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不要试图定义或控制绿色，因为我们做不到。我们只能在被绿色包裹的环境中，深陷自我。丛林的绿，海水的绿，愤怒的眼睛之绿，夏加尔的梦境之绿，还有魅惑的苹果之绿，它永远是人类生命之外的颜色，当它接近我们时，不会让我们感到紧张，而是无所适从。
爱德华·霍珀的画作中经常出现绿色的背景。在它的衬托下，画面中的人变得孱弱，仿佛森林中的一只松鼠。作为一种本不属于城市建筑的颜色，它在新现实主义油画中的出现，却让它最完美契合了城市的生存环境。人们无法在其中获取一个稳定的中心，在某个边缘的阴影中，有一种空旷在等待着他们，而且，这种空阔感还会不断在空间中扩大，直至模糊了自由与空虚的界限。这就是绿色的迷离之处。
爱德华·霍珀《纽约的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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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人类的主要文明花费了多长时间才开始捕捉绿色？非常漫长，而且，直到现在，我们依旧难以肯定自己真正捕捉到了这个神秘又无处不在的色彩。
许多文学历史的研究者怀疑古希腊人是色盲，不单单是因为荷马，而是在古希腊的所有史诗中，他们用尽了精致的诗句来描述大海与火焰的色彩，描述一个英雄愤怒的盔甲和战马的咆哮，却没有一个用来描述绿色的词语。这个色彩，在早期文明中完全匿迹。之后的《圣经》也是如此。伊斯兰教将绿色奉为神圣的色彩，但是，它在《古兰经》中出现得多吗--并没有，也只是区区8次，而且直到12世纪之前，绿色都并不是伊斯兰教的象征色彩。只是与西方文明不同，绿色只要在伊斯兰教的典籍中出现，它的象征意义便全都是正面的。
古罗马时期，拉丁语里终于出现了描述绿色的词语，加上绿色服饰与器皿的出现，看来绿色在社会文化中即将拥有应得的席位，但事实也并非如此。喜欢给周围物体尽可能染上颜料的古罗马人唯独不热衷绿色，暴君尼禄对绿色的偏爱以及北方爱尔兰人喜欢给身体涂上蓝绿油料的事情，让绿色在古罗马人眼中成为了野蛮色彩。
对生产颜料的人来说，制作绿色颜料也没什么困难——能作为原料的植物在自然界随处可见。不过，绿色衣服只有地位低贱的人才会穿，赚不到什么收益，而且颜料也很不稳定，这也让绿色在早期社会文明中变得非常边缘化。只有崇拜鳄鱼、用莎草纸书写的古埃及人，才会对绿色情有独钟。然而，现代艺术之前，谁会在意古埃及人的色彩喜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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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家，设计师，绝大多数都不喜欢绿色。
这是一个看起来没有什么用的色彩。红色出现在画面上可以唤起激情，黄色让人联想到光明与宗教，蓝色让人宁静，而绿色——浑浑噩噩，区别度极低，人们如何木讷地走在草地上，便如何木讷地应对绿色的画面。当然，在以前还有一个技术性的原因，那就是不管是多么高明的画家，都没办法调配出稳定的绿色。
16世纪的画家委罗内塞是当时唯一能够稳定使用绿色油彩的人，为了保证亮绿色能够一直留在画面上，他不得不先用顽固的颜料涂上两层，然后再加上多层的清漆进行保护。19世纪的点彩画大师修拉为我们留下了一幅杰作，《大碗岛的星期天下午》，这幅画的光彩看起来很和谐，没有什么不对劲，但仔细观察后会发现——草地的颜色有点不太对劲，有点抽象。这也是因为修拉找不到理想的绿色，只能使用普通甚至差劲的绿色颜料，时间一久，大碗岛的草地已经开始枯萎、发黄。
修拉《大碗岛的星期天下午》
当然，这个颜料失误是不是更增添了“下午”这个意向的光彩氛围，则是另一个说法了。
不过，在修拉绘制这幅油画的19世纪，已经有了一种风靡欧洲的绿色颜料——舍勒绿。瑞典科学家卡尔·舍勒在发现亚砷酸铜的时候，偶然发现了这种绿色物质。这个来自化学室的绿色，既是艳丽的色彩，也是隐形的毒药。
只需要不小心吸入一口粉末，舍勒绿颜料工厂的工人就会因此去世。
只需要从15平方厘米的舍勒绿壁纸里提取出砷元素，便能让两个成年人死亡。
只需要将圣赫勒拿岛囚房的壁纸涂成这种绿色，拿破仑便会慢慢死于砒霜中毒。
