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廖伟棠


七等生(生于1939年,逝于2020年10月24日),本名刘武雄,台湾现代主义代表作家、画家。苗栗县通霄镇人,台北师范学院艺术科毕业,曾任小学教员。七等生作品以小说为主,也写诗。小说以孤介小角色作为抗议社会主流压力的象征,其写作风格和内容,曾被文评家讥讽为“不忍卒睹”丶“悖逆伦常”。代表作品有《我爱黑眼珠》《沙河悲歌》《重回沙河》等。

 

七等生


看《削廋的灵魂》里七等生谈自己的作品,我不禁想起他的一个前辈的一句话:“我这个人就是代表真理的。”——老民国的作家废名,在剃头的时候突然蹦出来这句话;因为不满理发师把肥皂胰子抹了他一脸,废名生出一首诗和许多道理,诗叫《理发店》,道理如下:

 

“我还记得那是电灯之下,将要替我刮脸,把胰子沫涂抹我一脸,我忽然向着玻璃看见了,心想,‘理发匠,你为什么把我涂抹得这个样子呢?我这个人就是代表真理的,你知道吗?’连忙自己觉得好笑,这同真理一点关系没有。就咱们两人说,理发匠与我,可谓鱼相忘于江湖。这时我真有一种伟大之感,而再一看,一把剃刀已经把我脸上划得许多痕迹了。而理发店的收音机忽然开了,下等的音乐,干燥无味,我觉得这些人的精神是庄周说的涸鱼,相濡以沫而已。”

 

七等生是承受了很多世间之沫的人,多数不是相濡之沫,而是他生厌而无法摆脱的唾沫。而他又像上面的废名,有着非常过人的自我意识,提升着自己、保护着自己,超然于尘世之上——而用尘世的话说,此君不近人情极了。

 

不过就像他自己说的:“我写的是宇宙,写的是地球,写的是人类,而不是写你们要的东西。”那些毁誉他的(七等生言“要把我打死、要把我消之于无形”的人)根本不值一提。七等生就算不是台湾小说最后一个存在主义者,也是最极端的一个。因为极端,所以锐而薄、而扭曲、而纤细,文字和人都疾驰在剃刀边缘——你会担心他的小说崩坏在诗的诱惑之中,一如你看《削廋的灵魂》,你会想这个人怎么会没有自杀掉。

 

这样的有才华又偏激的人,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道的文艺青年里并不少见,不过后来有一半踏实下来与现实和解、缓缓坐上现实提供的交椅;另一半由自恋而自命不凡,以名士风度也建设了终南捷径。像七等生这样狂狷独立不媚于世的,竟能幸存不折,你不得不佩服其硬度。

 

傲则易于妄。最近那位号称自己读了十五万本书(就是假设他从出生开始读书,每天也要读5.7本)的突然出家的漫画家,就是绝佳例子,他的傲气其实是没底气的自欺,哪里比得上七等生说“这世界只有三幅画可以永恒,一幅是《蒙娜丽莎》,一幅是梵谷(注:即凡·高)的《向日葵》,还有一幅就是我画这幅”(大意)这么从容、可爱。我必须承认,他代表一部分真理:不学而能、天真自得的那一部分。

 

七等生的狂狷,落在文字里,就是拧巴/较劲,从他坚持《削廋的灵魂》这个名字就可以看出。在生命末期,他仍然跟编辑说要注意《削廋的灵魂》的书名,“早期都是铅字排版,捡字工人以为我写错字,改成瘦,后来很多版本就沿用变成削瘦的灵魂,但我的本意是廋,有隐藏的意思,这次全集如果能够,我想改回来。”(见印刻编辑陈健瑜脸书)

 

七等生的语言之怪,恐怕也只有废名和新诗早期的李金发可比。崎岖拗口,时而嗫嚅时而斩截,质疑他的人说是翻译体,诗人鸿鸿却慧眼指出:那未尝不是七等生对党国标准语言的挑衅对抗。我再补充一下,与其对待生活之“不认真”相比,他的文学语言却极度认真,认真得让人不安——但这两者都是真诚忠实于其自身存在的。

 

电影的最高潮,当是七等生最具争议的《我爱黑眼珠》的影像化,其震撼程度虽不及文字十分之一,仍然可以叫没有看过原著的人瞠目结舌。

 


《我爱黑眼珠》是七等生在28岁时所发表的作品,大意是一位男子李龙第前去找其妻晴子,在路途中遭逢一场豪雨。城市被洪水淹没,他救助了一名羸弱的妓女,此时晴子出现在远处,他却不给晴子回应而让她以为被背叛,妻子目睹妓女亲吻李龙第,歇斯底里落水被洪水冲走。

 

这名篇和尼采、纪德、王尔德等前现代主义者一脉相承,又连结了日本太宰治、安部公房等人的背德传统,惊世骇俗之力与其同时代的村上龙相比也不失色。讨论这篇小说的文章也汗牛充栋了,我还是想强调,它打动我的,依然是其诚实,以及面对存在之悬崖时不媚俗的勇气。

 

能解释《我爱黑眼珠》等“杀妻”小说的,好像最合适的是七等生的诗。比如说这首《雨雾时节》:

 

“……晨阳普照阶台

懒得起床梳洗

阴户充盈着属于

合法的男人的精液

谁在后房独卧

沉默,萎缩和哀伤

像寄生虫

不敢前来……”

 

这里面的矛盾、怯懦,仅反证出书写行为的勇敢。即使这样的人,也有人理解和爱他,只能说他遭遇的女性伟大,既伟大于宽容,也伟大于在泥石俱下的时代中辨别这个狂狷之人的可爱之处——而毋庸讳言,七等生当然是对不起她们的。

 

最后一提,本片的影像表现在“在岛屿写作”系列里显得凌厉和高度个性化,导演参考的,可能是敕使河原宏的《砂之女》,以及七等生的同代人张照堂的摄影。纪录片这样拍属于冒险,我很欣赏。遗憾的是“沙河”这样一个重要的七等生的文学舞台,就像他早年的雾社一样,并没有得到影像的演绎,更遑论剖析——也许还需要一部更大胆的七等生电影来弥补。

 

作者|廖伟棠

编辑|张进

校对|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