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丨聂日明（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历史与经济：一种视角的缺席
历史是了解经济、政治与社会的重要窗口，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中给予历史极高的位置，“历史现象不可能是纯经济的，必然是同时掺杂其他‘制度’事实的，只有通过经济史的研究才有可能了解经济事实与非经济事实如何相互联系”。
遗憾的是，大多数人甚至从事社会科学的学者都缺乏对基本历史事实的认识。
当前中国所处的外部环境复杂多变，有相当多的人认为与世界脱钩、只靠内循环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历史经验则告诉我们对外贸易的重要性。中国初高中教科书一般都会讲授马尔萨斯陷阱，自公元以来，人口的增长总会触及环境资源的上限，最终通过战争、瘟疫等过程减少人口。但这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开启大航海时代以后，西欧率先开始摆脱马尔萨斯陷阱的诅咒，这种贸易不仅直接通过经济史学家彭慕兰所说的以海外殖民掠夺摆脱西欧本土的生态困境，还引发了体制变换，大西洋贸易的增长，提高了商人利益群体的议价能力，限制了君主政体的权力，这些制度上的进步对后来的经济增长非常重要。中国近四十年的经济增长，更是离不开全球贸易，参与全球贸易分工，大大增加了就业岗位、进而促进了城市化水平及城市化的质量。
李楠在《繁荣与贫困》中首要陈述的正是各类历史事实和重大历史事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这些专题包括文明起源、地理大发现、奴隶贸易、工业革命、战争、瘟疫、人口与迁移、宗教。以战争为例，我们要理解战争，首先需要概览相关历史事实，例如对战争的描述性统计包括战争频次、数量、死亡人数、残疾健康调整年，其次需要了解战争的起源，经济资源分配冲突，还是文化宗教冲突，抑或气候变化带来的生存资源竞争，最后则是战争的经济社会影响，比如太平天国运动产生的经济后果一直到1930年代才悄然消失，产业的空间布局也发生极大的调整，战前南京是江南丝织业最发达的城市，战后一蹶不振。不过研究也发现，这场战争也促进了近代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在平定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满汉的权力结构也发生了变化，汉臣及地方势力崛起，洋务运动兴起。
《繁荣与贫困：经济发展的历史根源》
作者：李楠
版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0年9月
如果我们同意“历史映照现实”，那么准确的基本历史事实就是我们理解现实必不可少的工具。中国的今天已经是历史中最为开放的时代，我们可以相对容易获取来自全球的智慧，国内出版社大量出版世界史、科技史等史学新知，宏观如人类大历史，具体如棉花生产与资本主义。然而，一本入门的、能提供全景式基本历史事实的中文著作还很稀缺，这项工作著者的水平有不低的要求，而且很容易出力不讨好，是以中文世界迟迟未见新著，《繁荣与贫困》在历史事件如何影响经济发展这个角度上填补了前述空白。
线性与非线性：复杂的因果关系
知晓基本历史事实及其相关关系，有助于我们理解现实，但我们仍要谨记历史的复杂性。我们从一位传教士讲起。1805年，伦敦传道会委派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到大清开辟新的教区。马礼逊是第一个来华的新教传教士。为了便于传教，马礼逊开始了一个庞大的工程——将《圣经》译为中文，为此他独力编写了中国第一部《华英字典》。他还编写了《中国一览》、《广东省土语字汇》，创办或参与创办了海外的中文资讯报刊或在中国出版的英文报纸。这些工作降低了西方了解中国或中国了解西方的障碍。
马礼逊并不特殊，在他之前有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艾儒略、汤若望、南怀仁。他们也是西方了解中国的一扇窗户。马礼逊之后，清朝逐步对外开放，各派宗教因传教等原因在中国大量设立医院、学校及书局、救济院、孤儿院等社会组织。回顾他们的工作，传教工作是否得力很难评价，但他们在传教时的这些副产品，大大促进了中西方文化交流。
