：总结起来，高产、稳产、优质、适应性强，是对优良品种的总体要求，只是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我们对这些要求的侧重有所不同。例如，近年来，“籽粒直收”成为玉米品种选育的重要目标，这就是在农业机械化生产不断发展后对玉米品种提出的新要求。但在我国人多地少的现实下，提高单产仍是一个基本目标。

“中国粮”用“中国种”已基本实现

新京报：农业农村部在介绍我国种业发展时多次表示，要始终确保中国人饭碗主要装“中国粮”，“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目前的进展如何？

尤明山：所谓“中国种”，包含了“种子”和“品种”两方面的含义。就品种来说，根据农业农村部统计，目前我国主要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的面积占比已达95%，除玉米外，小麦、水稻的自主选育品种占有率达到100%。而从种子生产的角度上看，即使部分玉米品种是由国外公司选育的，但其种子也全是在国内自主生产的。因此，就种子来说，三大粮食作物可以说已基本实现了100%“中国种”的目标。

中国农业大学实验室内正在进行育种学科实验。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确实，中国现代育种技术相较西方国家起步较晚，早期阶段有许多国外品种直接在我国大面积推广应用的成功事例。而在新中国成立后，农作物新品种选育和农作物良种的繁育推广工作，就成为了中国农业发展关注的重点，相关粮食作物品种由此进入系统化更新换代时期。从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不同的小麦产区先后经历了多次主推品种的换代，多数地区更新了5至6次，有的地方则已经更换了7到8次。在自主选育品种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引自国外的品种在中国农业生产中占比越来越少。

育种产业为什么没被“卡脖子”？

新京报：在农业生产中，种子可以被视为“芯片”，在中国的育种产业里，是否会存在被“卡脖子”的风险？又该如何看待我国育种技术水平在国际上的地位？

尤明山：中国作物育种并没有被“卡脖子”的技术问题。这一点其实很容易理解。我们说现代作物育种是以遗传学理论的建立为标志的，它的发展历史并不算很长。因此，我国现代育种并不会过多背负经验育种的历史积累欠缺的包袱。

也就是说目前国外能用到的生物学理论我们也都在使用。因为科学本身是相通的，大家在用同样的技术，差别在于技术运用的好坏和效率的高低，这方面并不是科学本身导致的。

实验室走廊中摆放的作物种苗。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至于我国育种技术水平在国际上的地位，这一问题很难说有一个绝对的评价标准，因为世界各国都是在适应本国农业生产条件下开展品种选育工作的。但如果以平均单产衡量，我国三大粮食作物目前均已超过世界平均水平。

以小麦亩产量现状来看，世界范围里小麦平均亩产水平在230公斤左右，我国目前达到360公斤。在单产上，不光是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甚至也超过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俄罗斯等一些小麦生产大国。

新京报：和世界上小麦亩产量最高的地区相比，我们的差距大吗？

尤明山：相比之下，亩产量水平更领先的是欧洲国家，多个欧洲国家的小麦平均产量能达到500公斤以上。但产生这个差距主要在两方面，一是当地地中海气候条件更适宜小麦生长发育要求，二是种植面积较小，生产条件相对更一致，也很难说是育种技术水平的差异。

农作物育种进入“分子育种”时代

新京报：据了解，技术层面的突破是世界品种选育技术都存在的瓶颈。到目前为止，在品种选育的手段上，常规育种依然是主流。研究人员大部分时间都需要在田间完成，选育一个品种往往要经过10年左右的时间。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尤明山：这确实是作物育种目前的一个现状。其中原因在于我们现有的生物科学的知识，对理解复杂的生命现象来说还是很有限的。在目前的理论和技术基础下，作物品种没有办法像工业产品一样做到预先设计、精确选育，还只能依靠不断试错来完成。

常规育种的可预见性差、效率低的问题，人们也是有目共睹。为此，生物科学的理论突破和技术创新会被迅速应用于作物育种中。比如转基因技术、基因组编辑技术已成为创造遗传变异的全新途径；作物从头驯化的设想，也为拓宽遗传基础提供了新思路；分子标记辅助选择已是开展基因型选择的有效手段，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基因测序技术的进步，基因组选择技术的普遍应用还会更大的提高选择的效率；这些技术还可以与加速作物世代演进的技术结合，从而构建更高效的“快速育种”技术体系。

总的来说，生物科学的发展，让作物育种进入“分子育种”时代，如何真正发挥分子育种技术优势，突破常规育种的技术瓶颈，是所有国家都会关注的重点。

逐渐开放的商业化育种市场

新京报：种业市场未来发展的重点在哪？从我国近年来的政策来看，非主要农作物的育种市场化和提高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效率，是否是未来的大趋势？

尤明山：在世界范围内，育种行业可以分为公益性育种和商业化育种两类。前者由国家财政对育种工作进行支持，后者多在企业，以盈利性育种为目的。在公益性育种方面，我国投入比重更高，而商业化育种在国外市场的发展更加充分。

在2000年之前，中国育种工作主要由科研院所和高校负责开展。而在《种子法》颁布后，我国种业经营由指令经营向许可资格经营转变。

2011年我国就提出了“建立商业化育种体系”的重点任务。随后在2015年，新《种子法》正式通过，由国家和省两级审定的二十八种主要农作物减少至五种，仅保留稻、小麦、玉米、棉花、大豆，多数农作物均纳入非主要农作物做品种登记。

而在审定环节，我国也在新《种子法》修订后开拓了新的品种试验审定渠道，如对具备“育繁推”一体化能力的企业开辟主要农作物品种的绿色通道，企业备案后可自行开展品种试验。对于无法达到要求的企业，于2016年最新修订的《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办法》中，也提出联合体试验渠道，即多家企业、科研单位共同进行品种审定。

品种审定权力的不断下放，推动了育种市场化的发展。到了2019年，全国审定品种中企业选育品种已占60%以上，新品种的投入生产过程也在不断加快。

田间作物检查。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在育种行业市场化大趋势下，未来我国种子行业将如何发展？

尤明山：应该说，市场化趋势符合育种行业发展的需要，育种公司和企业的加入，能够提供更多样、高效的育种工作。当然，与一些国际化的种业公司相比，目前国内种业企业总体小而散的现状，导致我国的商业育种力量总体比较薄弱。但我相信，随着监管到位，市场放开带来充分竞争之后，中国也会有种子企业不断做大做强。

新京报记者 张羽

编辑 张树婧 校对 李世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