英国作家狄更斯，也险些因此丧生。因为喜欢这种绿色，他曾经设想将自己的整栋房子都涂成舍勒绿色，所幸，最后被家人阻止了。
人们需要一种完美的绿色，但神奇的是，绿色的大自然却迟迟不给予人类这个看起来十分普通的馈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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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是不是无法找到完美绿色颜料的原因，艺术家们开始从色彩理论入手，将绿色视为并不重要的色彩。在色彩中，绿色属于夺目的基本色之一，它似乎很难和其他颜色达成和谐的效果。就像现代装潢的房间一样，要么整体都采用绿色调，否则，如果其他色调的房间里出现了一个绿色的物品，它会显得非常突兀。而其他色彩——常见的黑白色几乎可以搭配任何环境——哪怕是红色或蓝色，在与色彩搭配方面都没有绿色这样难以解决。如何恰当地使用绿色是所有艺术家的功课，他们必须要解决或避免这一问题。
在一段时间里，绿色这种格格不入的特性被艺术家们发展成了一种补色。假如你想在画面上让红色的物体更醒目，更有质感，那么在周围使用绿色的色块便能达成这一效果。但它依然很难控制，在作画的时候，谁都无法预测使用的绿色颜料在未来会不会变成黯淡的棕色。在艺术史中，绿色，就像大自然本身一样，有着自己的生物钟和时间节律，有自己的生命历程，会盎然，也会枯萎。
它就像中世纪所代表的妖精与魔鬼的颜色一样，在社会尘嚣之外，不受文明与定义的影响。
即便到了亨利·卢梭成功使用了稳定的群青绿色颜料、大篇幅的绿色开始在南美画家和野兽派画家的作品中出现后，绿色那无法控制的特性还是没有得到改变。包豪斯学院拒绝在设计中使用绿色。冷抽象的蒙德里安和热抽象的康定斯基，也不会在画面中使用绿色，康定斯基尤其厌恶这种颜色，认为绿色像头迟钝的奶牛，无法勾起视觉的兴趣，也无法承载任何情绪上的意义。这或许正是绿色的特质。在一项科研调查中显示，当关于同一个问题的论述使用绿色字体打印出来后，阅读的人接受该论述的可能性要比其他颜色多出十几个百分点。它似乎具有抚慰人类激辩心理的功能。
所以，看看城市里风靡的餐饮店——KFC，麦当劳，必胜客，蒂姆·霍顿，他们都不会使用绿色作为自己的商标。赛百味是绿色的，而它带来的效果也是像个路边的大邮箱，没有任何商业的竞争感。大概只有白绿相间的星巴克，可以算是个例外。
今天，我们在使用绿色的时候，其代表的含义也不过是自然，和平，环保，有机农业等等。在文明史中绕着负面的概念转了一圈，最后还是回到了它与自然界相关的那些意义。它暗含着一种野性与自由的气质，同时也代表着一种与现代文明无关的、自生自灭的疏离时间，新写实主义画家们尤其喜欢将绿色运用到这些地方，在爱德华·霍珀和诺曼·洛克威尔的油画中，我们都能看到那些不经意出现的绿色墙壁与橱柜，然后一个无奈的角色会坐在它们面前，好像生活的一切都已经失控，同时，他们还只能接受。
青瓷绿：在中国宋朝的瓷器传入欧洲后，青瓷的绿色花纹引发了欧洲人的迷恋。由于留下的文学作品描述不一以及古董真品的罕见，青瓷绿的真实色彩一度让人无法猜测。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一座佛塔下发现了相关藏品，才确定这种绿色为一种淡淡的橄榄色。这种最神秘的青瓷绿色的调制配方由宋朝宫廷掌握，秘不外传，因而十分珍贵。
苦艾绿：来自苦艾酒的绿色。最早的苦艾酒被用作预防疟疾的药物，19世纪后因为其流行而被人们与放荡的波西米亚风联系在一起，之后由于出现大批人群嗜饮苦艾酒而死亡，从而被怀疑是一种导致精神错乱的毒品。1905年，因为“苦艾酒谋杀案”，瑞士宣布全国禁止苦艾酒。1914年，法国也做出了相似的规定。而现代实验证明，苦艾酒的毒害与苦艾没有任何关系，完全是因为苦艾酒的酒精含量过高。但苦艾绿却因此成为了象征毒杀、迷幻、罪恶等负面含义的替罪羊。
祖母绿：第一种被与“嫉妒”联系在一起的色彩。最早的出处来自莎士比亚的戏剧《奥赛罗》，“那个绿眼的妖魔，谁做了它的猎物，谁就要受它的嘲弄”。从此，嫉妒的象征便由中世纪的黄色变成绿色。祖母绿最早出现于古埃及，而后，深爱绿色的古罗马暴君尼禄曾将祖母绿当作太阳镜，以便他在刺眼的阳光下欣赏角斗士的战斗。
撰文｜宫子
编辑｜张进 李永博
校对｜翟永军