一些学者也发现，在新教人口比重较高的国家，当地也存在较高的识字率，进而提高了经济发展水平。他们猜测，新教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是通过识字率这一渠道得以实现的，而非宗教教义本身。新教主张信徒应该有自己阅读《圣经》的能力，这提高了新教徒的识字率，从而新教徒比例越高的地方，当地的识字率也越高。
宗教的传播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相当有趣的例证，历史的演进往往是非线性的，播下了土豆，收获了玉米，不同的因素在历史演进过程相互缠绕、交叉影响，后世看重的结果往往是为了达成其最初目标产生的副产品。
宗教影响文化交流以及经济发展的复杂路径并不是个案。越长周期来看历史，就越会发现历史对后世的影响是复杂的，历史不是单线条发展的。一个坏的事件也可能会有一个非常正向的影响，比如13-14世纪横扫欧洲大陆的黑死病，导致英国的劳动力供给大大降低，实际人均工资水平上涨了3倍，从而使得英国在随后几个世纪的收入和城市化水平开始上升，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也拉动了技术进步。
历史演进路径的复杂性警示着我们，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绝不是一项可以事先规划好的工程。近年来，中文互联网活跃着一批“工业党”，他们把工业社会的发展看作一个工程问题来处理，他们将技术与工业技术视为独立、脱嵌于社会、文化的存在，忽视了现实中人与社会的多样性与复杂性。《繁荣与贫困》试图展示的正是这种复杂，各类历史事件对经济发展的传导渠道的多样性，令人惊奇又富有说服力，这些结论大多来自顶刊的前沿研究成果，经得起挑战。
中国与全球：更大范围内的历史
李楠在《繁荣与贫困》中还呈现了一个有趣的观察视角：全球史。二元视角者单方视角是中国历史作品的常态，就着中国的材料研究中国，这是古代史的常规视角，或者采用中西、中外互动，这是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常用手法，如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这些视角仍然以某一个国家为观察主体，但现实中的人或组织考虑问题可能并非如此。
《繁荣与贫困》在讨论非洲奴隶贸易时，在指出这是西方世界对非洲的掠夺与瓜分以后，还描述了奴隶贸易在当时国际贸易中的角色——殖民时代“三角贸易”（欧非之间的酒精、军火、纺织品贸易；美非之间的奴隶贸易；美欧之间的贵金属、糖、棉、咖啡等贸易）之一，这条三角贸易路线维持四百年之久。这种全球史的视角，可以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奴隶贸易的产业链、激励机制、直接和间接参与者。
意大利画家、历史学家乔尔乔·瓦萨里（1511—1574）画笔下的勒班陀海战。勒班陀海战是欧洲最大规模的战争之一，重塑了欧洲进入近代前夕的经济格局，是战争作为历史事件影响经济发展的经典案例。
采用全球史的视角来审视鸦片战争，我们可以更好的观察鸦片战争的微观发生机制。众所周知，鸦片战争的直接事件是清朝禁烟，之所以要禁烟，有一条关键的因素就是清朝出现持续白银外流，最早系统性计算鸦片贸易导致白银外流是包世臣，他因此主张严格拒绝洋货，防止海外商品挤压国内市场（详见罗威廉的《言利》）。包的观点影响了一大批官员，是后续禁烟主张的理论基础。但包世臣不知道，清朝白银外流的原因是复杂的，明末到19世纪初，中国的白银很大比例来自西班牙人殖民的秘鲁波托西银矿，数百万人死于繁重的矿山劳役。
19世纪初，拉丁美洲开始了独立运动，波托西从西班牙独立，再加上波托西矿产枯竭，全世界都面临着白银紧缺，这不只是清朝面临的问题。细究下来，拉丁美洲的独立战争又受到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包括自由平等理念及随后的欧洲战争等），我们当然不能说“法国大革命导致清朝禁烟”，但历史事件确实是一个又一个的意外和偶然促成的。
全球史的视角极为有趣，但富有挑战，限于篇幅和内容，《繁荣与贫困》在人口迁移、大航海时代、非洲悲剧等章节力所得及地展开了一些陈述，但无法铺陈，这些或许可以作为读者的线索，未来展开更多的阅读。
撰文丨聂日明
编辑丨罗东，肖舒妍
校对丨翟永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